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搜寻与重构如何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战略柔性与激励型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创新实力和发展韧性较强,如何促进其绿色技术创新对于实现“双碳”目标和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组织搜寻与知识管理理论,引入知识重构作为中介变量,战略柔性与激励型环境规制作为调节变量,探究知识搜寻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内在作用机制。基于272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调查数据,通过层次回归、Bootstrap等方法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市场知识搜寻与技术知识搜寻均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影响;知识重构在市场知识搜寻、技术知识搜寻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战略柔性正向调节知识搜寻对知识重构的影响;激励型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知识重构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及其环境规制门槛效应

利用非强制性幅度调整与随机前沿函数构建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三阶段效率测度模型,引入经济水平、公众素质、政府扶持强度作为环境变量,基于全国内地30个省市2006-2016年先进制造业面板数据对其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同时选取门槛计量模型解析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效率评估中规制因素与统计噪音可造成测度结果产生偏差,环境变量对投入与产出松弛存在差异性波动影响,而松弛变量调整前后可使多数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排名发生改变;在全国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整体呈稳步提升态势下,总体效率依然偏低,而且在空间布局上形成“三大梯度”,具备显著的“都市联动效应”;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均存在单门槛值,但分别呈“U”型与倒“U”型关系,而资本密集度、行业利润率等对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均呈显著正向推进作用。     

高管绿色认知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绩效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基于战略认知理论、产业政策理论，分析高管绿色认知对企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影响，以及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并探究整个研究路径在环境规制下的作用边界。对2012—2019年深沪A股上市重污染行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高管绿色认知正向促进企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经济绩效存在U型关系；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正向促进企业环境绩效提升；高管绿色认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绩效发挥U型中介作用；高管绿色认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对环境绩效发挥线性中介作用；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高管绿色认知与经济绩效间的U型中介作用；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高管绿色认知与环境绩效间的线性中介作用。     

美国经济中的创业资本效应

在创业资本经济关系中，创业资本市场起到了放大器的作用．而技术创新则成为这种作用传导的一个有效媒介。在这样的一个传导机制下，先是创业资本以提供资金、形成良好创业投资机制、设置创业资本市场等手段为技术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促进了技术创新的发展和应甩然后．通过对技术创新成果的应用、模仿和扩散．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改善企业盈利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并带动了一系列的相关投资(这部分投资通常是不可见的无形投资)，增加对社会的产品供给，并最终改变整个企业或行业的经济结构，实现影响经济增长的目的。     

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梳理了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以2008—2018年中国工业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层次回归分析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与联合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这两类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结果显示:(1)直接管制型规制强度与绿色技术创新显著负相关,经济激励型规制强度、研发补贴强度与绿色技术创新显著正相关。(2)从全国层面看,研发补贴对直接管制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正向调节效应,研发补贴与经济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向交互效应。(3)对于东部沿海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研发补贴与经济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交互效应不显著;对于中西部非长江中下游地区,直接管制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较弱,研发补贴对直接管制型规制绿色创新激励效应的正向调节作用较强。     

公众参与如何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介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根本之计，公众参与作为一种“软约束”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日益凸显。本文基于公众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独特优势，系统探讨了公众参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传导机制，并立足于创新对象的不同，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空间计量模型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公众参与能够显著地提升绿色工艺创新，而对绿色产品创新的作用并不明显；（2）公众参与依赖于政府环境规制迫使企业污染成本内部化，进而间接影响绿色工艺创新；（3）区域异质性方面，经济较发达地区公众参与对绿色工艺创新的作用更为明显；政府环境规制在公众参与度较高的地区对绿色工艺创新或产品创新的正向促进效果更为明显；（4）空间效应方面，本地公众参与不仅会提升本地绿色工艺创新，同时这种正向效应也会辐射到经济差距较小的周边地区。本文的研究有利于厘清公众参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明确其作用路径，为“三方共治”治理体系的有效实施提供参考。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制造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选取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企业数据，实证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非线性影响，该结论经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主要源自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财政政策不确定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在东、西部地区、资本密集型行业与民营企业中的作用更明显；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交易成本降低机制”和“融资约束缓解机制”，间接影响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     

