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际边缘区接受中心城市经济辐射研究

积极主动接受周边中心城市经济辐射,是欠发达的省际边缘区实现经济突破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对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主动适应。但从辐射通道上看,省际边缘区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从辐射流上看,省际边缘区自然条件较差,要素匮乏;从辐射动力上看,省际边缘区接受辐射的动力不足。本文以陕南地区为例,在分析其接受中心城市经济辐射难点的基础上,利用断裂点理论计算出周边五大中心城市对陕南地区的经济辐射强度。并提出陕南地区要争取特殊政策倾斜,大力改善交通条件,制定差别化经济辐射接受策略,以及积极宣传优势特色产业以吸引经济辐射等对策建议。     

省际边缘区传统制造业集聚过程及动因分析——以安徽省宁国市耐磨铸件产业为例

基于对省际边缘区传统制造业集聚现象的观察和反思,结合企业实地访谈,认为省际边缘区双向联系的过渡型区位条件,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传统制造业具有较强的集聚引力。通过对皖浙省际边缘区宁国市耐磨铸件产业集聚过程的分析,发现文化因素、种子企业、主体行为分别主导了省际边缘区传统制造业集聚的萌芽过程、成长过程和扩张过程,提出了省际边缘区传统制造业集聚的动因,是边界效应由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化条件下,多要素时空耦合和系统耦合共同作用的结果,并构建了耦合的机制模型。     

基于pls-sem模型的甘肃省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型城镇化是一个人口转移以及各种生产要素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在城市各项基本功能逐渐完善、城镇化质量不断提高的同时,甘肃省城镇化发展面临不协调不充分的问题,发掘一条创新、高效、绿色、协调可持续的区域新型城镇化道路对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甘肃省14个市州2005—2017年的相关数据,运用等权重法,从人口、经济、社会、基础设施、资源环境五个方面选取变量指标对甘肃省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并构建pls-sem模型分析各指标对甘肃省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度,实证结论表明:(1)2005—2017年甘肃省新型城镇化水平呈现小波动快速上升趋势,年均增速5.82%,12年间经济因素一直处于最高发展水平,人口因素处于最低发展水平;(2)经济因素(0.637)和基础设施(0.363)因子载荷最大,对新型城镇化水平贡献最大;(3)从路径系数看,对城镇化水平影响力依次为环境、经济、社会、资源、人口,人口通过影响社会和环境间接影响经济,最终实现更高的城镇化水平。     

城镇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

本文首先构建了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体系,将城镇化水平划分为人口、产业及卫生城镇化、居民消费城镇化、科学教育城镇化以及公共基础设施城镇化四个因子;然后建立了个体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对各细分后的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口、产业以及卫生城镇化、居民消费城镇化、教育城镇化和公共基础设施城镇化水平越高,经济增长越快;绝大多数省份居民消费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大;在加快城镇化的同时,东部地区应更加注重居民消费城镇化和科学教育城镇化,中部地区应更加注重居民消费城镇化和公共基础设施城镇化,而西部地区应更加注重居民消费城镇化和人口、产业以及卫生城镇化。     

省际边缘区区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格局与形成机理——以鄂豫皖赣为例

以鄂豫皖赣省际边缘区为研究视角,运用AHP-熵值组合赋权、模糊聚类、ESDA以及GIS可视化等方法对边缘区区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格局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①鄂豫皖赣省际边缘区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相对发展率均较低,区域差异逐渐缩小,经济发展陷入低水平的恶性循环;县(市)经济发展水平在空间上有低聚高散的特征,格局相对稳定;低水平县(市)以边界线为轴线向左右扩展,边界效应日益明显;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空间集聚性,但整体空间集聚性较弱,低水平俱乐部趋同效应明显。②在自然区位、经济条件、政府导向、空间作用及边界阻隔的影响作用下,产生的"桥梁效应"远远小于"切变效应",形成了边缘区区域经济格局。     

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了吗

利用2005-2014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本文对我国各省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综合指标法测算,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效应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近十年来中国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排名前三位的省份依次是上海、北京和天津.(2)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存在滞后推动效应;产业结构升级对新型城镇化有显著为正的促进作用.(3)科技创新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显著为正,对社会城镇化的影响显著为负;产业结构升级对人口、社会与经济城镇化存在显著影响,但表现程度各异.     

关于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城市建设资金投入力度的建议

城镇化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今后较长时期内我国经济、社会得以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力。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要求不断完善城市功能,尤其是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处在城镇化的初期阶段,一方面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城市人口快速聚集;另一方面城市本身往往是历史老城,现有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配套落后,     

东北地区省际城市可达性及经济联系格局

以东北地区为研究对象,采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测度各城市省际可达性水平,运用时间距离引力模型测算省际经济联系强度,并依据经济联系隶属度确定省际经济联系方向。结果表明:①东北地区省际可达性水平高值区集中在哈大经济带沿线以及蒙东地区与吉林省的邻接处,低值区分布在外围边缘;②省际经济联系强度总体不大,地域分异特征明显,与省际可达性水平显著相关,符合距离衰减原理;③省际经济联系方向的交通指向性和近域指向性明显,哈大经济带沿线尤其中心城市间经济联系较多,蒙东地区与东北三省、外围边缘与其他省区经济联系明显不足。最后,从区域战略政策、交通基础设施、产业分工协作和自然地理环境四个方面探讨省际经济联系格局的产生机理。     

