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区工业重心时空变动轨迹分析:以天津市为例

区域重心模型能够直观地衡量经济属性的动态演变过程以及区域差异,反映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研究采用1989—2009年天津市人口与工业总产值数据,引入重心测度模型,以人口重心为参照,对天津市工业重心在时空上的动态演变轨迹进行实证研究;结合各区县工业差异变动规律,对重心迁移的影响因素进行探析。结果表明：与人口重心在北辰区内缓慢移动不同,21年来天津市工业重心向东南方向迁移,由市中心移动到市区外围,且在东西方向的不均衡性显著大于南北方向。区位条件、政府政策、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会对工业布局产生影响,引起工业重心迁移。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县城的“亚核心”作用机理研究

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县域经济以其空间载体和集聚农村劳动力资源等优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县城作为联结中心城市和农村乡镇的中介,具有区域经济发展的“亚核心”效应.通过在核心区外围的局部边缘区内以县城为依托所建立的次级核心,可通过极化效应聚集周边地区资源,形成产业集聚.从而实现从资源优势培育、资源优势向区位优势转化再到区位优势极化这样一个有序的过程.发挥县城的“亚核心”作用,其具体途径可通过特定农产品的产业化、特定工业产品生产体系的构建、特定服务产品供给体系的构建和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实现.     

中国西部城市参与全球和全国竞争的时空格局及网络结构演化

以世界和中国500强企业为样本,应用变异系数、位序—规模法则、空间自相关、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分析西部城市参与全球和全国经济竞争的时空格局及网络结构演变。结果表明:①外资和中国企业的空间格局核心—边缘结构明显,成都、重庆和西安是集聚中心。②外资企业集聚趋势明显,核心—边缘结构强化;中国企业集聚趋势减弱,核心—边缘结构弱化。③西部城市外资和中国企业均存在"组织链末端锁定"现象,参与全球和全国竞争的能力均较弱,但参与全球竞争的能力更弱。④两类企业均围绕成都、重庆、西安、贵阳形成高—高集聚区,呈群体式发展,围绕兰州、昆明形成高—低集聚区,呈据点式发展,其余大部分城市空间自相关性极弱,空间极化不明显,中国企业的区位选择对外资企业有明显的示范效应。⑤基于外资企业的城市网络结构趋于复杂化,集聚特征明显;基于中国企业的城市网络发育趋于成熟,分散效应明显增强;成都、重庆、西安是城市网络的核心城市。因此,西部地区应积极培育具有辐射带动力增长极,吸引国内外企业,增强区际联系,提升西部城市参与全球和全国竞争的能力。     

全市利用外资分区域介绍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将18个区县和开发区明确分为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以及生态涵养发展区四大功能区。该篇主要体现四大功能区外资分布及产业特色，并将重点介绍利用外资三大特色区域：朝阳区、海淀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企业异质性对制造业新建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

本文运用2005-2013年长三角制造业新建企业微观数据,结合离散选择模型,探究企业异质性对区位选择的影响,并分析了不同特征制造业企业的空间分布.研究从企业异质性的角度合理解释了中国新建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不同特征的企业之间,区位因素的作用存在差异,企业异质性对区位选择的影响是多样的.随着企业员工数量的增加,新建制造业企业倾向于选择中等水平的城市,在竞争激烈的发达城市选址的可能性降低;国有所有制对企业的区位选择没有显著影响,而外商投资企业则倾向于选择较发达和外资制造业企业相对集中的城市;与外商投资企业相似,高技术企业也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     

省际边缘区传统制造业集聚过程及动因分析——以安徽省宁国市耐磨铸件产业为例

基于对省际边缘区传统制造业集聚现象的观察和反思,结合企业实地访谈,认为省际边缘区双向联系的过渡型区位条件,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传统制造业具有较强的集聚引力。通过对皖浙省际边缘区宁国市耐磨铸件产业集聚过程的分析,发现文化因素、种子企业、主体行为分别主导了省际边缘区传统制造业集聚的萌芽过程、成长过程和扩张过程,提出了省际边缘区传统制造业集聚的动因,是边界效应由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化条件下,多要素时空耦合和系统耦合共同作用的结果,并构建了耦合的机制模型。     