浅析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2018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实现了由排污费向环境保护税的历史性发展。文章聚焦于该法律推行前后环境保护税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同时研究企业规模、政府补助、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这三个调节变量对于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的实施显著抑制了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企业规模和政府补助在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环境保护税对不同地区企业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相较于内陆地区,环境保护税显著弱化了沿海地区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     

QFII持股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企业如何走好新型工业化绿色创新发展道路已成为重要的现实问题。由于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存在资金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发展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成为重要选择。本文基于我国A股2010—2020年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研究QFII持股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QFII持股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向驱动效应,且QFII持股通过增强社会责任感、提高环保投资效率两条路径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约束型与激励型环境规制均可在QFII持股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正向调节效应。本文为提升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开拓了新的激励机制,同时为我国QFII制度改革与企业提高创新绩效提供一定的理论和经验依据。     

中俄边境地区外贸企业资本分布的影响因素及尺度效应

文章以中国东北的中俄边境地区为案例区域,基于县域单元从微观视角刻画了外贸企业资本分布的时空演变特征,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MGWR模型重点探讨了不同因素对外贸企业资本分布的作用程度及尺度效应。结果表明：(1)2011—2021年中俄边境地区外贸企业的资本规模呈现先快速增长后缓慢下降的变化趋势。其中批发零售企业和制造企业的资本规模始终最高,但在俄远东地区市场环境的冲击下,二者增长率自2015年开始逐渐下滑。(2)外贸企业的资本规模在2011—2021年呈现整体集聚、局部扩散的演变格局,并表现出多核心的结构形态。其中批发零售企业的路径依赖特征显著,呈现极化发展的沿边分布模式;制造企业则不断向内陆地区扩张,形成“沿边—腹地”产业协同态势。(3)从“全球—地方”视角来看,边境地区对国际地缘形势、国内开放政策和地区发展禀赋高度敏感。其中与外贸企业活力直接相关的微观变量作用尺度更小,与企业所处经济环境相关的宏观变量作用尺度更大。(4)不同类型企业资本布局具有独特的区位、政策和环境偏好。其中批发零售企业具有较强的市场敏感性和资本活跃性,因此企业资本根植于地区开放程度、市场潜力以及融资能力;制造企业的资...     

绿色与非绿色技术对后续创新影响的比较——“厚此薄彼”还是“双赢策略”

尽管绿色技术一直被认为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这些技术在企业间的扩散率却很低。企业在非绿色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上存在“厚此薄彼”的现象。基于1992—2019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专利数据研究发现,相较于非绿色技术,绿色技术的前向引用次数更多,且产生了更大的知识溢出效应,对整个社会后续创新具有更大的正向影响力。此外,由于高能耗行业存在转化成本高、自身知识储备不足等问题,随着能耗水平提升,绿色技术对后续创新的正向影响力逐渐减弱。相较于非国有控股企业,国有控股企业绿色技术对后续创新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该结论对政府设计绿色与非绿色创新“双赢策略”,促进企业从“厚此薄彼”转向绿色与非绿色技术双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及其规模质量门槛效应

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是新时期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08－2017年全国内地28省市面板数据，引入政府扶持强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等环境变量，利用随机前沿函数构建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三阶段组合效率测度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企业规模质量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政府扶持强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对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表现出显著异质性影响，而在消除环境因素造成的统计偏差后，国内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在测度期内呈稳步提升态势，但尚有较大提升空间；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存在明显的地域空间差异特征，其中东部地区居高，中西部及东北部地区相对较低；此外，高技术产业企业规模质量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产业集聚、市场环境、劳动者素质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外资依存度作用不明显。     