长江经济带市域人口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从人口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空间特征出发,以长江经济带130个主要城市为研究对象,分析长江经济带2006—2013年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的全局和局部空间演化特征及差异。在空间分析的基础上,利用空间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研究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全局空间自相关显著,局部集聚态势减弱,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空间溢出效应明显,且正向溢出效应大于负向溢出效应。其中城市面积、教育水平对人口城镇化的空间差异存在负向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创新能力、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会对人口城镇化的空间格局产生正向影响,且目前绿色发展水平对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的空间差异影响并不显著。     

人口双向集散对县域城镇化的影响及其空间梯度

人口集聚的向度和深度调整,就会反映为城乡空间分布格局的变化。利用"五普""六普"的"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以及2018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2018)从县域层面对人口流入和人口流出进行识别和区分,并利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考察县域层面人口双向流动对城镇化的空间异质效应。研究发现:人口流动的空间集聚具有明显的"节点"特征,人口自分散的区县向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市辖区的集聚过程十分明显;人口流入和流出的双向集散过程对城镇化有不同的空间非平稳影响;城镇化效应具有显著的空间梯度性;人口负担反映的劳动力不足是制约县域城镇化的重要机制渠道;人口集散过程通过地区人口抚养比调整机制对城镇化形成重要影响;经济发展水平、非农化程度和人口密度也是城镇化实现的重要基础;市辖区依旧是城镇化中心,相比县城具有更强的人口吸纳能力;城镇化要选择何种路径是未来区县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     

地区综合实力的ANN分析

人工神经网络通过神经元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完成整个网络的信息处理，具有自学习和自适应等一系列优点，因而用它来评价地区综合实力是可行的。针对地区综合实力评价问题，建立了基于神经网络的评价系统，给出了应用实例。     

大连市海岸带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分析

大连是中国北方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和国际风景旅游城市、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大连未来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系统分析了大连市90年代后经济发展的特点，以及由于城市化、工业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环境问题（废水排放量大，近海海域质量下降，水资源短缺等）。最后，提出大连市未来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几点措施。     

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决策过程分析

区域可持续发展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础,是区域发展的必然选择,而在决策过程中融入可持续发展思想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本文从系统科学的角度分析了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决策过程。     

唐昭陵地貌景观与遗址分布空间意象初探

在系统分析昭陵陵园山顶、山脊、山谷、平原地貌景观和陵园建筑遗址与陪葬墓空间分布模式的基础上,从山体形象、风水空间格局、长安城空间特征三个方面论述了昭陵陵园的空间意象和“依山为陵”的历史文化意义。     

黑龙江省西部沙地生态经济系统能值分析--以泰来县为例

运用能值分析方法对泰来生态经济系统中能量、资源流动及系统的状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对基于能值分析的可持续发展指数的研究表明该县开发程度低,经济发展落后,并从能值分析角度提出保护本地可更新资源、提高能值反馈率、提高科技含量等相关对策,为泰来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基础数据与科学依据。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地带性差异问题

地理学一贯重视的地带性差异同样可以用于讨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是"体制外"的增量改革,即在改革之初绕开了计划经济体制内的国有经济和国有经济中错综复杂的矛盾而大力推进各种非国有经济成分的发展.在非国有经济成分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之后,特别是在获得了承受改革成本的能力之后才开始在1990年代的中期以后对国有经济进行改革.空间上的过程则是首先在"体制内负担小、体制外条件好"的东部沿海地带推进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使那里的经济迅速发展之后推动其他地带.这个模式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一是非国有经济成分的发展选择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因而提供了大量的新增就业和政府税收,二是体制外增量弥补了体制内的减量,即国有经济释放出来的大量失业.但是沿海地带成功的模式在其他地带的实践却并不顺利,沿海地带的发展在很多方面压抑着其他地带的改革和发展.文章分析了沿海地带对资源和就业岗位的垄断,提出其他地带不能一成不变地按沿海地带的模式进行改革,其他地带改革的内容和重点应该有所不同.     

农村城镇化发展动力机制的探讨

农村城镇化的动力机制不断趋于多元化。文章分析了其推动因素和阻碍因素,以此来研究农村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建立动力系统结构模型,并以烟台市为例作了实证分析。最后结合我国实际,围绕动力机制提出了我国农村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思路。     

重点开发区域产业集聚的机理分析——以广西梧州市为例

重点开发区域是承接产业转移和产业集聚的重要区域,以广西的省级重点开发区——梧州市为例,通过对梧州市2006—2009年招商引资的数据分析发现:梧州市承接转移产业转移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承接产业转移与地方资源禀赋相关性强,产业转移来源地以广东、广西和福建为主,产业园区是承接产业转移和产业集聚的主要载体。进一步分析认为:东部地区生产成本上升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推力因素,较为宽松的资源环境压力和地方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是梧州产业集聚的拉力因素,开放程度提高与资源依赖性增强、以及廉价的运输成本使得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和集聚成为可能。寻找企业最小综合成本的区位是我国现阶段产业转移的主导因素,因此,重点开发区域产业集聚是地域功能属性、综合成本和产业特性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