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类型债务对经济增长及波动的影响

本文在细分债务类型的基础上,利用18个OECD国家1980—2009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GMM方法分别考察了政府债务、企业债务和家庭债务对经济增长及波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980—2009年期间,三种类型的债务均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抑制作用,私人债务(尤其是企业债务)的负向影响大于政府债务,但后者的影响随时间不断增强;同时经济增长越缓慢,债务的抑制作用越明显。从经济波动层面考察,政府与家庭债务对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起到了积极作用,企业债务是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并且波动幅度较大时,企业债务对波动的放大效应也随之增加。这对于认识当前全球经济的争论乃至我国的债务问题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宏观经济景气波动对我国农产品价格的影响

我国农产品价格与宏观经济之间的联动性日益明显,宏观经济景气波动通过农产品产出、农产品需求和政府宏观调控等三种途径影响农产品价格,经济波动与农产品价格存在相互作用关系。在农产品产出传导路径上,经济波动刺激了农产品产出,影响了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在农产品需求传导路径上,经济增长促进了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加,购买力的加强,刺激了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在政府宏观调控传导路径上,经济增长使得国家广义货币供应量增加,货币的超发刺激了经济波动对农产品价格的冲击。     

稳增长背景下金融杠杆波动是否阻碍了中国经济增长

文章从宏观金融杠杆的动态角度出发，选取2001—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探究了金融杠杆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讨论对经济稳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我国的金融杠杆率存在着明显的波动现象，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特别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产生的负面冲击更为明显。基于经济增长核算框架的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物质资本投资的降低是金融杠杆波动阻碍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杠杆的剧烈波动减小了经济增长跨越减缓拐点的可能性，不利于驱动地区经济稳定增长。     

改革以来我国投资波动与经济波动的相关性分析

本文利用1978-2007三十年期间我国投资增长率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最新统计数据,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波动和经济波动情况进行了态势分析和实证比较,结果表明投资的周期性波动是导致我国的经济渡动的主要因素.我国的投资波动既有宏微观经济体制的原因,又有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升级的原因;完善投资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保持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必然选择.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效应和波动效应——基于1981年～ 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笔者基于1981年～ 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运用Eviews 6.0,对数据进行ADF检验、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中国经济的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显著,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此外,投资的波动效应具有以下规律:投资波动与经济波动周期发生频率相等,波长基本一致,投资波动的幅度明显大于经济波动幅度,经济增长波动滞后于投资波动.     

工业经济周期性波动及其特性研究

一、引言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的变化往往是始料不及的，它提醒人们必须重视经济波动问题的研究。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发现，不论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周期性波动现象。二、研究方法1．变量波动指标的处理。对经济变量波动指标的处理方法本文采用球比法，即：式中：CIt为第t年的周期性及不规则变动相对数；Yt为第t年的经济变量数值；Yt-1为第t-1年的经济变量数值。2．对波动系数和相对波动系数。本文用绝对波动系数。和相对波动系数V。描述经济波动程度。式中：…     

政府宏观政策和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分工网络动态演进的过程,讨论了政府宏观政策和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内在机制,并结合中国数据对该机制进行了经验分析。指出:经济波动和增长是分工网络动态演进过程中的两种宏观表象;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分工网络的结构特征和演进过程有关;政府宏观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各地区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按规则的长期政策对经济增长有正影响,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对经济增长有负影响。     

经济波动与保险业的非线性增长效应

保险业作为现代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通过转化储蓄而形成资本积累来促进经济增长,但保险业的增长效应是否会随经济波动程度的不同出现差异却较少被关注。本文采用相对保险深度作为保险业发展的代理变量,运用中国1999—2010年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数据门槛效应模型作为分析工具,选择与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关系紧密的经济波动指标作为门槛变量对保险业的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当考虑到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匹配程度时,大力发展保险业不再是最佳选择。在经济波动处于不同程度或区制时,保险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即随着经济增长率或通货膨胀率跨越门槛值、进入一个更高的区制,相对保险深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所减弱。     

基于MS-VECM模型的我国货币政策非对称研究与启示

通过建立马尔可夫区制转移误差修正模型（MS-VECM）模拟我国货币政策对经济的非对称影响,以此分析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根据经济波动幅度,将我国经济划分为高波动和低波动两个区制状态,经济增长波动剧烈的区制下向均衡状态调整速度快于经济波动幅度较低区制下的调整,论证了我国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在不同区制下存在非对称性。并用模型对我国经济状况进行了模拟预测,利用这种非线性的模型能够很好地预测货币与产出增长关系,表明现阶段我国经济运行状态是一低波动区制下的正常回落,目前不宜出台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     

技术冲击和劳动供给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分析--基于可分劳动RBC模型的实证检验

文章根据国内外经济波动的不同特征,构建了用于研究中国经济波动的可分劳动RBC模型,并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进行了实证检验,从供给角度考察技术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并在RBC模型框架下分析了技术进步对中国劳动市场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是在固定劳动和可分劳动RBC模型中,技术冲击可以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部分;二是可分劳动RBC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劳动供给变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小,技术进步对改革后的产出、居民消费和就业都产生了正向冲击效应。技术进步对就业增长效应较小,致使我国的劳动需求增长率明显小于劳动供给增长率,劳动市场供需严重不平衡,这也是导致就业波动较为平缓、失业问题日趋严峻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东部地区区域经济增长质量评价

区域经济增长质量在当前备受国际和国内经济学家的关注。从经济结构、经济波动、经济效率、城乡收入差距、资源利用几个方面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区域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信息熵工具,对我国东部地区10省(市)2005年区域经济增长质量进行综合评价。评价结果表明北京列第一位,其经济结构优良、科技投入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小、能源利用效率高,经济增长方式正朝着集约化形式发展。最后,根据综合评价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波动的原因分析

本文在回顾改革开放20年经济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将经济发展分为5个周期,并且就每个周期特点进行了简单的描述,同时深入分析了导致经济波动的原因.最后指出,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社会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存在着自我膨胀的特点,宏观调控实际上是对经济发展速度的控制,中国经济波动是投资和消费需求与国家宏观调控相互作用的结果.     

