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间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来自中国城乡家庭的经验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国城乡家庭代际间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城镇家庭子女的职业随其职业生涯的发展有向父辈职业"回归"的趋势,而农村家庭中父代从事非农职业有助于子女实现职业的向上流动。(2)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代际间职业的向上流动,但其父辈的社会经济特征也对代际间的职业传承和流动有显著的影响。(3)代际之间职业的传承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代际间的收入流动,代际职业传承对高收入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影响更强。     

代际流动、教育收益与机会平等——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探讨了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及其作用机制。当前中国代际收入弹性在各年龄阶段人群中呈现U型曲线特点,90年代出生的居民面临的代际收入弹性较高,即代际流动性较低。运用阶层线性模型分析了代际间的交互作用机制:父代的收入水平和工作性质会通过影响子代个体特征变量的边际系数对子女的收入产生间接影响。教育是打破阶层固化的重要途径,但实证分析表明,父代的职业对子女的教育收益率存在显著影响,机会的不平等阻碍了代际流动。因此,政策改革应当保障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的平等,从而推动社会代际收入流动,促进收入分配结构合理化。     

社会流动影响居民幸福感吗——来自中国转型期的经验证据

利用CGSS数据分析我国社会流动、机会不均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论显示:(1)与父代的职业地位相比,子代向下的社会流动将会显著降低其主观幸福感,而向上的社会流动并没有显著地促进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2)机会不均等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十分显著,它与向下社会流动的交互效应对居民的幸福感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意味着机会不平等感知增强了社会不流动带来的负面影响。     

ICT发展是否增强地方政府财政回应性*

信息不对称导致政府对居民公共服务偏好的回应出现偏离。如何在网络社会下修正这种偏离成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课题。互联网等ICT技术通过降低信息成本提高政府透明度,有效增强了政府投资公共服务领域的外在约束和内在激励。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ICT对政府财政回应的影响机理,寻找政府财政回应的替代变量,并利用中国省级层面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说加以检验。研究发现：(1)ICT发展加强了民众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督,促使地方政府支出偏好由寻租空间更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转向公共服务;(2)ICT发展增加了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威胁了地方政府晋升考核体系中的社会治理指标,我国使地方政府的支出偏好主动转型;(3)ICT对地方公共服务水平有直接和间接两种影响机制,对东中西部有不同影响。实证结果通过了安慰剂等稳健性检验。本文的政策含义是：促进网信事业发展有助于刺激地方政府向满足居民公共服务需求转型,进而加速服务型政府建设。     

增加公共教育支出能够缓解“二代”现象吗?——基于CHNS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分析

文章基于我国社会"二代"现象的现实背景,从公共教育支出的视角,依据代际收入流动理论,采用我国各地区教育经费支出和生均教育经费数据以及"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运用多重门槛模型对我国公共教育支出影响居民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机制与程度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当前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较低,各地区公共教育支出水平会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大小,加入公共教育支出变量后,代际收入弹性为0.548,公共教育支出对子代收入的弹性为0.154;(2)随着政府教育支出水平的提高,公共教育支出水平越高的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增加越显著;(3)各地区公共教育支出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程度并不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而不同。因此,无论经济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政府对公共教育的投入都应该持续进行,只有累积到一定程度后才能显著改善代际收入流动性,缓解"二代"现象。     

社会保险如何影响代际收入流动

优化收入分配、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本文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代际收入弹性和代际收入百分位排序关联系数测量代际收入流动，实证检验社会保险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医保显著抑制代际收入流动，新农合对代际收入流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在低收入父代家庭和城镇地区更加显著。采用工具变量法控制内生性后的研究结论依然稳健。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社会保险通过人力资本、财富资本和借贷资本三种渠道影响代际收入流动。基于实证结论，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增强社会保险的反贫困和收入再分配功能，进而夯实代际收入流动的物质基础，助力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机会不平等与社会流动预期研究——基于CGSS数据的经验分析

