核心企业治理能力对模块化组织价值创新的影响——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模块化组织中核心企业治理能力直接关系到组织价值创新绩效。构建了核心企业治理能力影响模块化组织价值创新的概念模型,并将环境动态性作为调节变量引入该模型。基于268家以模块化方式运行的样本企业数据开展实证研究发现:核心企业治理能力所包含的系统设计能力、合作主导能力、关系协调能力和知识重构能力均对模块化组织价值创新产生了正向影响。其中,系统设计能力对组织价值创新的促进作用最大,其它依次为关系协调能力、知识重构能力和合作主导能力;在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下,核心企业关系协调能力和知识重构能力会增强对组织价值创新的正向影响,而系统设计能力和合作主导能力会削弱对组织价值创新的正向影响。     

模块化组织中核心企业治理能力的内涵与结构

技术模块化催生了模块化组织,作为新型的价值创造系统,模块化组织有效运行的关键保障是核心企业治理能力的培育和提升。在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界定了模块化组织核心企业治理能力的内涵,基于过程观视角探讨了核心企业治理能力的结构维度,提出了系统设计能力、合作主导能力、关系协调能力和知识重构能力的四维结构,并以海尔集团模块化治理实践为例进行了验证。     

模块化组织中核心企业治理能力的内涵与结构——以海尔集团为例

技术模块化催生了模块化组织,作为新型的价值创造系统,模块化组织有效运行的关键保障是核心企业治理能力的培育和提升。在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界定了模块化组织核心企业治理能力的内涵,基于过程观视角探讨了核心企业治理能力的结构维度,提出了系统设计能力、合作主导能力、关系协调能力和知识重构能力的四维结构,并以海尔集团模块化治理实践为例进行了验证。     

核心企业治理机制对模块化网络创新绩效的影响——知识转移的中介作用

从知识转移视角提出核心企业不同治理机制对模块化网络创新绩效影响的概念模型与研究假设。结合268家以模块化方式运行的样本企业调研数据，运用层次回归分析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核心企业规则治理机制、合同治理机制和关系治理机制对模块化网络创新绩效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规则治理机制的影响最为显著;显性知识转移在规则治理机制、合同治理机制与模块化网络创新绩效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隐性知识转移在关系治理机制与模块化网络创新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可为核心企业更好地管理和运用模块化创新网络提供理论指导。     

权变视角下知识搜索平衡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研究

基于组织双元性理论,探讨知识搜索平衡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环境动态性和环境竞争性的调节作用。基于苏南地区158家企业问卷调查数据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知识搜索联合平衡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环境动态性在其中起负向调节作用;知识搜索匹配平衡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环境竞争性在其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组织遗忘、组织即兴与环境动态性视角下企业原始性创新构建路径

原始性创新是企业获得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但当前对企业如何获得原始性创新的研究严重不足。为此，以我国环渤海经济带179家高技术企业为样本，从组织遗忘和即兴角度研究原始性创新形成问题，并进一步分析环境动态性在组织遗忘和原始性创新间的作用。结果发现：组织遗忘和组织即兴对原始性创新具有积极效应；组织即兴在组织遗忘和原始性创新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环境动态性对组织遗忘和原始性创新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     

知识网络能力对组织创新影响的双路径效应机制研究

知识网络能力概念是在组织网络理论与知识管理理论交叉融合背景下提出的，创新理论与实践发展揭示了知识网络能力研究的必要性。基于组织网络理论和知识基础观，构建“能力-创新行为-绩效”和“能力-网络位置-绩效”模型框架，验证知识网络能力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研究结果表明，知识网络能力对组织创新具有正向影响，创新二元行为在知识网络能力与组织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网络位置跃迁在知识网络能力与组织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知识基正向调节知识网络能力与组织创新之间的关系，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知识网络能力与组织创新之间的关系。结论拓展了知识网络能力相关理论研究，支持了从知识网络能力视角出发的组织创新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     

