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利用效益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度分析与评价——基于长江中游地区的实证分析

[目的]通过构建土地利用效益与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评价长江中游地区土地利用效益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度。[方法]运用由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均方差权值法构成的综合确权法,基于耦合度、协调发展度模型探讨2006~2014年长江中游地区土地利用效益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关系,并进行时空上的分析与评价,借助空间自相关模型探讨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特征。[结果]长江中游地区土地利用效益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总体较高,协调发展类型由研究基期的低度协调型逐步优化为末期的中高度协调型。武汉都市圈为协调发展度高水平集聚区;协调发展度高值点主要集中在武汉与长沙,协调发展度低值点由基期的益阳、娄底等城市转变为末期的宜昌、咸宁、鹰潭等地。2006~2012年Moran's I值均为负,协调发展度集聚特征由相异属性集聚向随机状态转变,2014年Moran's I值正,协调发展度呈相似属性集聚状态。[结论]长江中游地区协调发展度空间集聚特征呈现由相异属性集聚向相似属性集聚状态转化,协调聚集区空间格局趋于稳定,发展态势良好。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的都匀市土地利用变化与经济增长协调性研究

[目的]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对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分析都匀市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探究如何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更好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方法]以贵州省第一批新型城镇化试点城市都匀市为研究区,从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两个系统入手,采用层次分析法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都匀市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度进行了测算。[结果] 2009—2016年都匀市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度呈不断上升趋势,协调度等级由轻度失调上升到初级协调状态;协调发展类型由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型变为土地利用滞后型。[结论]都匀市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总体协调发展度水平仍旧较低,且土地利用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结合都匀市今后发展,建议制定合理的土地利用开发利用规划,加大对建设用地挖潜的力度,同时注重耕地保护。     

中长期结合的科技论文评价方法研究

[目的]通过构建土地利用效益与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评价长江中游地区土地利用效益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度.[方法]运用由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均方差权值法构成的综合确权法,基于耦合度、协调发展度模型探讨2006~2014年长江中游地区土地利用效益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关系,并进行时空上的分析与评价,借助空间自相关模型探讨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特征.[结果]长江中游地区土地利用效益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总体较高,协调发展类型由研究基期的低度协调型逐步优化为末期的中高度协调型.武汉都市圈为协调发展度高水平集聚区;协调发展度高值点主要集中在武汉与长沙,协调发展度低值点由基期的益阳、娄底等城市转变为末期的宜昌、咸宁、鹰潭等地.2006~2012年Moran′s I值均为负,协调发展度集聚特征由相异属性集聚向随机状态转变, 2014年Moran′s I值正,协调发展度呈相似属性集聚状态.[结论]长江中游地区协调发展度空间集聚特征呈现由相异属性集聚向相似属性集聚状态转化,协调聚集区空间格局趋于稳定,发展态势良好.     

耕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目的]文章以江苏省13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分别建立新型城镇化发展与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生态城镇化等4个方面,耕地投入强度、耕地利用程度、耕地产出水平及耕地可持续利用水平共确定20个评价指标,以便对江苏省耕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研究。[方法]依据系统性、独立性及可操作性等原则,参照相关行业标准及研究成果进行评价指标的获取与筛选,运用均方差权值法确定指标权重,最大限度提高研究结果的精确度,并得出影响江苏省协调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因素。[结果]江苏省耕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发展水平成逐步上升趋势,各地级市协调发展水平及优化趋势差异性明显,南京、无锡及苏州为协调发展度高水平聚集区,宿迁、连云港为协调发展低水平聚集区,其余地级市发展水平一般。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优化趋势方面,常州与南通优化趋势较明显,南京、无锡及苏州优化趋势较好。镇江、泰州与宿迁优化趋势不理想,其中宿迁市需作为重点城市对象进行重点关注发展。[结论]影响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发展与耕地集约利用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因素分别为城市建成区绿地覆盖率、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城市房地产固定投资总额、人均粮食产量及复种指数,最终得到在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中要保护耕地、节约集约利用耕地的建议。     