随着"中国梦"的提出,对于居民社会流动预期的研究受到了广泛关注.现有文献对于社会流动预期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较为匮乏,文章在政府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的改革背景之下,研究我国机会不平等对居民社会流动预期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研究表明:机会不平等作用于社会流动预期的总效应为正,即当前机会不平等程度越高的地区,人们向上的社会流动预期越显著;并且,这种正向影响在家庭背景条件较差、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高以及非农业户籍群体中更加显著.文章认为,在政府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的改革背景下,人们预期未来机会不平等程度会下降,导致机会不平等直接效应的不利影响受到间接效应的抵消,从而出现上述看似"有悖常理"的结论.实证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间接效应的存在.因此,相对于当前现实存在的机会不平等,人们对未来机会不平等变化的预期对其社会流动预期的影响更为突出.政府部门应当在贯彻落实公平政策的同时,实施必要的预期管理,增强人们对政府部门的信任,使其保持对未来改革政策的乐观预期,从而维持当前较为良好的居民社会流动预期.     

数字经济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了吗

以数字经济赋能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基于2011-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如何影响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该结果在替换及增加变量、剔除重点城市及考虑内生性问题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仍然成立。数字经济在不同的空间地理位置、政策环境背景及人口流动方向下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存在异质性作用，对于中西部地区、“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后及人口净流出城市的影响更为显著。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提高财政收入能力及降低财政纵向失衡促进了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进一步的门槛模型显示数字经济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正向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以上研究为全面认识数字经济影响，促进公共服务能力提升提供了经验证据。     

农民工职业价值观与职业流动:理论框架与实证检验

本文通过构建农民工职业价值观对职业流动行为影响的理论框架,利用全国18个省份随机抽样实地问卷调查获得的一手数据,对农民工职业价值观对职业流动行为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职业价值观的不同维度对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截然不同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     

中老年"农转非"城市居民的健康风险更高吗?

在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背景下,分析经历过从农村户口到非农户口转换的群体,即"农转非"群体的健康风险具有重要的政策价值.文章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3年和2015年的面板数据和样本选择纠正方法,实证研究了城市中老年农转非居民同城市原住居民自评健康风险的差异,结果发现:(1)在移民健康的影响因素研究中,不进行样本选择纠正,可能会大大低估户口性质和教育对健康风险的作用;(2)农转非居民尽管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但相对于城市原住居民,无论是处在中年阶段还是老年阶段,他们的自评健康风险更高;(3)相对于城市原住居民,在高中及以下群体中,同等教育程度的中年和老年农转非居民的健康风险均显著较高;不过,在高等教育群体中,两个群体的健康风险不具有显著性差异.因此,在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化过程中要重点关注低教育和中等教育程度的新兴"农转非"城市居民的健康风险.     

中国农村非农就业机会的代际流动

分别对不同年份的CHNS数据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上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非农就业机会的代际相关性有减弱的趋势。然而固定效应模型表明,这种相关关系有一部分是由家庭的不变特征决定的;工作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也通过人力资本的投资来传递。消除固定效应后,户主对于子女的影响依然显著;多数结果表明,1997年和2000年的代际相关性要高于较早的年份。本文还分析了社区就业水平和外出打工对于代际流动以及非农就业机会的影响,并考察了单位所有制以及职业类型的代际流动。     

市场化进程对中国代际流动的贡献

研究市场化进程对代际流动的贡献能进一步丰富市场化改革对我国社会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并明晰代际流动的变化趋势.文章基于CGSS2008、CGSS2010和CGSS2012与市场化指数组成的混合横截面数据,实证研究了市场化进程对代际流动的贡献.结果表明:我国仍然存在显著的代际继承现象,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系数为0.12.而2008-2012年间的市场化改革则对父辈影响产生了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使父辈对子代的影响平均下降了0.8%.这说明市场化改革总体上是促进了我国的代际流动性.文章进一步使用MLMV估计、两层嵌套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然成立.但回归系数较小反映出市场化改革所起的调节作用还相对较小,这说明继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生产要素和劳动力流动,将是中国未来应坚持的方向和政策取向.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吗？

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动共同富裕的新契机。本文采用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轮调查数据，以及2012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关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影响的门槛效应，并运用OLS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在未达到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在超过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具有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初期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受限于数字鸿沟，增大了代际收入关联性，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家庭、农业家庭、低受教育水平家庭和西部地区的代际收入流动产生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决策参考，为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和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微观证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降低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水平吗?——基于银行业的经验证据