市场导向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模型构建与路径分析

基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和驱动力转换介质的分析，构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本要素模型，并给出要素的内涵特征及所遵循的准则，阐述了市场导向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结果显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生于系统环境中，并以系统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市场化机制是其驱动力转换的重要介质。基础知识突破、企业社会资本积累、产品市场需求、企业创新网络、消费主体意识、市场准入时机及政府政策是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要素模型的重要构成。构建和优化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本要素模型必须遵守适合性准则、动态性、干预性及系统性准则，而释放绿色技术创新要素供需信号，促进创新所需要素协同，降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交易成本，提高创新要素配置效率是市场导向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主要路径。     

用能技术还是管理技术？——绿色技术创新发生环节和类型的抉择

为厘清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机理，本文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生的环节和类型的视角切入，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分为用能技术创新和管理技术创新两大类及其下设的七小类，并将之在生产链环节（源头、过程和末端）上加以归类，通过匹配沪深A股上市公司、《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获取了关于环境规制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指标，研究了环境规制约束下企业技术绿色创新的抉择，结果发现：第一，环境规制整体上未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明显促进作用，“创新补偿”效应难以成立；第二，其内驱因素是，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企业生产率和收益率；第三，其外部原因是，与低污染行业企业相比，环境规制对高污染行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有一定促进作用，体现在用能技术创新、管理技术创新两方面，并分布在生产链的源头、过程及末端三个环节；第四，其外部原因还包括环境规制作用的阶段性，环境规制对个别绿色技术创新指标造成了先促进后抑制的影响，也影响了“创新补偿”效应的成立。据此，本文对环境规制约束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和选择提供一定启示。     

空间视角下绿色技术创新动力解构：政策推进与市场拉动

绿色技术创新被认为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为促进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和协调发展，选取1997—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环境政策、市场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环境政策与本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存在U型作用关系，并通过示范—模仿机制对周边地区产生正向溢出效应；②市场因素对本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呈现“涟漪效应”；③环境政策和市场因素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时空异质性特征，创新投入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据此，提出制定合理的环境政策、激发绿色技术市场活力、实行差异化绿色创新驱动政策等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基于非线性视角的实证分析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而创新持续性则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本文以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与企业创新持续性之间具有“U型”非线性关系，且研发投入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U型”非线性影响在不同区位因素及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差异下表现出异质性；多个大股东持股及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U型”影响。故政府在采用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经济发展时要谨慎把握政策调控的尺度，进一步完善我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从而不断提升企业的创新持续性水平，推动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国家队”持股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重污染行业的异质性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以2015—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国家队”这类特殊国有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对重污染行业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国家队”持股能够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并且该影响在重污染行业更加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缓解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和获取政府创新补贴是“国家队”持股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传导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家队”持股时间越长，对绿色创新的激励效应越显著。研究结论对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企业创新战略与资本结构的关系——基于中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2008—2010年我国化工行业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选用固定效应模型,以盈利能力、公司规模、成长性、可抵押指标和非债务税盾为控制变量,对企业创新战略与资本结构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在金融危机期间,化工行业的上市公司整体上提高了债务融资比例以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以无形资产比重代表的企业创新战略与以资产负债率代表的资本结构正相关;企业选择创新战略将显著提高债务融资水平。     

“双碳”新格局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其ESG绩效的影响及其路径研究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中国对世界的郑重承诺，表现出了中国的担当精神。在“双碳”新格局下，局限于企业的经济表现的传统绩效衡量办法不足以满足现代化投资的需要，综合评价企业环境、社会和管理三个方面的ESG绩效体现出巨大优势。各类绿色政策的出台引导企业走向绿色技术创新，那么绿色技术创新会对企业ESG绩效产生什么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会对企业ESG绩效产生促进作用；实用新型绿色技术创新对ESG的促进作用大于发明型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并深入研究发现，先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再提升市场竞争力最后实现企业ESG绩效的优化是最重要的影响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