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下游地区经济—社会—生态复合系统脆弱性评估与障碍度研究

脆弱性作为系统的内在特征,程度越高越不利于区域高质量发展。论文从敏感性和恢复力两个角度构建经济—社会—生态复合系统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运用BP神经网络模型实现各子系统指标到系统脆弱性的映射,分析黄河下游地区复合系统脆弱性的时空分布格局和障碍度因子。结果表明：2001—2020年,黄河下游地区各子系统和复合系统脆弱性指数均在波动中不断下降,下降幅度整体呈现逐渐放慢的特征;在空间分布上,河南省6个地市复合系统脆弱性指数整体上高于山东省9个地市;复合系统脆弱性指数的前五大障碍因素由经济因素逐渐向生态因素转变。基于此,提出应保护和建设多种类型的局部生态系统,形成互补生态,促进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持续性,合理调整复合系统的内部结构,增强复合系统韧性的建议。     

循环经济系统发展协调度测定研究——以定西市为例

采用线性加权模型与离差系数方法定量,从时间尺度方面与系统层面定量研究区域循环经济发展子系统协调度测定,并分析循环经济有序发展的限制性因素。研究认为:(1)时间尺度上定西市循环经济各子系统发展水平目前处于快速上升趋势,尤其是经济、社会系统发展迅速,与研究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人口与土地城市化有关;(2)整个研究时间序列,定西市循环经济子系统协调度明显提升,2005年后整体处于比较协调状态;(3)循环经济不同发展时期,系统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也不同,研究区域循环经济发展制约因素逐渐从经济制约转向资源环境制约。     

山东省生态效率与资源环境承载力时空分异及耦合协调度研究

文章运用超效率DEA和熵权法TOPSIS模型分别测算2001—2015年山东省17市生态效率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分析其时空变异特征;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生态效率—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度(CCD_(Ee-Rebc))并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综合区域总量指标和相对指标,评价经济发展、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状况。结果表明:山东省各市生态效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特征和自内陆向沿海递增的空间变化格局。小区域集聚特征明显并形成济南、青岛两个极化中心,生态效率平均值威海最高、德州最低;山东省资源承载力呈波动上升趋势,各市有较好的整体性和统一性,资源承载力子系统是影响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的主要因素,山东省的CCD_(Ee-Rebc)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具有较大提升空间;耦合协调度高高集聚区和低低集聚区发生迁移交换现象,青岛成为区域极化中心。     

流域“环境——经济——社会”复合系统耦合协调时空分异研究——以金沙江为例

以流域为视角,构建"环境—经济—社会"复合系统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2001—2016年金沙江流域"环境—经济—社会"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演变趋势,并结合GIS和泰尔指数分析其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1)从时序角度看,金沙江流域"环境—经济—社会"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整体呈波动上升态势,协调类型实现濒临失调衰退至良好协调的逐步升级;(2)从空间差异看,金沙江流域耦合协调状态区域差异明显且组内非均衡性显著,耦合协调类型呈现三角格局、半包格局、中心—外围格局、西北—东南格局的依次演化进程。建议金沙江流域走全域绿色发展之路,高效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协调发展。     

我国资源环境承载力态势评估与政策建议

改善资源环境承载力促进资源节约、环境保护,调控资源环境承载力服务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优化,把握资源环境承载力引导生态文明制度建设。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我国省域、城市及矿业经济区等资源环境承载力多处于过载状态,资源环境承载力如何调控,如何更好地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我国政府部门、学者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从经济发展、资源环境利用、管理机制设计等层面分别总结生态文明进程中我国资源环境承载力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改善资源环境承载力,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区域科技资源协同度发展趋势及生态化治理机制研究