建设项目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研究——以甘肃省106个光伏项目为例

[目的]目前,针对具体建设项目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的内涵单一,评价结果不能全面反映建设项目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的高低。文章通过选取甘肃省光伏项目,从用地规模、用地结构、用地强度、用地效益4个方面构建评价体系,对建设项目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进行综合评价。[方法]以多因素综合分析法为基础,选取甘肃省2013~2015年已建设的106个光伏项目为实证研究对象,利用具体建设项目土地利用、投入产出等数据资料,通过从用地规模、用地强度、用地结构、用地效益4个评价方面选取11个具体评价指标,构建建设项目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的指标体系,采用特尔斐法和层次分析法测算各指标权重,依据3δ法则及文献规范资料确定各指标标准值,最后对典型光伏建设项目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情况进行测算评价,并对评价结果进行分析,提出相关建议。[结果]通过实证分析,甘肃省106个光伏建设项目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整体较高,按照节约集约度等级划分,处于低度利用的项目为4个、适度利用66个、中度利用34个、高度利用2个;在具体4个评价方面,光伏建设项目整体在用地规模、用地强度、用地效益评价层分值相对较高,但各具体评价单元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个别建设项目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程度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项目用地结构评价层得分整体相对较低,通过建设项目内部功能区布局优化、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光伏建设项目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程度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结论]从单位用地规模、用地结构、用地强度、用地效益四个维度构建的评价体系能够全面反映建设项目节约集约利用情况。     

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关系测度

[目的]科学构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评价方法体系并研判两者是否协调及协调状态对河南省建设现代农业强省至关重要。[方法]文章基于2006—2016年时间序列数据,采用AHP法、耦合度模型和协调度模型,构建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定量测度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度与协调度。[结果]河南省新型城镇化成效显著。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社会城镇化和生态城镇化等都取得了明显的效益。河南省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增强, 2006—2016年,农业现代化指数由0.215 4提升到0.781 6。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度为中度耦合,处于拮抗阶段,这说明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存在失衡。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度经历了中度失调—轻度失调—濒临协调—勉强协调—初步协调5个阶段,两者的协调水平还较低。[结论]河南省应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抓手,提升农业供给能力,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提供支撑和保障。     

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生态环境压力脱钩关系时空差异分析*——以四川省绵阳市为例

[目的]剖析绵阳市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以期对绵阳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方法]文章从人口、经济、空间和社会城镇化4个维度选取指标构建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从生态环境压力、水平和保护3个维度选取指标构建生态环境压力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和线性加权法对2006—2015年绵阳市各区县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和生态环境压力进行测度,进而利用脱钩弹性系数法分析两者的脱钩关系及其时空差异。[结果] 2006—2015年绵阳市新型城镇化水平总体上呈现出缓慢上升的态势,生态环境压力呈现出波动增加的态势; 2006年、2010年和2015年,绵阳市新型城镇化水平总体上呈现"一极化"态势,即涪城区新型城镇化水平远高于其他8个区县; 2006年和2015年绵阳市大部分区县的生态环境压力都较大或处于中等水平,2010年生态环境压力较大和处于中等水平的区县主要集中分布在西北部。[结论] 2006—2015年绵阳市的城市发展经历了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生态环境压力由脱钩状态为主体向脱钩与负脱钩状态并举的演变过程。研究结果对于绵阳市政府制定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实现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基于主成分与聚类分析法的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分区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目的]土地利用分区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合理确定土地利用方向,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的重要途径。为了对广州市土地利用及未来发展方向提供理论指导,结合其土地利用现状和特点,选取土地利用结构、土地开发利用程度、社会经济状况和环境资源承载力4项一级指标及15项二级指标,建立土地利用综合分区指标体系。[方法]通过SPSS19.0软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出前4个主成分,并将其作为新的样本数据,采用层次聚类分析法对广州市土地利用进行综合分区。[结果]根据聚类分区结果,将广州市分为4类土地利用区:中心发达区,包括荔湾区、海珠区、天河区和越秀区;综合发展区,包括白云区、番禺区、花都区、增城区和从化区;重点潜力区即南沙区;资源组合区是(新)黄埔区。根据各分区的差异性,提出各区域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结论]根据各区的自然经济条件及土地利用状况,将广州市分为4类土地利用区具有合理性,能为广州市今后土地利用规划的科学编制提供参考。     

农村城镇化与土地整理关系研究

本文在分析农村城镇化的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了农村城镇化带来的土地利用结构、土地利用集约水平和土地产权制度的变化。结合目前我国土地整理的主要任务和农村土地利用现状,总结了农村城镇化与土地整理的关系,并指出,只有通过协调两者的关系才能保证我国农村城镇化进程的顺利进行。     

