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

本文以全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同时验证了这一影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和空间外溢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对所在城市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不存在门槛效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同样对所在城市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存在门槛效应.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相邻城市经济效率依旧具有促进作用.考虑到城市间吸收能力差距的影响,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外溢效应减弱.进一步将全国样本进行分组检验,发现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所在城市和相邻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本文从产业集聚视角分析了我国城市经济效率提升的可能性,为我国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产业协同集聚对污染减排的影响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文章使用2008—2017年长江经济带省级面板数据，考察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污染减排的影响。研究发现：（1）2017年，沪浙苏赣四省的制造业和沪川渝三省的生产性服务业形成了专业化集聚；（2）产业协同集聚整体的态势是先上升后下降。与2008年相比，2017年上游和中游地区的协同集聚水平下降，下游地区产业协同集聚效应增强；（3）产业协同集聚与污染排放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不断增强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污染物排放强度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     

我国省会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对我国30个省会城市2003—2011年五大生产性服务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对省会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呈负效应,政府规模、知识溢出、信息化水平等因素对生产性服务业分行业集聚的影响不相一致,亟待完善。     

产业互动外部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创新力--对我国七大城市群的一项实证比较

城市群经济在我国经济版图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正成为创新扩散的主要载体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生产性服务业作为高技术含量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其分布与结构的合理性对城市及城市群形成创新竞争力有重要意义。从产业互动外部性与产业集聚外部性角度切入,将城市群作为产业集聚的空间载体,利用2003-2016年我国七大城市群12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考察生产性服务业相对专业化集聚及相对多样化集聚对城市创新力的影响,进而探讨这种影响在城市群之间的差异性。实证结果显示:(1)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即某一城市创新力受当地和相邻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水平的影响。(2)就全国整体而言,对城市创新力有持续性影响的主要是相对多样化集聚而非相对专业化集聚,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制造业价值链形成动态比较优势来实现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3)考虑区域异质性的回归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程度对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模式的城市群内城市创新产生显著的差异性影响。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影响

西部装备制造业作为军民融合产业的重要产业形态,其转型升级直接影响军民融合产业的深度发展。随着云计算、物联网与大数据等高新技术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与制造业相伴而生的产业,其产业空间集聚对促进以装备制造业为主的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作用日益显著。从产业空间集聚视角,以西部装备制造业为例,基于2003—2014年西部1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①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空间相关性显著,西部军民融合产业的生产效率具有正向空间相关性,在空间上并非随机分布,而是存在依赖性;②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③外商直接投资、国家资本占比、信息化水平正向影响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因此,引导西部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发展可以作为促进西部军民融合产业转型升级与深度融合发展的政策选择。     

产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以城镇化水平为门槛的非线性分析

论文应用汉森的门槛模型,借助我国2006—2016年省域面板数据,以城镇化水平为门槛变量,分别验证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和二者协同产业不同产业集聚对碳排放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1)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产业集聚均对碳排放存在双门槛效应,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对碳排放的负相关关系表现为强—弱—强的特征,而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碳排放呈现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2)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产业集聚对碳排放具有单门槛效应,二者协同产业集聚对碳排放初期具有正相关关系,但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正相关关系逐渐减弱。最后从构建经济—绿色—低碳城市、推行新型城镇化模式和发挥产业集聚碳减排效用三方面提出几条碳减排措施。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影响——以西部装备制造业升级为例

西部装备制造业作为军民融合产业的重要产业形态,其转型升级直接影响军民融合产业的深度发展。随着云计算、物联网与大数据等高新技术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与制造业相伴而生的产业,其产业空间集聚对促进以装备制造业为主的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作用日益显著。从产业空间集聚视角,以西部装备制造业为例,基于2003—2014年西部1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1)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空间相关性显著,西部军民融合产业的生产效率具有正向空间相关性,在空间上并非随机分布,而是存在依赖性;(2)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3)外商直接投资、国家资本占比、信息化水平正向影响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因此,引导西部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发展可以作为促进西部军民融合产业转型升级与深度融合发展的政策选择。     

基于VAR模型的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苏为例

以向量自回归( VAR)模型为基础,运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差分解和脉冲响应分析等技术,综合考察了技术创新、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集群、制造业规模等因素对江苏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价值链、技术创新、生产性服务业三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价值链的Granger原因,制造业价值链是技术创新的Granger原因,但技术创新不是制造业价值链的Granger原因;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表明,各因素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顺序依次是生产性服务业、技术创新、产业集群指数和制造业规模,它们对制造业价值链总方差的贡献分别为28.1%、20.5%、6.3%和2.6%,说明四者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具有重大影响,但生产性服务业影响更大。据此,提出了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加速产业集群升级、壮大企业规模等政策建议。     

基于VAR模型的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影响因素研究

以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为基础,运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差分解和脉冲响应分析等技术,综合考察了技术创新、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集群、制造业规模等因素对江苏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价值链、技术创新、生产性服务业三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价值链的Granger原因,制造业价值链是技术创新的Granger原因,但技术创新不是制造业价值链的Granger原因;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表明,各因素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顺序依次是生产性服务业、技术创新、产业集群指数和制造业规模,它们对制造业价值链总方差的贡献分别为28.1％、20.5％、6.3％和2.6%,说明四者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具有重大影响,但生产性服务业影响更大。据此,提出了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加速产业集群升级、壮大企业规模等政策建议。     