美国都市工业的空间分布及其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启示

在产业集聚理论的基础上,采用美国县域尺度制造业分行业就业人数等数据源,通过区位熵分析、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等方法,分析制造业不同行业的企业在非大都市区、大都市区,尤其是大都市区核心区的空间分布规律。结果显示:与高级服务业和时尚消费品生产密切相关的制造业,集聚于大都市区核心区;标准化程度较高的日用化工、小型电子产品与家具制造业,集聚于大都市区外围区。多数都市工业的市场集中度较低,而大部分装备制造业位于大都市区以外的地区,且市场集中度较高。与此不同的是,中国都市工业占制造业比例较低,且服务内容含量低,而重型工业多位于大城市,集中度低。研究认为中国需要通过推动都市工业总量上的增长与结构上的深化,改变大中城市经济发展高度依赖于重型工业拉动的格局,从而实现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     

互联网新创企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区位选择——以杭州为例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互联网+"战略的推进和智慧社会的构建使互联网全面融入和渗透进实体经济行业,互联网企业的区位研究成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文章以2014、2016和2019年杭州互联网新创企业数据为基础,采用核密度估计法、Ripley's K函数、条件logit选择模型等方法探究互联网新创企业的时空演化特征,考察其在街道层面的集聚与分散特征,并探索了不同时期影响新创企业选址的驱动力量。研究结果表明:(1)文三路创新社区、滨江高新创业区以及文一西路电商创业群是目前相对稳定的3个核心集聚区域;(2)杭州互联网新创企业集聚形态逐年延续并强化,核心区向外辐射,最终形成"一片三核"群团式分布格局;(3)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创新创业环境和区位条件一直是杭州互联网新创企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高端金融商务区、政策环境以及基础设施的影响最为显著。     

1975年以来新疆县域产业结构的空间分异研究

以1975-2010年8个年份的县域产业数据为基础,运用探索性空间统计方法(ESDA)对该时段新疆县域产业结构发展格局的时空差异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从总体空间格局来看,新疆县域产业发展水平具有较强的正空间自相关性,集聚态势显著,并呈现出以2000年为拐点先增强后减弱的趋势.“五五”时期以来,主要分布在北疆、东疆的产业发展热点区域由单一的核心区域向东扩展为三大核心区并列(“克拉玛依—奎屯—乌苏”、“乌鲁木齐—昌吉”、“哈密—吐鲁番”),进而连接形成天山北坡优势产业带;但“十五”时期以后,产业带又收缩为原有的三个核心区.新疆冷点区域主要集中于西南部,其范围呈现出2000年以前不断向东扩张到阿克苏、和田东部地区,而2000年以后又开始向西退缩至和田西部、喀什地区.总体来看,沿东北到西南方向,新疆产业结构的集聚分布呈现出“热点区—次热区—次冷区—冷点区”的阶梯环形带,并有按梯度推移模式扩展的趋势.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区域政策环境是促使产业结构时空格局发生演化的重要因子,其中改革开放和自1999年底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对新疆产业空间格局演化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     

企业流视角下成渝城市群网络空间结构演变

企业作为市场敏感度更高的经济主体，推动着要素资源在城市群地区流动，形成了独特的城市群企业网络。文章以上市公司总部与分支机构的跨区域关联作为城市群流空间网络的表达参数，利用空间可视化、R语言、社会网络分析等手段，对2005—2020年成渝城市群网络空间结构时空演变格局进行刻画，结果发现：(1)与重庆和成都的两个核心城市空间邻近性长期主导着成渝城市群企业流空间格局及其演变，但有效次核心城市仅出现在成都周边的德阳市，城际企业流的多向交叉关联驱动成渝地区中部“塌陷”现象逐步缓解，北部、南部的边缘化“窘境”有所改善；(2)2010年后，位于非中心城市的上市公司其分支机构倾向从重庆转向成都，致使成都的结构性网络权力强度“超车”重庆，且不断压缩重庆的经济腹地；(3)虽然各城市的企业中心性位次有所变动，但成都、重庆两个核心城市对其他城市派生出的企业分支机构的获取及控制权力始终具有优势，成都企业的跨区域分布更为活跃；(4)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会根据资本逐利需要不断重构其企业流网络，驱动成渝城市群空间结构由“单核主导”向“双核鼎立”、再向“多核均衡”演化，同时核心层与次核心层节点城市数量增多，边缘层节点...     