云南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度研究

[目的]通过对云南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进行研究,对其时空耦合关系进行分析,旨在为促进云南省城乡统筹发展提供科学的参考。[方法]文章运用耦合度与协调度评价模型对云南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发展时空耦合关系进行分析,并对云南省新型城镇化水平和生态环境效益进行测算,从空间分析两者发展的差异。[结果]在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中,只有昆明市处于高水平,中等及以上水平的只有玉溪市和曲靖市,其余13个市(州)则处于较低水平以下,在生态环境效益空间分布中,只有迪庆处于高水平,处于较高和中等水平的有怒江和丽江,其余13市(州)则处于较低水平以下。[结论]云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效益水平在空间上存在较大差异,从空间分布情况来看,其新型城镇化水平呈现从中部向周边递减的特征,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根据地区发展实际制定相关政策,加强各市(州)间的合作交流,是缩小地区间差异,推进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关键环节;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对生态环境有着较高要求,云南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发展还未达到高水平耦合阶段,但是其协调程度在不断提升;减少新型城镇化发展中资源分配不均及资源利用的不合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提升云南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     

城乡融合中的耦合协调：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

目的 测算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分析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性，为促进城乡融合、识别城乡发展战略的薄弱点提供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方法 文章基于城乡融合视角，构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对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以及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分析。结果 山东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呈现上升趋势，但存在明显的区域特征，其中，菏泽、聊城等地为城乡发展的“低洼地带”；在样本期间内，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度轻微下降，城乡政策处于不断调整之中；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城乡之间具有较好的融合发展态势；菏泽、聊城等边缘地市存在明显的“低耦合度—低协调度”特征，城乡发展关系需进一步优化。结论 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应摒弃粗放型发展模式，结合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制定具有地域特色的发展规划。     

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城镇化与耕地利用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度时空格局分析

目的 探究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城镇化与耕地利用生态效率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时空特征,为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方法 文章基于城镇化与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内涵及耦合机理,采用多因素综合分析法及SBM-DEA模型,测度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71个地级市城镇综合指数与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并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及空间自相关模型探究两者间耦合协调度及时空演化规律。结果 （1）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城镇综合指数整体呈显著上升趋势,由2007年的8.11增加至2019年的16.10,平均增速达6.50%;年均耕地利用生态效率为0.70,整体呈现小幅波动下降的趋势,年均耕地利用生态效率表现为江苏>江西>湖北>安徽>湖南;（2）城镇化水平与耕地利用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度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由2007年的0.21提高至2019年的0.40,但两者暂未步入协调阶段;（3）城镇化水平与耕地利用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度在地理空间上存在空间正相关性,且相关性程度逐渐增强,其中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于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的东部地区,而低—低集聚区则主要分布于长江中下游的西部地区,且随着时间变迁,该集聚格局呈逐步扩大态势。结论 应有序推进城镇化发展,强化耕地绿色发展理念,并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极构建邻近市域之间的合作机制,推动城镇化与耕地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对水资源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

水资源刚性约束条件的背景下,把握新型城镇化建设机遇,促进水资源与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长江经济带2007—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综合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中介模型以及空间计量模型探究新型城镇化对水资源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以及用水效率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对地区水资源与经济协调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用水效率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存在空间溢出性。据此提出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稳步推动用水效率提升、强化地区联系、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等政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与都市农业发展耦合关系及时序特征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目的]新型城镇化引致都市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都市农业发展倒逼新型城镇化协同高效推进;探究新型城镇化与都市农业发展的耦合互动关系,对加快推动两系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基于2006—2017年武汉市新型城镇化与都市农业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测度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分析了新型城镇化与都市农业发展的耦合关系。[结果](1)新型城镇化与都市农业总体发展水平均呈上升态势,耦合关系显著;(2)两者耦合度C值在0.490左右变化浮动,2008年和2013年耦合度出现最低值和最高值,分别为0.475和0.500;(3)耦合协调度D值处在0.290～0.627,耦合协调等级从中度失调转变为初级协调阶段,且时序演变呈现出小幅波动性、差异性和阶段性特征。[结论]武汉市新型城镇化与都市农业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程度处于不断完善中,时序特征变化明显。为此,武汉市应坚持贯彻实施"以人为本"及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挖掘农业的多种功能以打造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升级版,强化政策扶持的支持力度以保障新型城镇化与都市农业耦合协调发展。     

