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依赖、市场进入与资源型城市转型*

资源型城市因资源而兴,但也面临转型“困境”。本文试图以经验数据证明资源型城市存在路径依赖,并分析路径依赖效应阻碍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本文研究表明,路径依赖效应通过技术与制度“双重锁定”,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掩饰下“侵蚀”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内生动力;在资源枯竭时期,路径依赖效应会导致城市丧失快速发展资源替代性产业的能力,严重的结构性失业、生态环境破坏以及基础设施落后使城市陷入转型“困境”,单纯市场调节很难实现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的自我修复,政府管理在产业布局中的作用显得更加重要;突破路径依赖的关键在于新企业的“市场进入”与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有利于打破路径依赖锁定,推动资源禀赋优势向其他要素禀赋优势转化,使资源型城市突破路径锁定,实现转型。     

试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路径依赖及其校正

制度变迁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特征，在特定的路径依赖下，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步入了低效率锁定状态，未能达到改革的目标。本文试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特性入手，剖析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走入困境的根源，并提出一定的校正措施。     

路径依赖、路径替代与基层供销社演进——关于基层供销社制度创新的制度主义分析

以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和路径替代两种基本范式为分析框架,指出基层供销社在政府主导供给下,其制度变迁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特性,容易被锁定在低效率状态.要退出这种低效的"闭锁"状态,必须实施动态性制度创新,达到高效的路径替代,从根本上改造和创新基层供销社.     

制度路径依赖理论的发展、逻辑基础和分析框架

诺思(North)开创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为我们理解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或停滞的原因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视角.制度路径依赖理论认为,制度变迁存在着自增强或正反馈机制,当它一旦走上某条路径,其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从而形成对制度变迁轨迹的依赖.本文在梳理制度路径依赖理论的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该理论的逻辑基础和分析框架.     

我国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与创新研究

制度变迁是由外部利润引起的变迁需求与供给主体引起的变迁供给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变迁过程中,由于初始的制度安排使它容易受到路径依赖的制约,此时创新就显得尤为必要.对我国家族企业而言,只有不断的进行制度创新,运用诱致性和强制性变迁相结合的手段,才能避免锁定在低效率的状态.     

“土地财政”被误解了吗*——基于扩张原因与福利结果的重新考察

不同于既有研究仅强调财政分权和经济绩效分别是“土地财政”产生原因和影响结果,本文在第一代面板单位根IPS检验、Hadri LM检验、Fisher ADF检验和第二代面板单位根Pesaran CIPS检验基础上,使用199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和Pooled OLS方法、FE OLS方法、SYS GMM方法重新考察了“土地财政”的扩张原因和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土地财政”除了受同质性中央财税制度的影响,还受到人力资本、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等异质性地方非制度因素的影响;(2)“土地财政”不是既有研究断定的“绝对攫取”,实质上是一种“名义攫取”,短期内对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具有一定益处。本文发现“土地财政”在扩张原因和影响结果上均被误解了,在“后土地财政时代”,应将“土地财政”的收入视角从“卖地赚钱”转向“以地生财”,政策视角从“资本积累”转向“信用融资”,经营模式从“土地收入”转向“土地基金”,从而有效解决地方财政增长乏力和新型城市化过程的财政收支缺口问题。     

诺思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新发展

诺思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经历了从“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到“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诺思逐渐认识到他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与“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差别及路径依赖现象的认知-制度-经济层面的传递机制,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该理论强调了政治过程影响制度选择,制度变迁是一个适应性学习的过程,制度的非效率是历史的常态。     

创新投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路径分析

以中国省级区域为研究对象,分析得出本省创新投入可以通过1条直接路径和3条间接路径影响本地及其它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利用ESDA、静态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直接路径下创新资金投入对本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明显促进效应,创新人员投入则显著提高了本省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本省创新人员投入通过“挤占效应”阻碍了其它省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在创新投入的“协同效应”、产业结构变迁的“趋同效应”及官产学研的“协作效应”等空间溢出机制作用下,创新资金投入通过3条间接路径促进了其它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新人员投入则提高了外省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前期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对后期产业结构发展具有动态影响。     

“路径依赖”理论新解

路径依赖一直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制度变迁中令人关注的重要议题。在我们给出的制度网络结构中,节点制度和连接制度是依据一定的逻辑架构密切连接在一起的,从而形成一种具有特殊形态的网络结构。因此,对制度变迁的研究可以纳入网络结构中来,不仅考察制度演进中的依赖因素,还应考察网络结构中与之相关联的其他制度因素对变迁的影响,从而形成具有多重路径依赖的特征。本文基于制度网络结构框架剖析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多重路径依赖、路径偏离、路径创造三个阶段,进而指出制度变迁具有摆脱单一路径依赖实现路径创造的可能性,并肯定变迁主体对制度变迁的能动作用。其意义在于,在我国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要充分调动和发挥改革开放和制度变迁中的主体能动性,努力引导制度变迁的发展方向。     

