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可达性与旅游经济联系空间关系研究——以大西高铁为例

在中国高铁发展日益受到关注的背景下，以大西高铁为例，使用城市间的矢量路网、高铁站点及各城市旅游收入、旅游人数等数据，运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和引力模型，对大西高铁沿线及周边城市在高铁开通前后的交通可达性和旅游经济联系进行分析，并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者进行耦合协调分析。结果表明：大西高铁的开通显著提升了各城市的可达性水平，但提升程度不均衡，致使研究区交通可达性的空间公平性降低；区域内旅游经济联系强度显著增加，且沿线城市间旅游经济联系提升较为明显，各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总量均大幅提升；高铁的开通对高铁途经城市的交通可达性与旅游经济联系的协同发展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高铁未途经城市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甚至出现了协调度降低的情况。     

高速铁路与沿线城市经济联系变化

高速铁路通过改善沿线城市的可达性而增强其经济联系强度,有利于加强沿线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根据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采用可达性和经济联系强度两个指标,对2020年高速铁路网络建成后沿线城市的可达性和经济联系强度变化进行分析,以揭示高速铁路发展对沿线城市经济联系变化的影响。结果显示,在高速铁路的影响下,"四纵四横"高速铁路干线沿线城市及高速铁路枢纽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均随可达性的改善而明显增大。这将有利于沿线城市经济发展,促进高速铁路干线沿线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形成全国重要的经济带。因此,国家需要采取相应的对策,利用这种变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并控制有可能出现的消极影响。     

京沪高速铁路对沿线城市效率和空间公平的影响

选择京沪高速铁路沿线72个城市为样本,从效率与公平两个角度探讨了京沪高铁的开通给不同规模、不同区位条件的站点城市和非站点城市带来的可达性变化的空间分异规律。研究表明,京沪高铁的开通提高了沿线城市,尤其是站点城市的可达性效率,增强了高铁沿线的"廊道效应";同时,高铁的开通增大了站点城市和非站点城市之间以及非站点城市内部的差异,加剧了样本区域发展的不均衡,但减小了站点城市内部的差异,促进了其均衡发展。     

城际高铁对未来黑龙江城镇体系空间格局的影响及优化

基于时空距离的二维视角,利用时空距离可达性、可达性重心、哈夫模型综合评估预测哈齐、哈佳、哈牡绥城际高铁开通后对黑龙江城镇体系空间格局演变的潜在影响及优化对策,研究表明:三条城际高铁的运营将明显提升沿线城市与区域的时空可达性,带来可达性空间格局的渐变与重塑,哈齐时空距离可达性强于哈佳,哈佳强于哈牡绥,可达性高值区集中在以哈尔滨为核心的不规则圈层区域,可达性低值区分布在线路末端区位;哈牡绥可达重心向东、向南偏移显著,哈齐有向西、向北偏移趋势,哈佳有向东、向北偏移态势;可达空间服务最优区集中在哈齐沿线的大庆、哈牡绥沿线的海林与牡丹江以及三条城际高铁的枢纽哈尔滨周边。未来黑龙江城镇体系空间格局的优化可依托哈齐、哈牡绥与哈佳城际高铁构建黑龙江省域西北、东南、东北向的"Y"型点轴系统;哈齐延伸至满洲里对接俄罗斯和蒙古,哈牡绥、哈佳对接俄罗斯,构建"中蒙俄"跨国经济走廊;以哈尔滨为中心推进1h高铁经济圈建设,加快哈尔滨—双城、大庆—安达、牡丹江—海林空间整合与同城化进程。     

欠发达地区高铁可达性与经济社会的协调性研究

选取哈大、郑西-西宝、兰新高铁为对象,研究沿线欠发达地区的高铁可达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二者间的耦合协调度格局。研究表明:①高铁开通使得欠发达地区的可达性获得提升,呈以高铁轴带为核心、轴带外围为边缘的"核心-边缘"格局,轴带内部存在显著的"断裂"区,加剧了中心城市高铁集散场的延拓、袭夺与耦合。②高铁的运营加剧了沿线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获益分配的不均衡、加剧了沿线节点的两极分化,产生"优者更优、劣者更劣"的"马太效应"。③耦合度与协调度整体呈不均衡的分异态势,局部地域表现出单核心城市的极化型、双核心城市的串联型、双核心城市的错位型、低水平区域的均衡型等4种分异格局。     

