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协同发展的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格局研究

利用协同发展的相关理论,从长三角22城市之间的经济能级、经济联系以及产业协同发展三个方面对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格局进行研究,并提出了建设性的评论。研究发现,长三角区域正在逐渐从单一中心向多中心化模式转变,基本形成以上海为核心的圈层和以苏州、杭州、宁波、无锡、南京为次核心的多核心圈层结构,总体上可划分为上海凝聚团、南京凝聚团和杭甬凝聚团三大凝聚子团。研究认为,通过组团式协同实现"多中心"的城市空间格局是未来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的必然趋势,助推整个城市群系统向更为有序的宏观自组织结构演化。     

中国城市群创新非均衡性

利用2007—2014年中国城市层面的数据,通过计算加权相对泰尔指数,对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创新非均衡特征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群创新活动存在地区差异,且主要体现在创新人力资本和以专利申请量表征的创新产出方面;京津冀城市群内部的创新差异较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更为明显,且近年来其创新产出极化现象持续加剧;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的R&D经费投入差异和创新产出差异明显缩小;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导致的创新人才的区域差距是三大城市群亟待解决的共同难题。     

我国三大城市群内部经济联系对比研究

城市群内部城市经济联系程度差异会对城市群的协同发展产生影响。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内部经济联系看,三大城市群中心城市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也都呈现明显的梯度发展结构。但对三大城市群比较分析发现,城市群中各城市与主要城市的经济联系总量、联系强度、空间梯度结构存在明显差异。进一步加强城市群内部的经济联系,应构建京津冀城市群聚疏有序的发展格局,提升长三角城市群边缘城市发展水平,缓解珠三角城市群中心城市过度极化效应,实现城市群一体化高效发展。     

长三角城市群网络结构时空演变分析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首先运用改进引力模型测度1990—2013年长三角各城市间的联系强度,然后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SNA),从网络密度、网络中心度及凝聚子群3个方面对长三角城市群网络空间结构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初步探讨城市群网络空间结构演变驱动因素。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网络整体密度呈现提升态势,但以弱联结联系状态为主;上海市的点出度增幅最大,苏州的点入度增幅最大,长三角城市群联系不均衡性显著;长三角城市群具有结构相似的4个子群,其中上海、苏州、无锡及杭州的联系紧密度最高,以中心城市带动其它城市的网络协同发展格局正在建构;区位条件差异、要素空间流动、交通综合发展及政府政策推动影响着长三角城市群网络结构时空演变。     

1990年以来东北地区三大城市群的极化发展

文章分析了辽中南、吉林中部与哈大齐三大城市群经济发展现状及其在东北地区的地位;利用基尼系数模型测度城市群经济发展差异,并利用极化指数模型测度三大城市群的极化,极化过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90年代前期、1990年代后期与2000年以来,对三个时期的极化格局进行了分析;然后将东北地区的三大城市群与国内著名的三大城市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对比,结果表明东北三大城市群在东北地区发展突出,与京津冀、长三角与珠三角相比并不突出。东北三大城市群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与经济水平不如京津冀、长三角与珠三角;最后探讨了东北三大城市群发展的动力机制。     

竞争力:中国24城市排名研究报告和网友点评

上海 深圳 广州 北京 厦门 无锡 天津 大连 杭州 南京 东莞 珠海 青岛 武汉 福州 温州 重庆 苏州 成都 宁波 石家庄 西安 哈尔滨 南昌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经济联系及国际化空间发展战略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际竞争已经更多地表现为城市群之间的竞争,积极推进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国际化,不仅对长三角地区发展,而且对整个国家的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在相关概念辨析的基础上,对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等级、经济联系、经济隶属度和国际化程度进行计量分析;发现上海仍在长三角城市群中处于核心主导地位,但城市群内部的城市经济结构已经发生重构,杭州、苏州、宁波、无锡等城市组团和与上海的联系不断加强,这种趋势将不断扩大。城市国际化异军突起,中小城市国际化充分彰显,是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国际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长三角城市群整体及辐射区、次级核心城市和中小城市三重城市国际化的空间发展战略。     

我国重点增长潜力区的选择与发展策略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已形成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地”,即以广州、深圳为核心的珠三角都市圈、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都市圈以及以京津为核心的京津冀都市圈,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带动作用。     