基础养老保险缴费率膨胀系数研究*

围绕国家提出降低养老保险缴费率的宗旨,本文研究适度降低基础养老保险缴费率的路径,提出养老保险缴费率膨胀系数概念和定量研究数理模型。本文提出,社会保障体制转轨的“成本叠加”、全社会代际交叠的“有限责任”、个人生命周期的“不可预期”是导致养老保险缴费率膨胀的主要原因和内在规律。定量研究发现,现存养老保险缴费率膨胀系数为944%,其中覆盖面膨胀系数为559%,遵缴率膨胀系数为369%,提前退休膨胀系数为016%。纵向回归研究发现,覆盖面的膨胀系数弹性为-015,遵缴率的膨胀系数弹性为-02,提前退休的膨胀系数弹性为0938。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相关建议。 \     

区域经济国际化:珠三角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的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开放城市呈现出快速的经济增长态势,走出了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发展道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三角模式”。这些区域经济的发展,除了制度层面上的差异以外,还表现在区域开放路径上的差异^[1]。随着体制因素影响的趋弱,区位特征、资源禀赋以及产业结构等因素越来越多地影响着经济国际化的发展路径。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股票市场

新制度经济理论认为: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即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制度变迁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一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种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即出现“路径依赖”。而在制度变迁和创新过程中,不断解决“路径依赖”的问题,就是不断冲破阻力,实现创新的过程。 中国股票市场自建立以来,其制度变迁之剧烈和频繁,在世界证券发展史上是罕见的。其主要原因是     

创新系统视角下创新政策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遵循维佐利克和哈克特（Wieczorek and Hekkert）的研究思路,构建了创新政策的作用路径模型,并在创新政策体系框架下,利用超效率DEA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创新政策对创新系统绩效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政府财政科技拨款”、“政府采购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与我国创新系统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研发税收优惠政策”、“金融支持政策”、“基础设施政策”与我国创新系统绩效无显著的相关关系;“教育投入政策”、“开放政策”与我国创新系统绩效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据此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民营企业治理模式转型的路径依赖效应

文章运用路径依赖理论分析和揭示了民营企业治理转型困境的路径依赖效应,提出了要超越和克服路径依赖,必须将注意力集中于发挥国家和企业家等制度变迁主体的积极作用,从而使公司治理模式脱离无效率的“锁定”状态,步入有效率的演进路径。     

从制度变迁理论看劳动者就业观念转变

本文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我国面临的再就业问题,认为劳动者就业观念的“路径依赖”与思维“锁定”是当前再就业压力严峻的主要现状与主要原因,认为劳动者对制度变迁的不确定性预期、对原有就业体制的制度依赖,历史文化积淀下的惯性思维是导致就业观念“锁定”的主要根源,进而提出了可供政府选择的五种制度安排,以促使劳动者转变观念,退出“锁定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卡脖子”技术识别方法与突破路径——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研究科学合理的“卡脖子”技术识别方法对攻克“卡脖子”技术、提升国家技术实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卡脖子”技术的概念和内涵进行分析，得出“卡脖子”技术的识别原则和识别方法，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法搜集关键核心技术35项，从中识别出“卡脖子”技术13项，得出电子信息产业“卡脖子”技术基础性特征突出、集成电路“卡脖子”威胁大、高端软件相对安全的结论，并从技术、企业、产业、社会层面出发提出我国攻克“卡脖子”技术的政策建议。     

路径依赖对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影响

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存在许多问题，现有的文献已对此做过详细的解释。本文认为路径依赖是制约其成长的最大障碍，只有进行制度创新，运用诱致性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手段，才能使民营企业的发展步入良性循环，避免锁定在低效率的状态。     

惯性约束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转型

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经济转型之路上,始终贯穿改革的驱动力量以及转型过程中受路径依赖等多种因素影响所形成的惯性约束。本文首次将惯性机制引入中国经济增长特性转变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经济的增长特性在由“低增长、高波动”向“高增长、低波动”的转变中经历了长达16年的过渡区(1977-1992年)。中国经济增长惯性形成动因已经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初期复杂多元的经济模式、独特的分权结构,以及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依赖下的渐进式增量改革,转变为长期扩张式发展模式下对经济增长率的盲目追高和“GDP崇拜”。     

后货币化时期的金融证券化发展

自1978年以来,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改革和垄断信用于国有银行的金融制度使中国经历了持续的货币化带来的巨额货币发行收益在相当程度上支撑和创造了“中国奇迹”,维持了低效率的国有经济。     

中国国企高管薪酬制度改革的路径分析——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

国企高管薪酬制度改革是中国国企改革的一个关键环节,它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制度变迁过程。国企高管薪酬制度的变迁具有强制性和渐进性的特征,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是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利益各方博弈的结果。国企高管薪酬制度仍需改革,其改革的路径选择是:要坚持走以国家为主导的渐进性道路;要重视非正式制度建设,注意路径依赖的问题;效率与公平要相互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