高铁对沿线城市空间格局影响研究——以哈大高铁为例

以哈大高铁沿线10个地级市为对象,利用高铁通车前后各项数据,基于GIS空间分析技术支持,运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等时圈法、经济联系强度等指标以定量角度探讨哈大高铁通车前后各沿线区域可达性和经济联系的演化特征。结果显示:沿线10个城市平均旅行时间提升幅度都在50%以上;3 h内平均可达城市数量由7个增加到14个,且分布趋势趋向均衡;城市间经济联系总量增长了3.6倍。哈大高铁极大改善了沿线城市的可达性,时间会聚效用明显;加大了东北沿海区和内陆区的联系;同时发现城市交通可达性和经济联系存在一定耦合效应。     

高铁时代衡阳经济的发展机遇与对策

武广高铁连着珠三角、长株潭、武汉城市圈三大经济区域,将粤、湘、鄂3省20多个城市纳入了"3小时经济圈",实现了长江和珠江两大区域经济的互补与融合。借力武广高铁,实现跨越发展,是沿线每个城市的共同梦想。因此,研究高铁,把握高铁,着力打造衡阳高铁经济刻不容缓、势在必行。文章通过分析武广高铁对衡阳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结合实际提出了相关建议。     

武广高铁对湖南沿线城市可达性的影响研究

武广高铁的开通改善了沿线城市的可达性,极大地提高了沿线城市间要素流动的速度与效率,促进了沿线城市的经济发展。以武广高铁湖南境内段为例,选取武广湖南沿线五个节点城市,运用日常可达性,加权平均旅行时间以及经济潜能三种评价方法定量分析武广高铁对沿线城市可达性的影响,得出武广高铁的开通显著提升了沿线城市可达性水平,同时,可能会使得非沿线城市出现经济相对负增长的结论,并对武广高铁影响下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趋势进行了展望。     

区域性交通条件改善与沿线城市人口增长——基于铁路运输提速的分析

本文将可达性引入到城市人口增长模型中,分析了铁路提速引起的沿线城市可达性变化,进而对其人口增长所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铁路提速对沿线城市人口增长有着明显的正向影响.铁路提速所导致的沿线城市可达性每提高1％,可使其人口出现0.39％的相应增长.特别是,对于提速沿线城市,其可达性每提高1％,可引起人口出现0.52％的相应增长.但对于非提速沿线城市,这种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铁路提速对提速沿线城市人口增长影响还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在我国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城市的可达性每提高1％,可引起其人口分别出现0.90％、1.5％的相应增长,但在中部和西部地区这种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     

中国城市高速铁路客运的空间联系格局

基于全国高速铁路班次数据,通过传统重力模型和GIS空间分析等技术方法探讨中国城市高铁客运空间联系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高客运量城市集中于东部地区和区域中心城市,东部城市群高客运量城市扎堆,而西部地区高客运量城市稀疏。全国城市高铁客运量与城市等级体系、经济发展格局基本对应。局部区域高铁客运量格局包括中心城市极化型、多核心均衡型和低水平发展型的三种典型类型区。(2)城市高铁客运量具有显著的时间距离衰减特征,高铁客运量集中于城市4 h范围内,高铁出行更适合中心城市密度较高的城市群地区。(3)高强度联系网络主要分布于东部城市群内部和东中部地区"四纵两横"沿线部分区段,中心城市密集地区的高铁联系网络的强度普遍较高。(4)经济因素是高铁客流生成的根本动力,高铁可达性和城市等级也是影响城市客运格局的主要因素。与传统铁路相比,城市吸引力和时间距离对高铁沿线城市空间相互作用的正负影响程度均有明显的削弱。     

高铁对关中平原城市群可达性影响的多尺度分析

从多尺度的视角分析2010、2015和2020年高铁的建设对关中平原城市群核心区域关中天水经济区交通可达性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1)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可达性水平在高铁的影响下整体提高,但提高幅度存在差异,其中市域尺度提升最大;(2)可达性水平的地域差异从高铁线路开通到线路呈网状分布逐渐缩小;(3)高铁沿线地区可达性水平变化明显,局部空间关联格局表现为:西安市、咸阳市所辖区县及乡镇低低集聚关联(可达性水平较高),天水市所辖区县及乡镇高高集聚关联(可达性水平较低);(4)尺度方差及其分解结果显示,高铁建设初期,市域尺度可达性变化明显,引起的可达性差异较大。随着高铁网络的完善,沿线区县以及乡镇的可达性水平提升,可达性差异显现。     

