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耗降低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结构分解技术的投入产出法实证检验

利用1997年和2002年投入产出表数据,采用结构分解技术来研究消费需求结构变化、进出口以及技术进步对能源消耗的影响,结果发现我国消费需求结构变化对能源效率提高影响甚微,进口有利于能源效率的提高,出口不利于能源效率的提高,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提高贡献率达到94.2%。     

政府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4万亿投资的实证研究

基于产业关联传导路径和凯恩斯乘数原理,本文构建扩展的投入产出模型,并分别确定了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的评价指标,实证分析中国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刺激了中国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却未能有效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甚至出现产业结构失衡加剧现象;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微弱下降。为避免经济刺激计划对产业结构失衡加剧的后果,应优化投资结构,强化产业结构中的薄弱环节,重视创新能力培育,提振内需,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技术进步测算方法研究

如何测算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经济管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难题。文章提出了一种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测算方法,该方法运用基于结构分解分析模型的分解方法,考虑了部门之间的完全消耗关系。作为实证,利用可比价投入产出表,测算了1987年￣1995年间我国各部门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甘肃省全要素能源效率评价研究(2000—2011)——基于西部省区的比较分析

文章选取2000—2011年西部11省区面板数据,采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对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了测算。研究表明:甘肃省全要素能源效率年均增长6.9%,技术效率平均增长2.6%,技术进步平均增长4.2%。甘肃省全要素能源效率在1 1省区中列第4位,比西部平均水平高1.2个百分点。对甘肃和其他西部省区来说,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提高均有正向促进作用,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增长的贡献大于技术效率的贡献。测算结果说明,管理创新和制度变革对能源效率增长的作用还未充分发挥出来。提高甘肃及西部省区能源效率,应在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不断推进科技进步的同时,不断优化整个社会能源配置效率,改善能源宏观管理。     

技术进步视角下回弹效应测算的改进模型

运用门槛回归和潜在产出法分别改进了基于能源增强型技术进步和广义技术进步的回弹效应测算模型。基于改进前后的模型并利用1997—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测算中国的回弹效应。结果表明:改进后的模型考虑了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的非线性关系以及技术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测算得出的回弹效应更精确;由能源增强型技术进步诱发的回弹效应呈上升趋势,广义技术进步诱发的回弹效应表现出剧烈波动的特征。认为政府应逐步建立回弹效应监控体系以有效控制回弹效应。     

低碳技术是否能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点?——低碳技术与IT技术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比较研究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本文从投资、有效劳动投入量及生产率这三方面剖析了低碳技术与IT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机制,分析了在保持当前技术发展速度的前提下,低碳技术将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点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技术冲击下的投资效率问题研究

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投资效率是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因此,本文在分析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技术和投资效率问题的基础上,利用改进的RBC模型,详细剖析了体现式和非体现式技术进步对于我国经济影响的途径和效果,并进一步运用VAR模型对数据进行验证,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当前的技术进步主要为体现式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关系的实证

以河南省为例,应用STIRPAT模型、EKC理论和IPAT方程,分析和讨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的影响。研究发现：目前技术进步对河南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的作用有限;河南省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不规则的N型曲线;河南省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目前处于脱钩、复钩交替阶段,还没有出现永久脱钩的拐点;要使河南经济保持9%的发展速度,能源利用的广义技术进步每年必须大于8.257。因此,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技术进步的实证分析

在不同的阶段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是不同的。从1991—1994年的4年间,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技术进步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是不明显的。从1996—2003年的8年间,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直接贡献,但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技术进步而产生的技术外溢是有限的,因而外商直接投资的间接效应是不明显的。外商投资参与度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影响越来越大,外商直接投资在劳动生产率提高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进步效应的测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英国的第三大外商直接投资接受国。实践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经济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等方面。外国资本通过投资我国现代制造业产生了效益,提高了资本密集程度和劳动生产率,也是我国工业化的催化剂。本文通过建立用外商直接投资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增长模型,定量测算了我国FDI的技术进步效应。     