基于O-D网络的全国中心城市铁路客运联系及其分布规律

依据全国286个地级中心城市间完整的交互式"城市—车次—城市"铁路客运数据,采用基于O-D网络的GIS空间分析方法,从全国中心城市铁路联系的空间集聚、任意两中心城市之间的铁路联系、细分车次类型的空间分布规律等多角度解析全国中心城市铁路客运联系的空间格局,精确而清晰地刻画中心城市之间铁路客运联系的空间集聚、网络结构与分布特征。研究表明,全国铁路客运联系分布格局呈现向东倾斜的"开"字型结构,即由京沪—沪深线、京广—京哈线"两纵"与陇海—兰新线、沪昆线"两横"相互交汇而成全国铁路客运的骨架。全国铁路客运联系有三个核心集聚区,即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成都共同构成全国性铁路客运联系中心。当空间联系距离大于200km后,铁路客运联系呈现出较规则的三次曲线型距离衰减规律。全国中心城市之间的铁路客运联系近1/2是在空间联系距离500km的范围内实现的,动车组和高铁联系则有2/3比例在此空间距离内完成。随着空间联系距离的逐渐增加,全国铁路客运联系依次表现为城市群或经济区内、省域内、相邻省区、区域乃至大区域间等不同空间尺度的联系。研究显示,长三角与珠三角之间、珠三角与海西经济区之间直接的铁路客运联系相对其优越的地理区位来说较弱,是交通运输布局方面的一个缺失。     

基于城市联系网络的城市群等级结构对比

城市群已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形态,基于城市联系网络分析城市群城市等级结构为当前研究热点。文章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和成渝4个城市群为研究区,通过获取公路客运的日均发车班次数据构建城市群的城市联系网络,基于城市联系强度划分出不同层级的联系子网,利用复杂网络中度和特征向量指数对比分析城市群等级结构特征。结果表明:各城市群城市之间的联系强度均呈现出明显的重尾分布特征,基于重尾分级法可将城市联系网络及城市节点划分成不同层级。城市联系网络的层级结构和城市节点的等级结构特征形成明显的映射关系,等级较高的联系线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形成辐射状结构,而中等水平的联系线以地方中心城市间的联系形成网络状结构,对城市群的发展轴线或经济密集区有一定指示作用。长三角城市群与珠三角城市群的等级结构较为合理,不同等级的中心城市在对应的联系子网中占据首要地位。京津冀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处于中心城市快速发展阶段,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形成较为明显的"断层"现象,且以成渝城市群最为明显。     

高铁时代下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重构——基于社会网络分析

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16个核心城市为样本,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网络密度、中心性和凝聚子群角度,分析高铁时代前后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特征演变。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整体网络密度迅速提高;各个城市的点出度和点入度都在不断上升,中心城市对外辐射增强;网络中心势有缓慢下降趋势,城市群存在不对称和不均衡的现象;城市群城市的接近中心度在逐年提高,城市间联系更加紧密;城市群中间中心度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网络结构逐渐趋向均衡;长三角城市群划分成4个子群,大部分子群之间联系强度要大于整体网络密度;高铁建成后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得到优化。为了促进长三角城市群内资源有效配置,既要发挥"一区两点"对外辐射作用,也要改善边缘城市对外交通设施。     

中国东部沿海五大城市群旅游流网络的结构特征及其韧性评估——基于演化韧性的视角

基于大数据挖掘技术抓取中国东部沿海五大城市群旅游线路数据,在此基础上构建旅游网络并进行结构韧性评估。研究发现：珠三角城市群旅游流网络的吸收能力相对较大,长三角城市群旅游流网络的辐射能力相对较大。从结构韧性视角看：五大城市群基本上是竞合关系,不存在占绝对主导的城市群,山东半岛、长三角城市群旅游流网络具有一定的均质化态势;整体网络具有异配性,珠三角城市群旅游流网络扁平化最为明显;整体网络的路径传输效率较高,珠三角城市群旅游流网络可达性和扩散性相对最高;整体网络存在小团体与部分孤立点,网络集聚效应不显著,京津冀城市群旅游流网络的集聚性相对较高。基于旅游流网络结构韧性视角,提出中国东部沿海五大城市群旅游流网络优化的相关建议。     

高铁时代中国城市群空间演进:集聚还是扩散

在阐释高铁建设影响城市群空间演进内在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04-2015年中国五大城市群面板数据,实证测度高铁建设对城市群空间演进的异构效应.研究发现:高铁建设对城市体系空间格局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在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促进了人口与经济扩散,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则促进了人口和经济集聚;高铁促进了大城市的经济扩散,带动了沿线中小城市的经济集聚.高铁联网已经催生城市空间体系格局重构的新动力,各地区应因地制宜优化城市群产业分工和城市功能布局,加快城际快速路网建设以弥合跨大区域空间尺度高铁建设的联动效应.     