科技资源是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区域科技资源匮乏与协同度较低严重制约区域科技和经济快速发展。因此，促进区域科技资源协同与共享，如何推动各创新主体共同治理、共同发展是政府与学界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运用2008—2017年黑龙江省与吉林省科技统计数据及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对哈长城市群科技资源协同现状与未来协同趋势进行测算，结合生态学理论与生态化治理方式，设计区域科技资源生态化治理机制。结果发现：2009—2017年科技资源复合系统协同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增长态势平缓，其中2009-2011年和2013年复合系统协同度处于低水平协调状态，其它均处于一般协调状态。通过预测发现，2008—2022年科技资源复合系统协同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仍处于一般协同状态。基于此，围绕科技发展生态环境、区域空间协同、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以及产学研合作等方面设计治理机制，促进区域科技快速发展。     

中国畜牧业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时空耦合协调关系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探究畜牧业生产布局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时空耦合关系是破解畜牧业资源环境约束的关键。以肉蛋奶蛋白当量度量畜牧业生产布局，构建涵盖资源供给、环境消纳、社会支持三大系统的畜牧业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体系，分别采用状态空间模型、耦合协调指数测算全国省域畜牧业资源环境承载力及其与畜牧业布局的时空耦合协调关系，并采用GWR模型分析耦合协调关系的驱动因素及空间异质性特征。结果表明：(1)全国畜牧业资源环境承载力现实值小幅增长，多数省区超载状态有一定改善。(2)承载力提升拉近实际承载状态与最优承载状态的距离，全国平均协调度已稳定在0.920上下，畜牧业布局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由低度协调提升并稳定于中度协调水平。(3)耕地资源配置、畜牧业集聚度、环境治理力度、草地资源配置是影响协调关系的主要因素且影响效果存在地理空间非平稳性。     

中国省域经济脆弱性的综合评价及其空间差异分析

经济脆弱性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在脆弱性理论框架下对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经济脆弱性进行综合评价,拓展了脆弱性研究的新视角。根据脆弱性理论中VSD评价模型,从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自然—资源—环境子系统中选取经济敏感性指标22个,经济适应性指标25个,运用熵值法、多级可拓评价方法、空间差异分析方法,对新世纪以来中国省域经济脆弱性进行综合评价和空间差异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省域经济脆弱性差异较大,西部地区省域经济脆弱性较高,经济脆弱性波动幅度大;省域经济脆弱性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省域经济脆弱性类型显著增加。(2)经济脆弱性的区域之间差异逐渐增大,区域内部差异是经济脆弱性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呈现区域不平衡突出且有加强的空间格局特征,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呈现区域不平衡性处于减弱的空间格局特征。(3)经济脆弱性空间结构演化趋势呈现波动性的变化特征,2011年后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分离趋异加强的态势。     

自然资源资产审计中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以云南省普洱市为例

自然资源资产审计是我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资源环境管理中的重要环节。以云南省普洱市为例,结合空间脆弱性模型对普洱市资源环境承载力进行综合评价,并与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工作结合进行探讨。结果表明:(1)普洱市资源环境承载力整体较高,主要分布在普洱市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在进行自然资源资产审计时可作为资源环境巩固发展区;低承载力地区主要分布在普洱市的东南部和东北部,在进行自然资源资产审计时可作为重点治理区;(2)基于空间脆弱性模型开展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与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工作相结合具有可操作性;(3)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对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工作具有导向作用,为自然资源资产审计提供了新思路和方法。     

基于熵权TOPSIS模型的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及障碍因素诊断

以江西省南昌市为研究区域,从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4个维度构建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模型研究2006—2017年南昌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动态变化情况,并通过障碍因素诊断模型识别制约南昌市资源环境承载力提高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经济系统、环境系统是保持南昌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稳定提高的有力条件;(2)社会系统、资源系统对南昌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提高有促进作用,同时部分因素也有阻碍作用;(3)随着南昌市人口的持续增加,人类社会活动对耕地资源和水资源,以及在工业污染的环境治理方面的需求落后于经济的持续增长,已经成为当前制约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主要因素。     