行业视角下减排成本估算及减排路径研究

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经济发展环境治理的战略目标,减排成本与减排路径是该战略实施中两大现实问题。基于行业视角,利用投入产出方法,对行业减排成本、技术减排效应及减排路径展开研究,基本结论如下：①行业减排成本差异大,整体减排成本逐年上升。在三个代表性年份行业最高与最低减排成本相差40-60倍,减排成本绝对差值在1500-3000$/t。在2000-2010年间, 32个行业减排成本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全社会整体减排成本上升了56.98%。②技术进步的减排贡献较大,部分行业技术减排有限。在产出固定假设下,2000-2010年技术进步实现累计减排57.09亿t,累计技术减排率达到47.88%；但在旅游、住宿餐饮等行业技术减排率为负,技术因素导致的排放不减反增。③行业减排路径应遵循从高碳到低碳的顺序。基于减排成本与技术减排两大因素的减排路径规划显示,优先和重点减排行业主要集中在能源生产供给、加工制造、交通运输、采矿及设备制造等高能耗高排放行业；可相对延后和非重点减排行业主要为食品烟草等传统加工制造业以及金融、房地产等现代服务业。     

技术进步的“体现观”与技术收敛测度指标构建

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动力作用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话题。区域间技术收敛是实现区域间经济收敛的必要条件。文章从经济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的分类出发,剖析了外生与内生、体现式与非体现式、资本偏向和劳动偏向等概念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给出了技术收敛的测度指标体系。文章认为,当前关于技术内生和外生的研究并没有与技术进步的"体现观"结合起来。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所指的技术进步主要是非体现式的技术进步。内生增长理论中的体现式技术进步主要是体现在资本或劳动力中的技术进步。所以,技术收敛的分析应该在经济收敛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体现在资本和劳动力中的技术和没有体现在要素中的技术,建立相应的测度指标体系。这种测度技术收敛的方法与一般性的技术收敛测度相比具有明显的优点,对相关的产业技术政策、人力资本流动政策以及产业转移等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创新型增长视角下的金融发展：综述及展望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分析框架下,金融系统只影响资本形成,并不创造社会财富,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只有水平效应而没有增长效应。新增长理论,尤其是熊彼特增长理论．突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关于技术进步的外生性假设,强调资本积累和创新是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这为研究金融体系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供了全新视角。当前,中国金融发展现状与创新型增长要求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相容性,需要在制度、政策和监管体系上不断完善与变革,逐步实现科技创新和金融发展的良性互动。     

技术需求与智能制造技术创新——数字经济的导向性赋能机制

智能制造技术创新是持续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为探究制造业技术需求、数字经济赋能对非市场与市场导向下智能制造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基于技术创新需求拉动理论，引入数字经济赋能构建投入-产出两阶段模型。分析发现，当政府研发补贴较高时，劳动替代需求与智能制造技术创新投入呈倒U型相关，对智能制造研发投入产生挤出效应；以效率提升为主的技术市场需求通过影响企业智能制造技术创新投入，间接推动技术创新产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表明，数字经济赋能正向调节市场导向的智能制造技术创新产出，但对非市场导向的技术创新不具赋能作用。在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发展优势的同时，应依托需求拉动机制开发更多需求侧政策工具，进一步激发智能制造技术创新。     

国外新经济理论的研究进展

随着技术变革的深入,新兴技术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更为深入,产生了以知识和创新为核心的新经济,对传统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发展方式发生变革,对新经济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对国外新经济的产生与发展相关理论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从技术变革与新经济的关系、新经济的理论基础、新经济形态下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及其新经济理论的应用领域等方面剖析了国外新经济理论的研究进展,提出未来新经济领域可围绕国家创新体系的战略定位研究、技术变革发展方向的预测方法、技术变革推动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过程分析、新经济理论框架对产业结构影响以及新经济背景对企业发展的影响等方面展开。     