沪杭高铁对沿线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中国高铁建设经过了一段跌宕起伏的曲折发展历程,这对于我们客观冷静地全面分析和理性认识高铁的作用和影响也不无益处。本文从研究高铁对沿线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入手,着重运用"有无对比法"实证分析了沪杭高铁对浙江沿线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在分析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策建议:浙江沿线区域必须实施共生发展战略,通过区域合作竞争,形成浙江与上海共生发展的新格局。     

陕西省高铁网络建设对可达性空间格局影响

文章以陕西省高速铁路作为研究对象,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节点成本"网络分析方法,用以测算最小时空距离、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日可达性及可达性潜力四个指标,并对陕西省有无高铁以及未来"米"字型高铁网络建成后的可达性空间格局进行模拟和评价,分析陕西省不同时期高铁网络扩张对可达性空间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①"节点成本"网络分析法计算结果能较为真实反映区域可达性空间格局;②陕西省高铁网络降低了最小时间可达性,"时间收敛"效应变化显著,但最小空间可达性无明显变化,"空间收敛"效应不突出;③陕西省"米"字形高铁网络建成以后,省会西安的中心枢纽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1 h可服务人口增加到1 751.61万人,提升66.17%,2 h可服务人口为2 890.8万人,提升44.93%;④随着高速铁路的扩张,陕西省可达性空间格局呈现出"核心—边缘"形态到"廊道"形态再到"核心—廊道"形态的演化趋势,全省可达性整体提升,地区可达性差距缩小。     

高速铁路影响下的城市可达性测度及其空间格局模拟分析——以哈大高铁为例

利用可达性模型并结合GIS反距离加权插值技术综合测度了哈大高铁通车前后沿线城市的可达性及其空间格局的演变,研究表明:哈大高铁通车前后,时空压缩效果显著,城市可达性得到大幅提升;可达性改善程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位于高铁线路中间的城市提升较大,首末城市提升较小;城市可达性的动态变化加速了东北地区空间格局的演变,空间分化与重构现象日趋复杂,辽中南城市群分化成沈阳经济区和沿海经济带,吉林中部和哈尔滨都市圈重组成哈长经济区,哈大高铁轴带人口、经济的空间极化将进一步提升,中心城市的扩散域突破传统的空间尺度甚至行政区划的范畴,部分城市空间隶属关系模糊。     

长江中游城市群高速铁路可达性格局及演变

基于城市间列车最短时间距离数据,使用最短时间距离模型、可达性系数和经济潜力等度量交通网络通达性的指标,分析了高速铁路建设对可达性的影响。结果显示,高速铁路快速崛起,时间压缩效益显著,可达性获得极大的提升;传统铁路、现状高速铁路和规划高速铁路情形下的可达性空间格局呈"核心—边缘"模式,高速铁路建设促进了相对区位较优越地区向周边地域的迅速扩张,壮大了城市的发展潜能;城市群的可达性格局受高速铁路网络发育水平的显著影响,高速铁路建设初期强化了区域可达性的分异,而随着路网的完善,区域可达性的差异逐渐弱化。科学地研究和呈现城市群高铁建设前后区域可达性格局与差异,对于有效实现区域间交通网络的科学对接及区域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可达性的中俄跨国班列沿线城市经济联系——以中俄K19/K20班列为例

在"一带一路"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倡议的背景下,中俄双边经济合作优势明显,潜力巨大,铁路交通可达性对沿线城市经济联系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以中俄铁路K19/K20班列沿线节点为研究对象,构建可达性模型分析节点可达性状况,利用修正的经济联系强度模型测算节点间经济联系强度。研究表明:(1)节点可达性与其经济联系强度呈一定的正相关性,K19/K20班列中国境内节点的整体可达性与经济联系强度高于俄罗斯境内节点。(2)K19/K20班列沿线可达性与经济联系强度均表现出首末可达优势潜力相对较大、经济联系紧凑,部分中间线路可达性优势相对较弱、经济联系松散的"外围—中心"模式。(3)可达性优势地带分布在北京—唐山段、沈阳—哈尔滨段及莫斯科,可达性最弱区位于赤塔—乌兰乌德段;京津、莫斯科分别为各自国境区域经济联系首位城市,但莫斯科辐射强度与效应远不如京津;牙克石、海拉尔、赤塔、乌兰乌德、伊尔库茨克作为跨境的重要节点,东西向联接的经济中枢地位与关联效应不凸显。     