广东省旅游—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从经济、产业、地形及关联性等方面对广东省21个地级市旅游—经济—环境三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规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对旅游—经济—环境耦合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其中旅游系统是调节中枢,经济系统是资金保障,环境系统是发展基础,三子系统互相牵制,互相驱动。(2)2007—2016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逐渐演变为中部渐弱,第三梯队城市由西部向东部转移的空间分布格局。(3)根据2007—2016年的面板数据解析三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特征:环境子系统发展综合效益基本以中部为界,东部沿海整体上优于西部地区;经济子系统发展综合效益呈现以广州、深圳为圆心,同心圆辐散式分布且辐射作用向外逐渐变弱的特征;旅游子系统发展综合效益北高南低,随时间推移表现出东部渐强、西部渐弱的发展态势。     

中国创新要素集聚能力的时空格局与动态演化

基于中国内地30个省级区域2002-2018年面板数据,综合运用基尼系数及空间分解、探索性空间分析、核密度估计、空间马尔可夫链和潜马尔可夫模型,将工业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作为创新主体,研究创新要素集聚能力的时空格局和动态演化规律。研究发现：①工业企业和高校创新要素集聚能力区域差距较小,科研机构创新要素集聚能力区域差距较大;②创新要素集聚能力区域差距来源于非邻区域,工业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创新要素集聚能力整体呈正向空间集聚,其空间分布呈现不同程度的极化现象;③在样本期,工业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创新要素集聚能力经历了高、中、低3个状态,创新要素集聚能力状态变迁呈现出路径依赖和空间依赖特征。     

“三生”空间理念下京津冀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文章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对京津冀13个城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测算,并运用耦合研究探析城市间及各城市"三生"空间协调发展水平,结果表明:京津冀各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总体稳定;新型城镇化水平两极分化比较严重,优势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带动作用不足;"三生"空间协调发展度偏低。因此,为实现"三生"空间协调发展,应加强城市间的互动联系,提升重点城市的带动作用,合理评估各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产业和人口承载水平。     

中国城市建成区扩张的空间格局及效率分析(1990—2009)

文章使用1990—2009年中国260个地级及地级以上的城市数据,采用位序—规模法则、K值、GIS等方法,分析了中国城市扩张的空间格局及演变特点,并引入K’衡量城市空间扩张的效率。主要结论有:①城市扩张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点,主因是国家城市化战略的调整。2000年后城市发展趋向不均衡,城市体系发生动荡变化。这种变化应该高度重视。②城市空间规模变大的趋势更加显著,城市类型向更高级别推进,城市区域空间分布极不均衡,城市所在地区差异导致城市扩张进程分化,城市地位也随之变化。③各地区城市扩张速度有显著差异,省级中心城市的扩张前慢后快,城市扩张形成区域性集团。城市扩张与城市人口增长不协调,且有拉大趋势,整体上城市空间扩张应当放缓。④不同阶段,不同类型、不同地区城市扩张的效率有很大差异,扩张效率的高低提示各城市在城市扩张上应选择适宜的发展道路,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     

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协同效应及空间分布

区域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的健康性有赖于生态系统内部各子系统间的有机、高效协同发展。以我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单位，在构建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评价体系的基础上，采用熵权—TOPSIS—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评价2013—2019年各省域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的动态协同效应，基于泰尔系数和变异系数法分析省际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协同水平，结合各省域协同水平进行类型划分并揭示其时空演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大多数省份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水平较低，仅有极少数省份实现良好协同；排名靠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反映出我国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存在较严重的区域失衡现象；区域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环境协同水平呈现出东—中—西—东北部的阶梯式下降特征，并具有一定的空间集聚效应。最后，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及驱动因素研究