红色旅游流网络空间分布特征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以江西省为研究区,基于社会网络和空间统计分析方法探究红色旅游流网络空间结构特征。研究发现：(1)红色旅游流网络中心化趋势显著,少数核心节点对网络控制能力强,大部分节点集聚效应强于扩散效应。大部分网络节点存在显著的不对称性,网络整体处于不均衡状态。(2)红色旅游流网络呈现出“双核集聚、整体分散的线网状”空间分布形态,具有显著的等级分层集聚现象,根据红色旅游流联系度可划分为红色旅游核心区、次核心区、边缘区、孤立区4个类型。(3)红色旅游流核心区为江西省行政中心,红色旅游流次核心区旅游资源特色突出且交通区位优势显著,红色旅游流边缘区旅游资源特色鲜明但区位优势不明显,红色旅游流孤立区在旅游资源和交通区位方面均不具有优势。(4)在市域尺度上,红色旅游流网络均呈现出向旅游接待与服务功能完备的城市中心城区、5A和4A级景区集聚的特征,红色旅游流网络内部也表现为“单核集聚”“双核联动”及“以点织面”等差异化空间分布形态。     

基于公交刷卡数据的武汉市职住通勤特征研究

通勤出行和职住关系对于理解城市空间结构和职住组织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公交刷卡数据,以武汉市主城区和都市发展区为研究区,通过构建出行模型和职住地识别规则,识别了职住通勤群体,从职住密度、通勤时间与距离、通勤流向和可视化等方面对武汉市的通勤出行和职住平衡进行测度,并识别了武汉市的职住通勤模式。结果表明:①核心城区的职住密度明显高于其它城区,承载着较多的居住和就业人口;②通勤距离与时间具有核心—外围—边缘的递增模式;③城市主要通勤流位于核心城区和外围城区;④职住通勤模式总体可以概括为核心—外围—边缘的单中心向内通勤模式,越往外围区域越呈现职住错位的趋势。     

基于智能体的企业迁移模拟——以广东省产业转移为例

企业迁移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普遍现象,大量的企业迁移活动将重构区域产业空间格局.通过梳理企业迁移机理的相关研究,构建综合成本最小的企业迁移决策行为规则,提出基于智能体和GIS集成的企业迁移决策模型,对企业迁移现象进行模拟,并以广东省为研究区域,模拟珠三角地区企业向广东省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迁移的产业空间变化格局.模拟结果的空间格局和实际情况较为接近,企业迁移的趋势具有梯度性和等级性,临近珠三角地区的区县和省内市辖区是企业迁移首选的区位,粤北山区等区县承接企业迁移潜力最差.运用智能体建模的思想来分析企业迁移的空间决策行为,能为模拟企业迁移的空间格局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对于合理引导企业迁移和制定产业转移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网络结构视角下的边缘创新模式解读——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边缘地区的创新活动是容易被忽视、然而具有重要意义的区域现象。文章从网络结构视角切入，结合高新技术企业投资数据、复杂网络理论与关联网络模型，分析并解读长三角地理边缘地区创新网络的组织模式和生成机制。研究发现：(1)创新网络遵循“核心—关联—边缘”三级网络生长秩序，并通过“接触式+等级式”的知识扩散路径来实现；(2)由于创新网络包含“生产—控制”双重结构，地理边缘的城市既能够接受周边城市制造企业的近距离、接触式溢出，也有机会通过构建创投联系，承接核心城市金融机构的远距离、等级式溢出，成为在创新网络中发挥资源调配作用的控制型节点。因此，在地理边缘区的空间规划实践中，应更加重视城市在网络中所处的结构性位置，致力于将城市发展为在创新网络中具有门户、控制作用的关键节点，从而实现地理边缘区位下的发展路径突破。     

外资企业研发中心在城市内部的时空演化及机制分析——以上海为例

随着研发国际化的不断深化,外资企业研发中心日益成为部分城市的创新主体,其空间分布对城市内部创新格局的影响加剧。以典型城市上海为例,基于1987—2016年在沪外资研发中心企业数据,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修正后的EG指数等方法刻画外资企业研发活动的时空演变格局;并构建负二项回归模型探讨外资企业研发活动区位选择的内在机制。结果表明:①从时间演化角度看,外资企业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的速度呈现出"非线性,不平稳"的波动态势,发展阶段可分为:1987—1993年为试探进入期、1994—2007年为快速集聚期、2008—2016年为下滑调整期;②从空间演化角度看,在沪外资企业的研发中心呈现出高度的空间集聚现象,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外围及近郊部分地区,张江和漕河泾集聚区发育最为成熟;③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发现,制度因素和集聚效应是外资企业研发中心区位选择的重要考虑因素,一般区位的影响作用在下降,本土创新机构中仅有重点高校对研发中心的布局具有吸引力。     