以新的视角审视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增长

本轮经济波动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作为衡量经济过热的重要指标之一的通货膨胀并不明显。本文以宏观总供给的形成、宏观总需求的形成和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为线索 ,在历史地回顾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前四次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内在特征的基础上 ,指出当前宏观经济运行已进入一个新时期 ,具有与以往经济波动不同的新特征 ,并着重从推动本轮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和隐藏在其背后的深层内在矛盾角度给出了对本轮经济波动的新解释     

所有制变化与经济增长和要素效率提升

改革以来我国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于国有制比重下降而非国有制比重上升。这一特征体现在我国经济增长上 ,即非国有经济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 ,包括在GDP中所占比重和在年增长率中所做贡献 ;这一特征体现在增长的均衡性上 ,即非国有经济受市场约束更强 ,因而对行政性干预所导致的高涨和紧缩具有相当大的淡化作用 ;这一特征反映到要素效率 ,即非国有制比重的提高提升了全社会劳动和资本的效率 ,尤其是提高资本效率。     

开放条件下我国财政政策转型研究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政府主要是运用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来调控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实施这种相机抉择功能的财政政策在带来繁荣的同时,也蕴含着越来越多难以克服的危机,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里,过度频繁地利用经济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并不理想,反而会造成投资浪费以及经济的更大波动.因此,应尽早实现财政政策的转型,实行具有自动稳定功能的财政政策.     

中国经济在改革发展中呈现效率驱动型特征——二论对“东亚奇迹”和中国经济的理论解释

现有文献表明，大多数学者认为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属于要素投入驱动型增长．不可能持续。对此，本文在以前结构转换研究的基础上，指出通常使用的索洛增长因素核算方程中隐含的效率提高类型与实际不符，由此可导致严重低估实际的综合效率提高；而由Klenowand Rodriguez—Clare（1997）发展的核算方法才是封中国经济增长因素进行分解的正确方法。然後对以此方法对中国经济增长因素分解测算的结果进行了详细分析，据此得出了三个基本结论：第一、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效率提高型快速增长，综合效率提高作出了主要贡献，要素投入也有一定的贡献，但比重较小；第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不同于改革前，後者的特征被再次证明主要是依靠要素投入；第三、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综合效率提高，主要来源于二元结构转换效应和经济体制转轨效应，教育和科研开发的贡献属于成长中的因素。所以，也不同于发达市场经济的常规增长方式。这些就是中国式综合效率提高驱动型经济增长的特征。     

中国的GDP及其若干统计问题

本文探讨了GDP统计方法的基本概念和局限性,特别是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GDP核算体系对日益增长的无形投资(intangibleinvestment)和知识经济的忽略,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及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作了重新评估。文章指出,现行GDP统计方法没有包括非市场经济、地下经济和闲暇活动;低估了我国劳务等产业创造的价值及其增长潜力;无法追踪企业在技术革新、产品设计、品牌打造和员工培训这些无形资产方面的投资;忽略了我国经济中迅速增加的知识经济成份,特别是教育投资成份。文章的结论是,由于历史、文化和制度诸方面的原因,这些忽略和低估对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来说要远远大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因此,我国的实际经济总量及其增长率,特别是增长潜力要远高于官方的统计数字。     

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探讨

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是要实现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经济增长由劳动密集型增长方式为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由单纯的追求经济效应,向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和自然生态效率相统一模式演进,就是由追求长期经济增长向持久性经济增长方式演进.     

“道”对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理论的阐释——基于经济哲学的探索

在最近十年的现实经济生活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相互作用和波动,引起了中国非主流经济学家的高度关注和积极的研究.从经济哲学的视角来看,这些非主流经济学家的研究蕴含着中国古代先哲们"道"哲学的隐喻,正朝着"道"哲学所持的价值观与方法论的方向发展变化.中国的学者在过去的十年中,已经感悟到现代经济学的"根"与中国古代"道"的哲学关联,而本文试用中国古代"道"的哲学对作者近年提出的"资本三要素"及其构成作一个新的探索,提出了当代"资本分界"问题,并用"资本‘阴阳'结构模型"和"资本太极图"对当代实体资本和虚拟资本的结构及其资本循环作了探索性阐释.     

制造业企业营销能力维度的构建

要打造制造业企业的知名品牌,营销的作用不可或缺。本文基于安徽的数据,在国内率先对制造业企业营销能力的维度进行了一项探索性分析。分析表明,制造业企业营销能力具备五种维度,即营销文化、营销战略和执行、营销研究、营销沟通和产品开发。本文的研究对企业的营销实践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