动态能力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环境动态性的视角

如何理解和运用动态能力以适应竞争环境的动态性已成为企业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难题,也是学术研究关注的焦点。本文引入环境动态性作为调节变量,在权变视角下研究企业动态能力对绩效的影响机制,发现企业动态能力可以从感知能力、学习能力、协调整合能力和创新变革能力四大维度进行测量,动态能力及其维度能力与企业的财务绩效、非财务绩效都存在正向相关关系,而且环境动态性对动态能力与企业非财务绩效的影响关系存在调节作用。鉴于此,企业在经营实践中应侧重于从感知、学习、协调整合和创新变革四大方面构建动态能力,并关注动态能力与环境动态性的匹配性。     

网络能力、主动组织遗忘与前摄式商业模式创新

基于社会网络和组织行为理论,以高新技术企业高管为调查对象,实证分析了企业网络能力与前摄式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以及主动组织遗忘的中介作用与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①网络关系管理能力和网络配置能力都对前摄式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显著正向作用;②主动组织遗忘在网络关系管理能力与前摄式商业模式创新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而在网络配置能力与前摄式商业模式创新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③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网络关系管理能力与前摄式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而在网络配置能力与前摄式商业模式创新间不存在调节作用。     

虚拟组织网络规模、网络结构对合作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知识资源获取的中介效应

基于开放式创新视角，以231家企业作为样本，实证检验虚拟组织网络规模、网络结构通过知识资源获取路径对合作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网络规模对显性知识资源获取、合作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网络中心性对显性知识资源获取、隐性知识资源获取与合作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网络规模对隐性知识资源获取的影响不显著；显性知识资源获取在网络规模与合作创新绩效关系中发挥完全中介效应；隐性知识资源获取在网络中心性与合作创新绩效关系中发挥完全中介效应。结论可为丰富和完善虚拟组织持续创新理论及创新绩效理论奠定重要基础，具有实践应用价值。     

全球生产网络治理机制分析

全球生产网络是跨国公司在组织上的重要创新，它是以互补性分工为基础，通过相互依存的关系往来并以一定正式的规则(契约)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一种组织治理模式。区别于市场和企业(古典型契约)，治理上采用共同治理、多元治理模式，并随核心资本的变化呈动态化发展。     

开放式创新视阈下创新生态系统核心企业价值网络演进路径研究

作为创新生态系统的领导者，明晰核心企业在开放式创新情境下的价值网络演进路径，对系统内各主体企业获取互补性资源，进而促进系统整体创新能力提升意义重大，但现有相关文献鲜见。基于扎根理论，运用多案例研究方法，选取4家样本企业进行分析，聚焦知识、资源和技术等创新要素，探究核心企业在开放式创新模式下的价值网络演进路径并构建相关模型。结果发现，创新生态系统核心企业在构建“线—面—体”价值网络过程中，一般采取资源简构、资源拼凑和资源整合等模式获取所需资源，并通过能力强化、能力重构和能力拓展等方式增强其巩固知识、资源及技术的能力。结论不仅丰富了特定背景下价值网络理论和开放式创新理论，而且可为创新生态系统核心企业通过优化创新路径实现高效创新提供科学的决策参考依据。     

企业网络能力对双元创新的影响机制

创新网络既是提高产业集群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也是提高企业自身创新能力的有力保证。双元创新包括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是企业创新过程中的两种模式。通过构建企业网络能力与双元创新概念模型,提出企业网络能力与双元创新正相关假设,通过收集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高科技行业企业315份有效问卷进行模型验证。研究结果显示：网络能力与网络位置跃迁对企业双元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网络位置跃迁在企业网络能力与双元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环境不确定性在企业网络能力与网络位置跃迁的正向关系中起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创新支持氛围对企业网络能力与双元创新、网络能力与网络位置跃迁关系有显著正向调节效用。     

交易特性、关系嵌入与创新能力——基于广州等地科技型中小企业核心员工人力资本的调查

科技型中小企业核心员工的创新能力直接决定企业创新绩效,不同人力资本交易特性与关系嵌入形态的核心员工创新能力存在差异。基于广州等地调研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从主体因素看,核心员工的人力资本交易特性对其创新能力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尤其是人力资本不确定性与创新能力密切相关;对于处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核心员工,复杂易变的技术问题加上资源能力的限制,势必会阻碍其技术及制度创新能力提高。从微观环境因素看,核心员工的不同关系嵌入对其创新能力影响的差异性较大。较少的政府介入有利于提高核心员工的创新能力,而与科研院所合作研发,通过嵌入供应商和行业协会、咨询公司等专业机构的创新网络有利于获得推动企业创新。     