中国创业投资区域网络结构与区域合作研究

为揭示创业投资空间行为，促进创业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运用社会网络方法，从宏观、中观、微观3个角度剖析我国创业投资区域网络结构，并分析区域间投资合作行为及区域网络的形成。结果表明：我国创业投资区域网络节点间具有互惠性；区域网络可划分为核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其中核心区成员稳定，各区域节点整体上呈现从半边缘区向边缘区移动的趋势；核心区发展主要依靠核心区内的相互投资，表现为地域上的投资集聚；半边缘区表现出较强的吸引力，主要依靠区域资源及禀赋吸引核心区创投机构投资；核心区节点主要是因为其属于核心区所以更倾向于投资合作关系的形成，而不仅仅是因为关系形成的另一端与自身属于同一区域。     

浙中城市群综合集聚度及核心城市

浙中城市群作为浙江省三大主体城市群之一,在浙江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正在崛起中的浙中城市群,各个城市的规模和功能还相对较弱,任何一个城市都难以单独成为带动区域发展的核心城市.通过对浙中城市群城镇综合集聚指数的测算分析,结合各城市的发展态势和区位特点,将浙中城市群的核心城市确定为金华市区一义乌联合中心,并分析该联合中心的可行性及意义.     

制造业企业的迁移特征、机制及其绩效——以杭州市为例

企业迁移对产业转型升级、城市功能优化及区域一体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以杭州市544家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杭州市内企业县际迁移、同一区(县、市)内部企业跨乡镇街道迁移特征,进一步剖析企业迁移的动力机制,并结合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对企业迁移绩效进行评价,主要研究结论如下:①杭州市西湖区、江干区等近郊区是制造业企业主要的净迁出地,主要迁往余杭区和萧山区等远郊区。②余杭区、萧山区及江干区等区域内部企业迁移活动频繁,中心城区内企业迁移相对不活跃。县区内企业迁移具有有序性,呈现出扩散与再集聚并存的特征。③迁移企业具有规模衰减性,迁移企业数随企业规模等级的增加而递减,半数以上迁移企业的总资产位于107.0～2 262.7万元之间。④制造业企业迁出和迁入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开发区和高速公路建设对企业总体兼具虹吸效应和挤出效应。⑤对于总体样本及同县区内跨乡镇街道迁移样本而言,迁移有利于提升企业绩效,但跨区(县、市)迁移企业的绩效与对照企业无显著差异,在采用不同绩效指标、差异化的匹配方法计算后结论依然稳健。     

杭州主城区直播电商企业区位特征及影响机制

直播电商消费业态引领的数字新经济正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研究直播电商企业在城市尺度下的空间区位特征及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以直播电商的重要发源地——杭州为例,利用天眼查企业数据,在分析2016、2019、2021年杭州主城区直播电商企业区位特征的基础上,从“人—货—场”产业生态视角,构建“主体—市场—空间”分析框架,并采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模型揭示杭州主城区直播电商企业空间分布规律。结果表明：(1)直播电商产业正快速重塑杭州主城区的数字产业空间格局,自2016年以来加速向外扩延,形成了余杭、滨江—萧山、临平—钱塘三大新城直播经济板块,呈现出“中心低—外围高”的空间演变趋势,具有特殊性。(2)直播电商产业生态下专业化分工格局明显：余杭板块的核心竞争力在于高品质的生活服务设施与良好的企业创新环境;临平—钱塘板块发达的专业市场与多样化的人才供给,辅之相对低廉的房价,集聚了大量小型直播电商企业;滨江—萧山板块兼具多方优势,综合实力最强。(3)对比经典区位论,产业基础、用人成本、交通可达性仍是影响直播电商区位选择的关键要素,但人本需求、企业孵化、人才供给等新区位...     

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企业空间格局演变与区位选择——以兰州市为例

生产性服务业作为转型期策动我国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和体现城市经济职能的主要方面,其企业区位选择已成为从微观视角解析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重要途径。以西北内陆中心城市——兰州市为案例区,将生产性服务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核密度方法分析了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企业空间格局演变过程与集聚特征,并通过条件Logit模型探究了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生产性服务企业的空间分布经历了"集中—分散—分散式集中"的过程,逐渐形成了以城市中心区域为主体,外围地区为补充多中心组团式的空间格局;②从行业集聚的变化特征来看,集聚峰值处的距离和强度分别呈现先增后减和先减后增的变化趋势,集聚范围不断增大,出现多个核心集聚区域。③集聚效益、基础设施、空间距离、政策规划以及技术创新环境对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起到了正向吸引作用,其中以集聚效益、政策规划以及技术创新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成为生产性服务企业进行区位选择时考虑的首要因素。④从不同行业类型来看,以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服务业为代表的传统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主要受到土地价格和基础设施因素的影响,而以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企业则更加关注备选区位的企业集聚效益和技术创新因素,同时政策规划因素也对现代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