随着我国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难题就是城镇化与生态保护的协调问题。以长三角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利用熵权法和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定量测度2005—2018年新型城镇化水平和生态效率;借助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二者的时空格局及相对发展状态;通过构建Tobit模型,研究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耦合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从综合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生态效率均呈上升趋势,但两个子系统之间发展不平衡;(2)从协调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均值在0.38~0.72之间,整体处于上升趋势,经历了“拮抗—磨合—协调”三个阶段,且空间分异特征显著;研究阶段前期,发展水平多为新型城镇化超前,后期发展比例趋向均衡。(3)从驱动因素来看,资源聚集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创新环境、社会促进能力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工业化水平及对外开放程度则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地区间的驱动因素差异较为显著。     

泛珠三角经济差异的时空演进和影响因素探析

泛珠三角是横跨东中西部,包含沿海发达地区和内地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合作区。探析泛珠区域内经济发展差异的时空演变格局,并利用空间计量方法对影响泛珠地区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泛珠三角地区以沿海城市群和内陆各省会城市为中心的中心-边缘结构分布显著;区域内空间自相关趋势在加强,空间集聚现象显著;从时间和空间维度上都表明内部经济差异在缩小,区域合作取得一定效果;人均GDP总体空间格局稳定,局域内发生演变,人均GDP增长速度的冷热点区域变化较为明显。空间计量表明,工业化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显著,城镇化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城镇劳动人口没能充分发挥作用,表现出城镇就业人口的规模不经济。     

金融科技与制造业绿色转型协同演化机制及区域协同差异——基于哈肯模型的实证分析

为探究我国金融科技—制造业绿色转型复合系统自组织协同演化机制，在对复合系统协同演化机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哈肯模型，利用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进一步探析金融科技—制造业绿色转型复合系统的区域协同差异。结果表明，制造业绿色转型是控制复合系统协同演化结构和方向的关键因素；金融科技与制造业绿色转型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协同效应，但两者均形成抑制复合系统协同演化的负反馈机制；样本期内，我国金融科技—制造业绿色转型复合系统协同水平有所提升，但仍处于较低水平，区域协同差异较小但呈扩大趋势；四大经济区域协同水平以“中国制造2025”战略提出为界，呈显著的阶段性特征，东部地区协同水平差异远大于其它地区，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协同水平差异相当，东部和东北地区协同水平差异均呈扩大态势。     

多元要素流动对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利用熵值法测度2011—2020年长株潭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在梳理多元要素流动影响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作用机制的基础上，选取全局与局域莫兰指数检验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关联特征，采用3种空间面板模型实证分析R&D人才流、R&D资金流和信息流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长株潭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值为0.433，经济全面发展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明显偏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全局范围内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②长株潭城市群空间结构呈现出以长沙为核心的单极化发展趋势，长沙的各要素流和综合流强度均明显高于其它城市；③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与R&D人才流呈显著的线性正相关，与R&D资金流呈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经济全面发展、社会协调发展与环境友好发展在城市群内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     

Measuring coordination of economy-society and resource environment based on major function oriented zoning: a case study of Pearl River Delta

A reasonable coordination degree assessment of the social-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the resource-environment quality level are essential to ident the key factory of the development, and vital to determine the appropriat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major function oriented zoning plays a role in spatial coordination mainly＇ by spatial guidance and restriction, so. the proposal of major function oriented zoning gives a new train of thought to generate a coordination evaluation of economy-society and the resource-environment system, From the view of major function oriented zoning that considers resource environmental bearing capacity, existing development density and development potential,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dex system and model of coordination evahtation with a case study on Pearl River Delta. The results have shown： （I） It can reveal the conflicts of economic-social development and resource-environment quality to ac- curately consider resource environmental bearing capacity, existing development densio~ and development po- tential; （2）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social-economy system and resource-environment system in Pearl River Delta continued to decline in the past 10 years. The spatial extent of coordination evoh,es.from coordina- tion in the whole Pearl River Delta to imbalance in the core areas, and at present, the uncoordinated areas have already diffused from core areas to the outlying regions： （3） Most regions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are in uncoordinated condition When considering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of economic-social development and resollrceenvironment quality, not as coordinated as some scholars conside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