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创新的非线性溢出效应

技术领先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通过技术追随渠道和不确定性引致渠道对技术追随国的科技创新产生溢出效应，溢出效应的方向依赖于两个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本国科技创新的影响机制。基于一个非线性阈值全球向量自回归（GVAR）模型对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科技创新的非线性溢出效应的研究表明，整体而言，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技术追随渠道和不确定性引致渠道对中国科技创新产生抑制效应，并且在低增长机制中的抑制效应相对更大。分行业来看，对于美国更具创新优势的行业，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技术追随渠道对中国行业创新产生负向溢出效应；其中，低增长机制中的负向效应较大。对于美国具有相对创新优势的行业，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技术追随渠道和不确定性引致渠道对中国创新产生溢出效应；其中，高增长机制中产生较小的正向效应，低增长机制产生较大的负向效应。对于中国具有创新优势的行业，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不确定性引致渠道对行业创新产生溢出效应；其中，高增长机制中的溢出效应不明显，低增长机制中产生明显的负向溢出效应。     

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减损效应: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简单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利用GARCH和TARCH-M模型分析了中国经济波动对经济长期增长水平的影响.得出: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不仅提高了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水平,而且也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波动风险;中国经济波动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减损效应,但统计上并不显著,同时,与Stilianos et al.(2004)的分析结论相一致,中国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减损效应在经济波动的不同阶段具有明显的对称效应.本文的政策含义是,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和深化市场化改革,加强宏观调控,对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税、走私和福利效应

本文旨在通过构建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走私的均衡分析框架,以期探求：存在走私实际成本时,走私者行为如何决定,以及引入政府反走私行动、关税税率上升等外生冲击后,走私相关效应如国民福利效应将发生怎样变化？     

碳关税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效应及对策分析

本文从碳关税概念出发,分析了碳关税的双重性质。通过建立简单的一般均衡模型,将碳关税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本文认为碳关税征收后会缩减我国出口贸易和经济规模,导致产业结构向清洁方向调整,一定程度上促进技术进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最后提出了简要的政策建议。     

浅议碳关税及其对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影响

通过对碳关税的提出背景、政策意图的研究,对碳关税的实质及国际影响进行了分析,并且对碳关税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以及对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提出碳关税的实质是对本国产业竞争力以及为巩固和加强国际政治话语权而实施的新型贸易保护手段.碳关税政策将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以及整体工业化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迫使中国继续加快实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创新适应目前复杂国际背景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及比较分析

金融危机后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对新兴经济体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引起了广泛关注。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体现在多个方面,文章选择研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从经济原理和国际教训的分析入手,运用SVAR模型进行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巴西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实证分析。结果说明,美国货币政策会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产生冲击,冲击的程度与两国的经济关联度、经济发展状况、经济金融制度等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要避免美国的不利冲击,需要推进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经济结构优化和资本流动管理等。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n U.S. Financial Crisis Impact on China＇ s Import and Export

中美两国互补型的直接贸易关系紧密，美国金融危机导致美国国内收入水平的下降、美元贬值以及物价水平波动易通过直接贸易溢出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状况形成冲击。研究发现，危机通过收入效应对我国贸易状况产生的溢出较弱，而通过价格效应对我国贸易状况产生了明显溢出，并且对我国的出口贸易冲击较大。出口贸易对美国价格水平变化冲击的响应强度、持续时间和衰减方式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东道国制度安排、市场分割与FDI溢出效应：来自中国的证据

本文选取桂琦寒等（2006）的相对价格法测算了消费品市场、资本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分割指数，并考察了市场分割程度对我国FDI溢出效应的长短期效应。经验分析发现：随着我国市场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为正的资本效应和溢出效应。其中，溢出效应又可分解为负的技术溢出效应和正的制度变迁效应。负向技术溢出效应产生于市场分割程度降低所引致的外资技术扩散效应尚不足以抵消掉跨国公司的市场窃取效应，而正的制度变迁效应意味着外资流入降低了市场分割程度，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们还发现，长期内的FDI资本效应和溢出效应都要弱于外资流入初期所产生的相应效果。     

中国的实际经济周期与税收政策效应

本文构建了财政税收的实际经济周期(RBC)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周期特征及税收政策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1)引入财政收支冲击的RBC模型能够解释70%以上中国经济波动的特征事实,政府支出冲击加剧中国实体经济波动,而税收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不显著。(2)降低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税率都能促进经济增长和带动资本和劳动的供给增加,降低劳动收入税率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增长,降低资本收入税率则起到抑制作用,调整劳动收入税率的政策效果更强。(3)资本收入税率与社会福利呈正相关和非对称性,劳动收入税率与社会福利呈负相关和非对称性,技术冲击和财政冲击的共同作用使得结构性税收调整政策的福利效应具有非对称性,两种税率的同向变动对社会福利具有放大作用,两者的反向变动对社会福利具有削弱作用。     