中国三大城市群内部经济联系和等级结构的比较——基于综合引力模型的分析

文章对传统引力模型中城市质量以及城市之间距离的测算进行了适当的修正,基于修正后的引力模型,以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测度了城市群内部城市间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并揭示了城市群内部城市的等级结构,进而对三个城市群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各城市群内部等级结构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断层,特别是次级城市发展不足;各城市群内部联系的紧密程度存在明显差异,珠三角城市群相对与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而言内部联系更为紧密;各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引力关系表现出明显的非均衡特征。     

中国会展客流的空间格局与影响因素

基于大众点评网络平台的会展大数据挖掘,运用GIS空间分析、复杂网络等研究方法,对中国会展客流的空间格局与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①中国会展客源主要分布在上海、北京、天津、深圳等少数大城市,在空间上呈"东多、西少""大分散、小集聚"的分布特征,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地区是中国会展客源市场的三大集聚区。②中国会展客流形成了以上海、北京、广深、成渝为中心的菱形空间结构,会展客流总体上表现出明显的距离衰减特征,82.05%的游客流动距离集中在0～50 km范围内。③中国会展客流网络呈现出以上海为核心,以北京、杭州、深圳为次核心的层级结构,表现出明显的小世界效应。④会展发展水平、会展发展规模、商业发展状况、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中国会展客流空间的主要因素,其中,会展发展水平是首要因素。     

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前景与战略构想

在中国三大经济圈中,京津冀都市圈所处的环渤海城市群发展速度相对落后于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之所以出现“南快北慢”的状况,与这一区域内经济联系较弱有着直接的关系。无论从适应国家经济重心战略调整的需要来看,还是从区域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考虑,加强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势在必行。     

基于ESDA的长三角城市群研发投入空间分异特征及时空演化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案例区,运用ESDA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通过Arc GIS/Geo Da软件对长三角城市群RD投入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其空间分异及演化特征。主要结论包括:1长三角城市群研发投入要素城市间差异化的整体变化呈逐渐缩小的趋势;2总体来看,长三角研发投入要素中的创新人员投入出现相似水平城市集聚显著特征,而研发经费投入出现显著的极化现象;3具体来看,研发人员投入呈现由以上海为核心的两翼延伸的"V"字形向环杭州湾南移的发展态势,呈现南高北低的分布现状,而研发经费投入呈现以上海为绝对高值极化中心,杭州、苏州、南京、无锡为次级极化中心的多极鼎立的空间指向。     

大珠三角城市群空间层级关系实证研究

大珠三角城市群是我国三大城市群之一,是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城市群内部整合是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本文采用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对大珠三角城市群内部空间层级关系进行了分析。丈章认为,香港是大珠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广州、深圳为次级城市,而其他城市为普通城市。随着CEPA的签订以及香港与深圳的不断融合,港深都市圈将起到更大的辐射作用,而广州与佛山不断融合形成的广佛都市圈,将成为辐射华南地区的增长极。     

长江经济带经济联系空间格局及其经济一体化趋势

在修正经济联系引力模型基础上,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2013年长江经济带经济联系空间格局及一体化趋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经济联系网络形成以中下游城市群和上游城市群为核心的两大板块,区域内交通网络体系的完善是促进中下游经济联系的主要原因之一;"核心—边缘"结构分析显示长江经济带形成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且核心区与边缘区网络密度差异较大,上海、武汉、长沙、重庆、成都等城市成为经济联系网络中重要的中介城市,总体上长江经济带经济联系网络呈现"一轴线、两板块、多中心"的经济联系格局;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在经济联系网络模式上分别呈现出"多中心紧凑模式、多中心松散模式、双核极化模式",表明中下游区域以城市群为主体,中介城市为对接点的经济联系一体化趋势正在形成,加强与成渝城市群为核心的上游城市群之间的经济联系是实现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的关键。     

长三角城市创新联系网络及辐射能力

基于区域创新联系的相关理论,采用引力模型方法对长三角城市的创新网络联系格局进行了探讨。结合断裂点公式及最大引力线数量,测算了长三角地区的创新节点城市及其辐射范围,进而构建了城市创新联系能力评价的指标体系,对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的创新联系能力进行了评价。研究发现:(1)长三角地区的创新联系格局呈现出以苏州为一级节点城市,上海为二级节点城市,杭州、宁波、绍兴、镇江为三级节点城市的"核心—边缘"的创新网络结构特征。其中,苏州、上海的辐射范围最广且强度最强。(2)地理邻近性在该创新联系网络的形成中起到了主要作用;技术邻近性使得创新联系网络呈现出"强—强联系"、"弱—弱联系"的结构;制度邻近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创新边缘地区与核心地区的创新联系。(3)现阶段长三角地区城市的创新联系能力差距较大,创新的物质资本投入有待提高;政府支持、文化基础水平以及通信设施建设等方面还应加大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