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对区域消费的影响研究

我国区域差异日益严重,其消费规模和消费结构也表现出显著差异。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助推器,而货币财政政策是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所以本文结合了目前东中西部地带消费支出的不协调现状,通过两地区简约化模型建立一个包含政府投资、银行贷款、产出和东中西三地区消费支出等变量在内的动态自回归分布滞后计量模型。结果表明我国的货币财政政策对消费支出确实存在区域不对称性效应,特别是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对消费支出的作用更大。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影响机制和政策比较

本文基于我国财政收支与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周期性特征，分析了我国财政收入和支出政策对产出、通胀、私人消费和投资等宏观变量的影响。为了进一步测算不同类型财政政策的影响机制和政策效果，本文建模构建一个包含企业家和工人家庭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在模型中引入了政府投资性支出、消费性支出、消费税和所得税减税以及转移支付五种类型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分别计算了五种财政政策乘数。本文的结论显示，各类型财政政策在短期内均起到较好的总需求刺激效果，但在长期，政府投资性支出和所得税减税的政策效果更为突出；政府消费性支出、消费税减税、转移支付政策虽然短期刺激作用更为明显，但由于存在挤出效应以及削弱投资和资本积累，在长期存在一定的负面效果，政策有效持续期也较投资性支出和所得税减税更短。     

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乘数和实际乘数效应研究

本文通过建立宏观经济模型,分别测算了我国的理论财政政策乘数和实际财政政策乘数.测算结果表明,这两种财政政策的乘数值都不大,尤其是实际作用乘数的值明显偏低,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也不明显.就乘数的影响因素来看,其可能原因在于我国的边际消费倾向过低,同时消费存在很大的刚性.根据上述乘数的测算值,我们还分别估算了在两种模型下财政政策的综合乘数效应.显然,财政政策是政府调节经济的主要杠杆,其中政府购买支出是最主要的政策工具.此外,尽管理论和实际作用乘数相差很大,但两者最终形成的乘数效应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相差不大,甚至财政政策的实际乘数效应在多数年份超过理论乘数效应.     

基于发展观演变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及空间格局调整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经历了“平衡发展观→非均衡发展观→非均衡协调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演变,这些变化和调整,对不同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的中国区域经济空间布局、推进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尤其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有着深刻的逻辑规律,是我国宏观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演变的历史必然.文章提出现阶段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可称为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战略.     

渐进式改革、双支柱调控转型与财政政策效果研究

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促进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是中国宏观调控关注的重点，本文以实证为基础，构建了嵌入双支柱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通过数值模拟分别评估家庭和企业两类信贷约束变化的财政政策乘数效应。研究表明，基于不同微观主体的信贷约束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而宏观审慎政策由强变弱和货币政策盯住产出系数变小能够增强政府消费和转移支付的乘数效应，但同时也会导致所得税和广义消费税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变大。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以信贷约束为代表的宏观审慎政策+混合型或价格型或数量型货币政策”等双支柱调控转型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效应，认为家庭信贷约束由弱变强对财政政策乘数效应的影响极小，但是，如果针对企业的信贷约束由弱变强则必将极大削弱财政政策效果。     

我国缩小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对策

本文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实进行分析,在深入探求非均衡现实形成的政策因素基础上,提出缩小区域发展非均衡的政策建议。     

时变乘数效应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政策效果测定

财政政策效果测定历来是国家政策制定与改革关注的重点。本文基于约束的VAR模型提出了具有微观基础的财政政策时变乘数指标,并分解测算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支出和政府融资的时变冲击乘数、时变累积乘数以及时变现值乘数。同时,结合中国实际,通过一个理论模型分析了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投资乘数呈减弱趋势,政府消费乘数亦呈小幅下降态势。政府税收乘数显著为负且相对较为稳定,但债务发行乘数呈明显下降趋势,并于2006年起由正转负。基于模型校准和经验分析可知,目前政策当局依然可通过增加消费性支出促进经济增长;但是,需要管控政府投资规模,因为随政府投资产出弹性下降和规模扩大,政府投资乘数急速下滑势必削弱财政政策效果。同时,由于中国税收并未引发大规模挤占效应,因此目前税收格局相对合理。此外,鉴于当前债务发行存在负经济增长效应,表明政策当局仍需重点盯住和管控债务规模。在此基础上,结合微观主体流动性约束强弱和结构性参数走向,本文提出了增强财政政策效果的对策建议。     

中国区域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的度量及变动趋势——基于区域层面城乡金融发展的视角

本文运用基尼系数(GINI)、对数离差均值(GE0)和秦尔指数(GE1)对1978-2010年我国省际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东中西部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和八大经济区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进行了全面测度,并运用R/S分析方法对我国区域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的长期变动趋势进行了预测.研究发现,我国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问题在省际、东中西部和八大经济区之间都是表现得极为明显的,而且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这种非均衡状态还会继续存在.在此基础上,文末就实现城乡金融均衡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财政政策影响装备制造业发展的经验分析

在现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建立了一个研究模型,分析财政固定资产投资、财政科技投资和税收等财政政策对于装备制造业产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近十年来,财政固定资产投资对装备制造业发展有显著的正效应,税收的增加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财政科技投资的短期效应不明显,紧缩性税收的政策效应相对高于其它扩张性财政政策.建议进一步实施对装备制造业的财政扶持政策,特别是增加财政科技投资规模,实施定向减税政策,增强产业的内生增长动力,提升市场竞争力.     