人工智能对绿色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赋能效果——产业结构优化视角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抓手,深刻影响着中国绿色发展的路径选择偏向。结合非连续性技术创新理论与中国现实情景,从产业结构优化视角构建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绿色增长的逻辑框架,并利用2010—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人工智能的绿色增长效应。结果表明,人工智能通过技术红利效应直接推动绿色经济增长,引入地区高校平均科技产出和《中国制造2025》政策冲击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修正后,人工智能的绿色增长效应仍显著存在。机制识别揭示,人工智能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驱动绿色经济增长,二者在人工智能绿色增长效应中的相对贡献分别为20.33%和8.35%。异质性分析发现,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人工智能的结构红利在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更低、创新人力资本水平更高、制度环境更完善的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从而可以更充分释放其对绿色增长的赋能效果。拓展性分析发现,人工智能对绿色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本地人工智能发展对空间关联地区的绿色发展绩效存在辐射带动作用。聚焦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发展双重视角,可为塑造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技术竞争优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产业集群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及政策启示：来自产业集群发达国家的经验

产业集群的蓬勃发展使得集群政策开始成为各地区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成长的重要政策工具。来自国内外发达地区产业集群发展实践中的大量证据表明,政府政策正在成为各地产业集群培育或发展的重要措施。本文将总结美国、意大利等国家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成功政策经验,提炼国外先进地区政府运用产业集群的政策启示,为我国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借鉴。     

政府在老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当老年产业受制于市场的不成熟、不完善而无法顺利形成良性互动式发展趋势时,由政府介入解开市场与企业间的“死结”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要求。政府应针对不同性质的领域采取不同的对策。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和非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问题作了分类研究,并着重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提出了发展思路和可以采取的具体对策措施。     

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关键在于这种代价能不能承受,值不值得承受。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使是一些看起来与经济问题无关的公共政策,如果细心分析总是可以发现其中的经济学逻辑。这一逻辑告诉我们,公共政策是通过比较其成本和收益而产生的,公共政策存在的理由在于它的社会成本小于以市场和企业自行解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风险视角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划分,取决于人类生活所同时面临的两种不同性质的风险。损失风险属于公共风险,归政府治理;机会风险属于私人风险,归市场治理。市场经济就是风险经济。市场机制就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市场主体自主地将自己的产权与他人进行交换的风险机制。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就是向市场注入风险机制,解决制度环境、市场主体、产权制度、行政垄断等问题。     

基于旅游者视角的昆明——丽江铁路与丽江旅游的关系研究

于2011年1月正式开通的昆明一丽江铁路（以下简称昆一丽铁路）,一方面大大改善了丽江旅游业的可进入性,另一方面则大大减少了前往丽江旅游者的费用开支,从而促进了丽江旅游业进一步的繁荣发展。从旅游者的视角,就昆一丽铁路的开通对旅游者前往丽江旅游盼决策以及在丽江旅游经历产生的影响做出评价,旨在评价这一可进入性的增加对前往丽江旅游者的旅游决策及旅游经历的影响。另外,还验证了火车旅行对旅游者选择丽江作为其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性。     

试论土地构成与土地价值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产权可进入市场流通,实行土地资产经营,对此人们已没有疑问。但土地是否有价值(劳动价值),如何确定土地价值与价格,在认识上大相径庭,由此产生种种不同的土地价值观。深入研究土地价值问题,不仅对研究地租地价理论十分必要,而且对研究土地产权流转、土地市场的管理、土地金融等等土地经济问题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三种不同的土地价值观 对于土地价值这样一个基础理论问题,理论界有所谓无价值论、全价值论和土地价值二元论三种分     

论确立国有企业改革的利益主体二重性

确立国有企业的利益主体地位不能单纯地注重在所有制的性质上,而应立足于财产的占有方式。由国有企业产权运动历史发展的四个特征规定,在再生产的过程中,其本身必然地会发生财产主体的背离。国有企业利益主体二重化是国有产权的异化,同时二重化的利益主体又是统一的,并对代表全民的国家利益主体进一步地规定。国有企业利益主体二重性跟马克思提出的“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预测是一致的。     

谈单位负责人作为会计责任主体的职责

会计工作与会计资料的真实、完整是企业搞好经济管理工作的立足点。论述了会计信息失真的成因,以及单位负责人在本环节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     

论公私法划分与市场体制的演进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而法治社会的建立和法制的完善则是一个在政府积极推进，社会与国家博弈以及社会交易等各种因素合力推进中逐步发展的制度演进过程。本文从比较西方公私法的划分以及在实践中的作用的角度，从法理学层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基础和制度安排作了初步探讨。     

自由与制度关系角度反思全球性金融危机

为了深入探究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并对转型的中国经济以有益的启示,在自由与制度辨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金融自由化的本质是自由与制度结合的理论观点。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提出金融危机是“错误金融自由化”的假说,并以理论和实际数据验证这个假说。验证的结论是,此次源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错误金融自由化的结果,而非金融自由化制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