商业银行作为各类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传导部门,其行为更易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基于230家中国商业银行2005-2019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技术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降低银行流动性创造水平,在考虑内生性及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成立;(2)相对于大规模、高资本充足率和国有银行而言,中小型、低资本充足率和非国有银行流动性创造水平所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向影响程度更大;(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降低银行表内流动性创造水平,但对表外流动性创造水平的负向影响不显著;(4)机制检验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增大银行经营风险、提高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和降低储户预期三条途径显著降低银行流动性创造水平;(5)分地区研究发现,相较于东部地区而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西部地区银行流动性创造水平的负向影响更为明显.     

财政竞争中地方政府非税收入的空间经济效应分析

非税收入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往往成为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的重要方式。通过构建一个财政竞争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的非税收筹资行为影响要素流动的空间经济效应,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间存在非税收竞争行为,且会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增长;(2)地方政府的非税收筹资行为不但没有发挥其作为竞争手段在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中应有的作用,反而因相对落后地区对非税收入的依赖度偏高而起到负作用。     

代际收入流动性度量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一个综述

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是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代际收入流动性强意味着子代相对于父代更具有独立性。促进代际流动有助于实现机会和收入的平等并提高社会效率。在流动性的度量中,主要使用回归系数法和转换矩阵法。代际收入流动受到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人力资本投资、社会关系网络、选型婚配、生理遗传等。西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考察往往忽略了这些因素背后的制度因素。     

民主与民生:民主参与影响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微观样本数据,实证考察了民主参与对民生类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民主参与显著影响了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并且这种影响对不同收入层次和不同居住地区的居民具有异质性。上述发现意味着,地方政府在民生关联的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提高决策透明度、拓宽参与渠道以及建立回应机制,将有助于增强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改善民生福利。     

旅游目的地居民品牌大使行为形成机制——基于MOA模型的实证分析

旅游目的地居民品牌大使行为是推动目的地品牌化的重要途径。基于拓展的MOA模型，运用SEM分析方法，从动机、机会、能力、品牌认同等方面探讨了旅游目的地居民品牌大使行为的形成机制。结果表明：动机层面，责任感、自豪感、个人获益对旅游目的地居民品牌大使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机会层面，政府支持对旅游目的地居民品牌大使行为影响显著；能力层面，自我效能对旅游目的地居民品牌大使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中介检验显示政府支持会通过个人获益间接影响旅游目的地居民品牌大使行为，自我效能会通过责任感、自豪感和个人获益间接影响旅游目的地居民品牌大使行为；调节效应显示品牌认同在政府支持、自我效能、责任感、自豪感、个人获益与旅游目的地居民品牌大使行为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以上结论推进了旅游目的地居民品牌大使行为的理论研究，为目的地营销组织策略的制定提供了参考。     

公共服务资本化与房价租金背离——基于南京市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城市的宜居性是吸引劳动力流入的重要因素,而公共服务水平、自然环境与气候条件等则是城市宜居性的主要体现。作为政府提供的主要公共物品,住宅所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必将影响居民对其的消费意愿。本文利用南京市江南八区的调查数据,构建特征价格模型,考察住宅特征变量、公共服务水平对其销售与租赁价格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住宅物理特征对其销售价格与租赁价格的影响存在差异,房间数目、大厅数目等特征变量的提高将显著提高销售价格、降低租赁价格;(2)公共服务对住宅销售价格与租赁价格的影响大致相同,四类公共服务中,教育公共服务对住宅销售价格与租赁价格的影响最大;(3)政府对城市核心地带公共服务的过多投入并不会导致当地房价租金比提高,相反,对城市边缘地带公共服务投入不足则将使得当地房价租金比提高。因此,政府需要推进城市各区域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农民工就业职业变迁的经验研究

本文应用Multinomiallogit模型对第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建立就业选择模型，研究了农民工的职业变迁。研究结果表明，新老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选择上发生了较大差异，教育程度越高，越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从事去体力化职业；地域差异也对新生代农民工从事去体力化职业有显著影响。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扶植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并促进人力资源在不同地域间合理分布每流动，从而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