宏观财政政策的微观效应传导分析

作为宏观经济政策之一的财政政策，其宏观调控作用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但财政政策需要通过作用于市场中微观主体（如企业），才能实现其政策效果和目标。微观主体是宏观财政政策的运行载体，从一定意义上说，宏观财政政策的效应传导具有微观特征。     

城市化对非农产业的溢出效应——基于面板VAR模型

本文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利用东中西部1998—2009年的数据和面板VAR方法考察了城市化对非农产业发展的溢出效应。结果发现:城市化的溢出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间是非均衡的,并成为拉大地区经济差距的重要原因。东部较高的城市化率通过人力资本积聚对非农产业产生显著溢出效应;中部城市化溢出不明显,其非农产业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工业自身的累积循环效应;西部城市化溢出作用非常微弱,其产业发展模式呈显著资金推动特征。本文据此提出,中西部应采取更加主动的城市化政策来吸引人力资本集聚和技术进步,以更好实现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目标。     

强刺激政策难出台

<正>当前一些宏观数据已经出现改善迹象。在此背景下,政府已经没有必要再采取强刺激政策来稳增长。当然,考虑到经济下行压力仍存,未来宏观调控政策仍有必要继续预调和微调,以保证全年增长目标的实现。未来可能主要通过财政政策、投资政策、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的合理调节来托底经济增长,实现7.5%左右的年度增长目标,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一是为切实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进度会有所加快。今年政府     

加快实现我国三大经济区域的互补和整合

我国经济是一种典型的“二元经济”，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增长呈现严重的不平衡发展格局。自然资源、国土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矿藏资源等分布的不平衡性，是导致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基础性因素，而地区间人力资源、社会资源、政策资源、国家非均衡发展战略等的不平衡性，是导致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持续扩大的主导因素。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加快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互补整合，逐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浅谈区域经济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区域经济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区域经济政策是企业经济发展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通过经济政策的实施对经济资源的配置在宏观上进行指导,从而促使区域形成自己的经济格局和产业空间布局。只有用多种经济政策对经济的发展进行宏观调控才能够更好地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本文将从区域财政政策、区域金融政策、区域产业政策等几个方面对区域经济政策进行探讨,以研究区域经济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西部大开发与区域经济高效协调发展

我国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以来的宏观数据显示：中部地区投资效益最好,西部地区投资效益次之,而东部地区投资效益下降,表明我国经济已进入“调整东部、建设中部、一切西部”时期。东中西部地区工推进协调发经跳跃式进入西部大开发的选择,更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投资效益更好,因此,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要高度重视中部地区建设投资,加快中西部地区,缩小地区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论我国财政投资的效率及其制约因素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财政投资,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但对民间投资和带动作用不明显,其主要原因是受分配不公,宏观税负过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阻,国际需求振和体制性收缩等因素的影响。为支持经济增长,提高财政投资的效率,必然调整财政政策并完善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观基础。     

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与效应分析——基于凯恩斯理论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加深,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逐步显现。为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2008年以来,我国政府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产业振兴政策等。从2009年的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形势看,这些政策是合理的,并取得良好的效果。本文在对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概览的基础上,运用凯恩斯理论对我国当前采取政策及其效应进行分析,认为应对金融危机,财政政策更为有效,货币政策可以配合财政政策进行,并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税收政策的评价与完善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政策经历了一个从重规模到重质量、从以区域性税收优惠为主逐步到行业性税收优惠和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的演变过程。中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政策产生了明显的扩大外商投资的吸引效应、经济发展的牵动效应和推进开放的示范效应,但也存在产业优惠政策不够集中明晰、对技术知识资本密集型的项目优惠范围偏小、东部区域优惠政策有待缩小甚至取消、地方政府收费项目繁多、优惠措施不够规范等问题。本文还提出了克服上述缺陷的相应政策。     

基础教育服务均等化视角下的教育经费分析

基础教育均等化的实质是教育资源的均衡化分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是由各级政府提供,所以实现基础教育均等化的有效途径是政府教育经费的均等化分配。通过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和极值比的计算来衡量全国范围内、东中西部地区和城乡间的教育资源均等化分配现状,得出城乡间教育资源分配最不均衡的结论,继而提出解决教育经费非均衡化分配的政策建议。     

国外如何调控内需,刺激增长

●西方国家调控需求的政策有一个演变过程:30——70年代,财政政策为主要调控手段,后来财政政策不断弱化,并逐渐演变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结合的相机抉择政策。 ●“罗斯福新政”的借鉴意义: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需求扩张与体制改革应并进;开辟新市场缩小地区、城乡差距;实施再就业工程;防范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负作用。 ●日本经济为何持续衰退、投资拉而不动,美国经济却8年持续增长这一正一反的事实说明,在制约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中,结构问题、启动民间投资与消费、货币政策的调控作用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