华北平原农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目的]农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随着我国城镇化和人口数量的不断扩张,人地矛盾日益显著。探讨农地利用的变化情况其驱动力对于促进农地的可持续利用及保障粮食安全具有十分的现实意义。[方法]文章以华北平原地区为例,在分析农地利用变化的基础上,选取驱动力指标,通过灰色关联法分析其关联程度。[结果]2004~2016年间华北平原农地利用程度变化率均大于0,农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和复种指数呈下降的趋势。影响华北平原农地变化的各个驱动力从大到小依次为:人口、城市化率、农业科学技术、年平均气温、GDP、日照时数、农业机械总动力和年降雨量。关联度介于0.65~0.85的有人口、城市化率、农业科学技术和年平均气温。人为因素是主要的驱动力。[结论]华北平原农地利用受各种驱动力指标的共同影响,今后应因地制宜,在自然因素不可控的基础上,加强人为因素的调控,保障农地利用的同时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耕地保护与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协同发展研究

目的 研究中部地区城镇化、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度和协调发展度,以期为中部地区的区域协同发展、绿色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与实践参考。方法 文章运用熵值法确定各评价指标权重,利用耦合度模型、协调发展度模型测算2004—2017年中部地区城镇化、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系统协调发展水平,进而分析中部地区各省协调发展演变的时空特征。结果 （1）2004—2017年中部地区城镇化、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系统协调发展度由0.542上升至0.797,增长47.05%,协调发展水平从中度协调提升到高度协调。（2）经过14年的发展,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有很大提升,其发展速度远远高于耕地保护和建设用地集约利用。（3）2004年只有山西城镇化—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系统处于高度协调状态,其他5省都处于中度协调状态;2017年山西仍然处于高度协调状态,江西、安徽步入高度协调阶段,而河南、湖北、湖南提升到优度协调状态。结论 研究期间中部地区城镇化—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系统协调发展度呈稳步上升趋势,但协调发展度水平不高;城镇化发展速度比较快,耕地保护承受巨大压力;中部地区城镇化、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协调发展水平具有不均衡性,存在显著的时空差异。     

从城乡两个战略统筹推进看农村改革路向

[目的]"城市病"与"乡村病"既是城市与乡村各自发展过程出现问题的表现,又是城乡发展长期不平衡累积的结果。从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两个战略统筹推进的视角出发,探究农村改革的重点路向。[方法]文章通过构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加权计算二者各自的综合指数,并运用耦合协调模型评价了现阶段我国城乡耦合协调度。[结果]从理论分析看,我国城乡融合发展具有理论上"耦合"的可行性。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处于"区域分异"状态、发展任务艰巨且要求分区域精准施策;目前我国城乡耦合发展整体处于较低层级,70%的地区处于"轻度失调"状态,亟待通过外力干预逆转。[结论]"治好城乡两种病"不但要靠城乡自身的"内生性"发展,又需要"外源性"动力推进。从改革路向看,要结合农村实际实施差异化改革路径。并紧扣农村发展的限制性因素,针对性地破解发展难题。存在生态及自然资源优势的后发地区,应改革产业培育方向,对于经济较发达地区,改革重点应放在调整城乡分工与利益分配上;要改革土地等自然资源使用权流转制度,为城市资本下乡打开通道,使城乡融合由"离散型"转向"连续型";坚决破除"小农经济"思维模式禁锢,改革我国农业运作模式,把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作为着力点。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承德市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困境与对策

北京、天津、河北人口总量超过1亿,土地总面积达21.6万km~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完全能够相互融合、协同发展。在此背景下,文章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概念进行了界定,分析了承德市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困境,主要包括:承德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规模效应难以发挥;产业发展水平结构有待提高,缺乏产业支撑;城镇化水平整体不高,整体提升速度较慢。在此基础上从4个方面提出了承德市新型城镇化建设对策,分别为:加强顶层设计,科学编制承德市城镇化建设总体规划;发挥自身优势,打造绿色生态新型城市;利用产业发展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提高承德城镇化建设水平和质量。最后,依托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对承德市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出参考与决策性建议,以期对其它区位类似城市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