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旅游者:甄别与环境友好行为意向

根据生态旅游的核心标准,提出了生态旅游者的三个甄别因子,即自然体验动机、学习性动机与环境态度。基于此,将前往呀诺达热带雨林文化旅游区的游客划分为生态旅游者、偶然型生态旅游者与大众旅游者。结果发现:①仅17.4%的访问者为生态旅游者,另有43.7%的访问者为偶然型生态旅游者,大众旅游者占38.9%。这说明并非所有前往生态旅游区的游客都是真正的生态旅游者,真正的生态旅游者只是少部分人。②生态旅游者主要是年轻人,学历较高,收入中等,女性略多于男性。③与大众旅游者相比,生态旅游者对保护景区及维护景区自然生态系统措施的支持度更高;对环境友好行为的实施意向更高;向景区支付额外费用以保护环境的意愿更强。     

基于TPB扩展模型的生态旅游行为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生态旅游是以自然环境为基础的旅游形态,而生态旅游行为也是环境保护行为之一。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PB),加入道德规范与环境关心两个变量形成扩展的TPB理论模型,选择南京钟山风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的生态旅游者为样本,通过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探讨游客生态旅游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道德规范需要透过态度的中介才能正向影响行为意图;环境关心直接或间接地透过主观规范影响行为意图;影响实际生态旅游行为频率的主要变量,依序为行为意图与知觉行为控制。因此,提升道德规范可以使旅游者的生态行为和态度更正面,而提升旅游者的环境关心程度尤为重要。     

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导游生态意识研究

以生态旅游的核心内涵、生态导游的双向责任模式系统及生态导游定义为三大理论基础,设计问题对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的300名地接导游的生态意识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该地导游生态意识总体处于良好状态,但对生态旅游内涵、本质方面的认识不足。建议政府、学术界及旅游业界从各自的角度为提高导游生态意识做更多的具体努力。     

遵义红色旅游者的环境行为初探

旅游者的环境行为对旅游景区环境管理有着重要影响。影响旅游者环境行为的因素很多,国内外学者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这与旅游者的环境知识、态度、能力和环境的情境等因素有关。不同类型的旅游者环境行为存在差异,红色旅游者的环境行为具有自身的独特性,通过对遵义会址景区的红色旅游者环境行为的分析,可以为遵义会址景区环境管理提供重要的依据。     

生态旅游环境问题类型及保育对策

生态旅游是正在蓬勃发展的旅游活动,生态旅游极大地促进了环境保育,然而也可能产生生态旅游的环境问题,按其影响程度可以分作生态旅游环境破坏,生态旅游环境退化,生态旅游环境不协调等三种类型,其保育十分重要,要充分认识与运用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规律,认真做好生态发展规划,制定好生态旅游发展政策,认真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审计,实施生态管理,对旅游者进行生态教育和管理,构建生态旅游产品体系等,使生态主流能良性     

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游客环境态度与行为调查

以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游客为研究对象,以便利抽样方式调查森林旅游游客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的相关关系,以指导神农谷森林旅游可持续经营与管理的需要。经分析得到环境责任、生态关系、游客意愿和居民福祉四个游客环境态度因子,参与互动、积极参与、环境干扰、环境维护和后续保护五个游客环境行为因子。研究发现,神农谷游客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倾向整体较高,游客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意向显著相关。     

社区参与促进世界自然遗产地开发保护的作用机制——湖南崀山案例

基于世界自然遗产地与所属地社会、经济、生态大系统环境的互动演化关系,文章将社区参与促进自然遗产地开发保护的作用,纳入市场供需均衡的内生约束里,考察在供需均衡的内生约束下,遗产地生态位提升的优化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社区参与通过确权、保权、设权和增权的四方面作用,改变了遗产地的需求、资源、技术及制度等活化因子变量;提高了世界遗产地生态位及旅游发展质量。最后,结合崀山的案例分析,为世界遗产地的旅游保护开发提供一条社区参与的可行路径。     

生态旅游者与一般游客行为特征的比较——以北京市百花山自然保护区为例

选择北京市百花山自然保护区为案例区,在对生态旅游者和一般游客有效分类的基础上,进行了人口统计学、动机、环境态度和管理倾向等多角度的比较研究,获得了关于二者差异的第一手资料,主要包括:百花山生态旅游者年轻人更多,男性更多,教育程度和收入较高,职业以学生和公司职员为主,家庭结构主要为单身和带小孩夫妻家庭;与发达国家生态旅游者的动机偏好基本一致,但程度要弱;环境素质较好;对间接的管理措施的接受程度和对直接的管理措施的反感程度都较一般游客高。目前在国内,缺乏关于生态旅游者的基础数据,在国际上,缺乏对于发展中国家生态旅游者特征的基本了解。文章所做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     

国内生态旅游环境教育机制再造初步研究——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

生态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有着一种天然的耦合关系。在人类社会向生态文明挺进的历史进程中,生态旅游被赋予对旅游者等相关对象进行环境教育,造就“绿色”旅游消费者和“绿色”公民的历史责任。现阶段生态旅游环境教育面临的诸多机制问题妨碍了其应有功能的发挥。生态旅游环境教育要不辱使命实现机制的系统再造。     

自然保护区游客环境态度与行为初步研究——以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以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鄱阳湖保护区")为研究对象,通过游客问卷调查,以便利抽样的方式探讨游客社会经济背景因素对游客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的影响,以指导鄱阳湖自然保护区经营管理者对未来解说规划的制定与实施.研究发现,在游客环境态度意向上,游客注重生态关系和环境解说,但是整体环境责任不高,对居民福祉关注较少,游客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婚姻与居住地在环境态度意向上有显著差异;在游客环境行为倾向上,游客环境维护行为与后续保护行为较为积极,而积极参与行为和环境干扰行为较为消极,参与互动环境行为一般,游客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婚姻在环境行为意向也有显著差异.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有针对性的保护区游客管理建议.     