产业集聚能提高地区经济效率吗?——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本文采用SFA模型对中国城市经济效率进行了测度,并运用空间计量技术引入地理距离分析了产业集聚对地区经济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从全国层面看,制造业集聚、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共同集聚对地区经济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但尚未产生拥塞效应;制造业集聚对地区经济效率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N"型过程,从而修正了威廉姆森假说,同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支持开放性假说。从区域层面看,制造业集聚对中、西部城市的经济效率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和拥塞效应,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共同集聚对中、西部城市的经济效率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从外部性效应看,MAR外部性和Porter外部性对中国城市的经济效率都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而Jacobs外部性仅对东部城市的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为适应新型工业化发展方向,产业间协同发展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新思路。本文利用2008-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正向线性促进作用,但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的影响具有非线性,且呈“倒U”型分布。区域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不同地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集聚作用东部和西部地区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表现出促进作用,而在西部地区呈现相反效果;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非线性关系只在东部、中部地区表现,西部由于其产业发展滞后问题未表现出明显非线性关系。文章通过分析制造业与生产服务业协同产生的影响,以期为未来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思路与借鉴。     

长三角一体化、区域房价差异与产业集聚——基于长三角地级市面板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长三角一体化的经济背景,将房地产价格引入中心-外围模型(即C-P模型),提出区域房价差异将降低制造业集聚水平,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同时基于长三角2007-2018年27个主要城市的相关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与中介效应分析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保持其他因素一定的条件下,相对房价的上升,将减少当地劳动力的流入而增加流出,从而抑制当地制造业集聚.另一方面,区域房价差异的扩大将提高制造业厂商的生产成本,缩减生产者的利润空间,促使制造企业向成本较低的经济边缘地带转移,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腾出空间,促进当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作为二者的"合力",其发展趋势与生产性服务业相一致,与区域房价差异呈正相关.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长三角一体化对产业集聚存在直接影响.最后,本文运用规范分析的方法,基于长三角一体化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都市空间维度下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调发展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大量的企业决策中心集聚于城市中心地区是城市空间结构和产业空间分布的主要特征,揭示其管理活动和生产性服务之间的关系是产业经济学和现代城市空间组织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这一交叉研究领域的空白。文章以杭州市生产型服务业的7个细分行业的企业区位选择为例,通过计算和比较各个细分行业集中指标和基于距离的集聚指标,应用负二项式回归模型分析确证了规模经济、外部性及劳动力分化对企业分布的影响,并得出三点发现:第一,生产性服务业各个细分行业的集聚特征存在差异,服务半径较长或高度依赖外部性的生产性服务业,会更多地集聚于城市中心地区;第二,企业规模影响生产型服务业集聚程度的高低,与制造业企业不同,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规模越大,其集聚偏好也越大;第三,企业规模与区位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受该行业产业集中程度和集聚程度的影响。     

垂直关联、产业互动与双重集聚效应研究

本文从产业关联与产业互动角度构建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的互动机理模型。运用2003-2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区位熵指标的测算拟合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的相关程度,然后通过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二者的互动效应。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之间存在很强的协同关系和互动关系,应充分运用二者的互动机理确立产业结构的转型战略,重点培育产业集群发展,调整和优化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内部结构,促使我国产业结构升级。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协同效应研究

本文引入生产性服务业可得性和制造业可得性、劳动成本、知识密集度、交易成本、城市水平等概念,从理论层面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协同效应,并利用城市截面数据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对理论假说进行了检验。我们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空间分布协同效应;制造业集聚对生产性服务业可得性的影响较大;城市之间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分布协同效应存在差异。此外,城市发展水平是通过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可得性,进而影响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空间分布的协同效应。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协匾效应研究

本文引入生产性服务业可得性和制造业可得性、劳动成本、知识密集度、交易成本、城市水平等概念,从理论层面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协同效应,并利用城市截面数据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对理论假说进行了检验。我们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空间分布协同效应;制造业集聚对生产性服务业可得性的影响较大;城市之间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分布协同效应存在差异。此外,城市发展水平是通过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可得性,进而影响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空间分布的协同效应。     

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基于中美两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选取1978—2013年中国的年度数据、1960—2015年美国的年度数据,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中美两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进行模拟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美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比中国要强,且作用时间更快;中国的经济增长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短期效应强于美国,且减弱速度更为缓慢;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自身的发展是影响制造业发展的最主要因素;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是影响其自身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     

产业协同集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一个中介效应模型

提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通过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并基于2009—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产业协同集聚通过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直接促进作用,并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发挥积极部分中介效应,即产业协同集聚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由传统模式向创新驱动模式转型。基于行业异质性,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通过区域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部分中介效应强度高于传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     

我国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网式融合影响因素研究

我国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趋势日渐明显,且逐渐呈现复杂性融合,因此研究二者复杂性融合影响因素对于促进两个产业融合具有重要意义。从价值链分解及整合角度对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过程进行分析,在概括归纳两个产业融合基本形式的基础上,解析网式融合内涵及其存在形式,提出网式融合影响因素,并选取网式融合影响因素测量指标,根据理论研究假设,采用调查问卷法收集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网式融合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两个产业网式融合影响因素是装备制造业竞争力水平、生产性服务业动态匹配性、创新驱动、网络能力,且其影响强度和方向各不相同。最后,提出促进两个产业网式融合的建议。     

地理视角下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服务经济的兴起,生产性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凸显,但目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还存在地区不平衡等问题。利用最小二乘（OLS）模型,识别出经济开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工业化水平三大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因素,及其效应和作用程度。但是由于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差异,采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更能体现空间不平稳性和局部特性。实证研究结果表明,GWR模型比OLS模型的拟合程度更优,说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均衡,3个因素对全国各省份的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总体来说,经济开放程度和FDI对中西部省份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分别有更强的正向和负向作用,而工业化水平对东部省份的生产性服务业有着更明显的负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