机构投资者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兼论机构投资者与企业异质性

机构投资者作为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司治理外部监管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将公司治理传导效应纳入机构持股与企业创新关系及作用机理分析框架,基于2007—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显著促进企业创新,内部控制有效性、核心技术人员股权激励和管理费用控制是机构投资者促进企业创新的3个重要传导路径。另外,战略型机构投资者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相较于财务型机构投资者更为突出;同时,机构投资者对非国有企业创新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但对国有企业整体创新的影响不显著。     

企业原始创新驱动路径研究——基于TOE框架的组态分析

企业原始创新是解决科技“卡脖子”问题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举措。在TOE框架下，结合现阶段企业原始创新特点，提出分析企业原始创新绩效差异的整合性框架，并采用fsQCA方法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实现企业高原始创新的组态路径有5条，分别是技术与市场主导下的技术管理与原始创新氛围驱动型、技术与市场主导下依托政策的高管支持与技术管理驱动型、技术与市场主导下的原始创新氛围与政策驱动型、技术主导下依托政策的技术管理与组织因素驱动型以及市场主导下依托技术管理的原始创新氛围与高管支持驱动型；从企业高原始创新组态路径中发现，技术、组织和环境3个层面要素之间具有互补替代关系，可为处于不同场景下的企业获取高原始创新绩效提供有益参考；导致企业非高原始创新的组态路径有两条，且都包括非高技术能力、非高程度高管支持、非高市场导向和非高政策导向，表明技术、组织和环境层面要素的缺失导致企业原始创新绩效不高。结论可为驱动企业原始创新提供重要理论依据。     

中国情境下企业创新绩效要素协同驱动路径研究

立足于中国情境,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以143家企业为样本,系统研究制度环境、异质性知识来源和吸收能力不同维度耦合组态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①存在3条高创新绩效驱动路径,即政府主导下依托外部知识—吸收能力的探索式创新驱动型路径、关系主导下依托外部知识—吸收能力的探索式创新驱动型路径和依托内部知识—吸收能力的利用式创新驱动型路径;②不同路径内部构成要素间存在替代或互补关系;③驱动高创新绩效的路径间存在等价性。基于组态视角探究中国情境下创新绩效内化机制及协同驱动路径,对企业提升创新绩效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高新技术企业间知识治理对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

知识治理是知识管理理论发展的新阶段，在动态复杂的创新环境下，知识治理与创新的关系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对高新技术企业进行问卷调查，探讨知识治理对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并采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知识转移和制度环境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正式知识治理与非正式知识治理均会对知识转移产生正向影响；知识转移在知识治理与协同创新绩效关系中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即知识治理对协同创新绩效的正向效应是通过知识转移实现的；制度环境正向调节知识转移对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即在良好的制度环境下，知识转移的中介作用更强。     

A stage-based diffusion of IT innovation and the BSC performance impact: A moderator of 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

Information system (IS)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resource to link to firm performance according to the resource-based view. However, the diffusion of IS innovation is often the crux of the final successful use and thus, critical to realizing firm performance. The diffusion process is dynamic and complex in nature. The 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 (IDT), which is inherent with a multi-stage analysis, can provide insight to its implementation. Little research has examined IT-enabled firm performance for a multi-stage analysis. Moreover, empirical studies have shown inconclusive results in assessing IT value. The balanced scorecard (BSC) is a hybrid performance measure system with four indicators. Grounding on the IDT and BSC, this study proposed a novel research model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 stage-based diffusion structure and the four BSC indicators. Further, the 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 (TOE) was defined as a moderator between them as it is critical in determining the adoption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IT value is realized differentially in different forms of performance indicators across different diffusion stages. Time-lag effect is also important for a well-realized financial perform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