我国环渤海地区主要港口技术效率的时空差异分析

将DEA方法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相结合,测度了2007—2010年我国环渤海地区9大港口的投入-产出效率。结果表明:研究期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环渤海地区主要港口总体的技术效率不佳,但庞大内需使其技术效率呈上升趋势,规模效率过低是导致其技术效率不佳的主要原因,港口的投入-产出效率在很大程度上与港口规模有关;从动态效率来看,9大港口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且其增长率为正,但个别港口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明显且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不同省份港口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存在明显差距;技术进步迟滞和规模效率不高是制约我国环渤海地区主要港口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进一步提高的主要因素。     

On using relative prices to measure capital-specific technological progress

Recently, Greenwood, Hercowitz and Krusell (GHK) have identified the relative price of (new) capital with capital-specific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a two-sector growth model, however, the relative price of capital equals the ratio of the productivity processes in the two sectors. Restrictions from this model are used with data on wages and prices to construct measures of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test the GHK identification, which is easily rejected by the data. This raises questions about various measures of the contribution that capital-specific technological progress might make to the economy. This identification also induce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resulting measures of capital-specific and economy-wide technological change, which potentially explains why papers employing this identification find that capital-specific technological change accelerated in the mid-1970s. We impose structure on the productivity measures based on their long-run behavior and find evidence of a slowdown in productivity in the 1970s that is common to both sectors and an acceleration in the mid-1990s that is exclusive to the capital sector.     

基于纵向市场机制的产业技术进步协同效应研究

理清产业链与创新链的链接模式，发挥产业间技术进步协同效应，全面提升产业链水平，不断丰富经济整体技术内涵并提升创新能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利用创新货币外部性理论，提出纵向市场机制具有知识、产品价格非均衡信息的传递功能，通过替代效应、结构效应引致上下游关联产业在创新知识利用与创新方向选择上的联系，进而形成产业间技术进步协同效应。使用我国2005—2017年6期投入产出表以及其它相关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得到：①当前我国纵向市场机制作用下的产业间技术进步协同作用显著，并表现为下游—上游协同效应；②由技术进步的细分项看，上游—下游前向联系产生了显著技术改进协同效应，下游—上游后向联系则产生了显著技术效率提升协同效应，分别通过替代效应与结构效应实现技术进步协同。据此，我国在实施区域性或宏观创新科技政策时，需关注新兴产业与既有产业的有效关联，通过引入新兴产业创新生产方式实现区域内关联产业的生产结构效应，并通过加速高精尖知识流动实现区域内关联产业的创新替代效应，构建优势技术产业集群，避免在产业技术发展上出现“孤岛效应”。     

Influence of Technology Change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rapid growth has been witnessed in the Chinese economy, thanks to the introduce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s well as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f the country. However, while this exogenou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promotes economic growth quantitatively, it is, unfortunately, not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the economy. Structural imbalances have thus been produced, which hinde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of the country. Besides, by way of the “supply and demand rebalance mechanism,” “resource optimized allocation mechanism,” and “new and old kinetic energy conversion mechanism,” original technological progress can effectively push forward the quality change, efficiency change and dynamic change in the economy, thereby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greenness and openness as well as the share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Therefore, the current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needs to change from the second stage—the stage of transition from the introduce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mode to the original technological progress mode then to the third stage—the stage mainly based on the original technological progress, which is the key to the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economy from the high-speed growth phase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hase.     

干中学、过度投资和R&D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侵蚀效应”

R&D的过度投资对人力资本积累具有"侵蚀效应"。本文提出了一个同时内生化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模型,强调了R&D过程中的两种特征,即R&D过程需要人力资本投入和新技术的研发通过干中学获得,并就R&D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侵蚀效应"所造成的负外部性进行了分析。通过比较分散经济均衡和集中经济均衡,本文得出结论:垄断加价及其引致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过度投资与"侵蚀效应"相互交错、共同作用,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人力资本的积累率和经济增长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