城市居民环境友好行为意向形成机制的性别差异

利用在海口市的调查数据,分析环境友好行为意向形成的性别差异。结果发现：①女性报告的环境友好行为意向强于男性;②影响男女环境友好行为意向形成的因素不同,产生机制也不同。环境敏感度、环境态度、反应效能感是男性环境友好行为意向的预测因子,后果意识对男性的环境友好行为意向形成具有调节作用;环境敏感度、环境行动知识、反应效能感与后果意识是女性环境友好行为意向的预测因子;在特定条件下,环境行动知识对女性的环境友好行为意向形成具有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能为居民环境教育,尤其是进行性别差异化教育提供科学依据。     

公众环境关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本文主要从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视角，针对公众环境关注对公司治理和企业行为的影响进行研究。选用 2010—2018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考察公众环境关注与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企业所在地公众环境关注能够驱动企业绿色创新行为。本文探究了两条影响渠道：首先，公众环境关注通过强化政府环境规制发挥作用，而政治关联的存在会削弱这一作用渠道；其次，公众环境关注通过提升企业生态观念发挥作用，与这一渠道一致，如果董事长是女性、更加年长或拥有家乡偏好，这一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果表明，公众作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会影响企业的环境行为。     

地方政府环境支出行为的空间策略互动研究*——传导机制与再检验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检验了地方政府环境支出行为的空间策略互动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环境支出存在明显的空间策略互动与时间滞后效应。其表现为相邻省级地区之间环保财政支出行为的互相模仿和路径依赖。外商直接投资和财政分权并不是导致地区间环境支出“逐底竞争”的直接原因。在构建多维度政绩考核体系来引导政府财政支出竞争的同时，建立地区间环境支出的协调机制和对外开放等途径，有利于实现均衡和绿色发展。     

中国区域环境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基于DEA方法运用2000—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计算了我国30个省市的环境效率,同时使用Tobit模型分析了该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2000—2008年,中国30个省区的环境效率基本保持在0.7～1之间波动,各省区平均环境效率刚开始时呈下降趋势,但在2004年或2005年出现明显拐点。(2)我国环境效率地区差异明显,东部发达地区在效率水平上优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环境效率的敏感性高。另外,2005年以来西部与东部的效率差距趋于缩小,而中部的情况则不乐观。(3)加大对从业人员、能源、用水等投入要素的利用程度,能有效提高环境效率。(4)经济水平、外贸依存度、人口密度都会对我国环境效率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其中人均GDP和进出口贸易额对环境效率影响较大,而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对环境效率影响不显著。     

环境立法管制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

本文通过理论建模和经验数据研究了环境立法管制与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环境立法管制有助于提升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机制分析证明：一方面,加强环境立法管制的“成本效应”促使直接受约束的企业寻找其他可替代要素。这种替代效应的大小取决于企业对污染型资源的依赖程度。“创新效应”通过改变企业生产效率影响企业成本加成。这两种效应均影响了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另一方面,环境立法管制提高了本国企业出口到国外市场的生产率下界,使间接受约束的企业改变定价策略,进而影响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本文研究表明,地区严格的执法力度有助于扩大环境立法管制对污染型资源依赖程度较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积极影响。     

环境意识的内涵及其作用

环境意识的概念是随着人与自然的矛盾加剧而产生的。环境意识反映的是人们的一种心理,是对环境的认同感。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人们会有意识地去关注环境变化和生态平衡,并且会自觉地维护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环境意识包括环境认识观、环境价值观、环境伦理观、环境法制观和环境参与观五部分,分为感性认识、知识、态度、评价和行为五个层次。对环境意识的研究在人与自然的发展中具有巨大的实践指导意义。     

环境立法管制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

本文通过理论建模和经验数据研究了环境立法管制与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环境立法管制有助于提升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机制分析证明：一方面，加强环境立法管制的“成本效应”促使直接受约束的企业寻找其他可替代要素。这种替代效应的大小取决于企业对污染型资源的依赖程度。“创新效应”通过改变企业生产效率影响企业成本加成。这两种效应均影响了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另一方面，环境立法管制提高了本国企业出口到国外市场的生产率下界，使间接受约束的企业改变定价策略，进而影响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本文研究表明，地区严格的执法力度有助于扩大环境立法管制对污染型资源依赖程度较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积极影响。     

农民生活型环境行为对农村环境的影响

农民环境行为对农村环境的影响具有直接性、根源性,农村环境问题是广大农民生产和生活活动直接作用的结果.农民的环境行为可以划分为生产型环境行为和生活型环境行为,二者互动互构,形成农村环境问题的内在生成机制.目前,学术界还很少关注农民日常生活行为对环境的影响.研究将以环境行为为研究视角、以日常生活为切入点,分析农民日常生活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建构一个农民生活型环境行为的分析框架,为解决农村环境问题、促进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提供新思路、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