高铁对区域协同发展的影响机理——基于2005—2019年湖南省经验证据

文章分析高铁对我国区域协同发展的影响机理，指出高铁时空压缩效应产生市场一体化效应、城市竞合效应和城市群空间效应，导致城市体系多中心化、产业结构相关多样化、创新网络结构有序化，催生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进而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基于高铁建设背景，利用2005—2019年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湖南区域协同发展水平，采用ESDA分析其演变特征，使用DID模型验证高铁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高铁时代湖南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水平呈增长趋势；(2)城市协同发展水平空间结构优化，协同水平最高的是长沙，京港澳高铁沿线的长株潭、岳阳、衡阳和郴州协同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大湘西地区，整体呈现由东至西梯度递减态势；(3)高铁对湖南区域协同发展具有正向影响；(4)高铁通过城市体系、产业结构、创新网络、旅游业发展以及环境协同治理等间接影响区域协同发展水平。     

高速铁路对长三角地区陆路可达性的影响

在县级空间尺度下,采用加权平均出行时间、经济潜力和到上海出行时间三种可达性指标,评估高速铁路对长三角地区陆路可达性的影响。并进一步将可达性变化与经济发展水平格局进行比较分析,讨论高铁引起的可达性变化对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可能影响。结果表明,高速铁路提升了长三角地区整体可达性,且能缩小区域间可达性的差异;高速铁路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可达性的提升存在差异。整体上,高铁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区域的加权平均出行时间和到上海的出行时间的提升更为明显,有利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区域接受其他区域尤其是上海的经济辐射和带动效应;但对经济潜力的提升则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区域更为明显,这一趋势可能会导致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格局的进一步极化。     

高铁对不同规模城市发展的影响

通过对我国不同规模城市的359个高铁站点到城区可达性的定量测算,结合文献分析法,从可达性提升、站点周边发展与城市经济发展三方面解析高铁站点的建设对不同规模城市发展的影响。分析表明,Levinson的基于西方高铁可达性的结论对于我国高铁来说不完全符合:大城市获得了更好的"相对可达性",但部分中小城市并没有获得"绝对可达性"的提升,相反甚至导致其可达性低于高铁开通前;在产业转移与产业同质化两大背景下,我国高铁对不同规模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有两个显著特征,即高铁导致了大城市第三产业的空间极化发展,但对第二产业有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分工合作、均衡发展的促进作用;高铁促进了相邻大城市之间的"同城化效应",但尚处于同城化的初始阶段,同时高铁也使巨型城市周围的中小城市获得扩散作用的有益影响。     

基于Super-DEA模型的厦深高铁可达性效应综合评估与空间分异

不同形式的可达性指标所揭示的交通基础设施可达性特征具有差异性,客观地将不同指标进行综合以全面掌握可达性效应,对于科学评估交通基础设施新建的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文章综合运用GIS网络分析、Super-DEA、空间变差函数等多种研究方法,从空间相互作用成本和效益出发,选取4种常用可达性指标和本文构建的综合可达性指数分析了厦深高铁开通引起的粤闽沿线地区可达性变化与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厦深高铁开通在整体上显著降低广东省城镇出行时间的同时,扩大了福建省城镇空间相互作用潜力与吸引范围;综合可达性指数形成了以珠三角中东部地区为核心,向外围逐渐递减的空间分异特征,广东省综合可达性水平明显优于福建省;厦深高铁的开通促进了区域可达性公平性水平的提升,广东清远、河源、潮州以及韶关部分地区、福建的龙岩、漳州等地综合可达性指数变化有利于可达性空间公平性水平的提高;粤西和闽北地区、核心地域的珠三角东部和中部地区综合可达性指数变化则引起了可达性空间差异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