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潜力分析

对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潜力分析研究能够为土地整理工作科学、合理地实施提供理论支持,是农村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不可少的内容.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必须全方位的进行整理潜力分析,所选择的指标体系必须能够完整地涵盖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潜力的内涵,在阐述其潜力涵义的基础上,选用19项潜力评价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潜力,从而得到所要评价区域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综合潜力值,论证整理项目适宜性.     

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评价——以广西北海市合浦县为例

农村居民点整理是当前土地综合整治规划的热点问题.为了提高整理实施可行性,提供整理时序安排的科学规划依据,以合浦县为例,构建农村居民点自然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和潜力释放压力评价指标体系,对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评价体系较全面反映了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影响因素,为科学制定土地整治规划及整理项目安排提供决策依据;合浦县适宜近期、中期、远期整理的农村居民点面积分别为6 466.59 hm2、3 436.31 hm2、6 019.54 hm2,并结合不同整理时期居民点特点,提出整理规划方向.     

中国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研究评述

研究目的:分析国内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研究的重点和发展趋势.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和比较研究法.研究结果:国内对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驱动力、潜力、模式、效果评价等方面,但对宏观政策方面的研究较少,特别是公众参与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规划的研究尤少.研究结论:应重视公众参与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规划工作.     

济南市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

研究目的:分析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实现的可行性,有效评估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及增加耕地潜力。研究方法:以济南市为例,选取地形、社会经济因素以及土地资源和宅基地利用等11个因素,构建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修正指标体系,将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理论潜力修正为现实潜力,并根据土地适宜性评价,估算增加耕地潜力。研究结果:济南市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修正系数平均为0.43,理论潜力转化为现实潜力的可行性较差,全市农村居民点整理增加耕地系数平均为25.76%,且北部平原区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大于中南部低山丘陵区。研究结论:(1)农村居民点整理理论潜力转化为现实潜力的可行性受自然条件、社会基础、经济实力和土地资源利用状况的制约;(2)受自然限制性因素制约,农村居民点并不都适宜整理成耕地,应该因地制宜地对农村居民点采用多样的开发利用方式。     

侯马市农村居民点整理类型与优先度分析

农村居民点整理类型及其优先度的划分是土地整理规划的基础.本文基于资源状况和社会经济条件的考虑,利用综合评价法对侯马市农村居民点适宜性进行了评价,并结合“木桶效应”得到其农村居民点整理类型;利用加权系数法测算出农村居民点整理的迫切指数;在此基础上,结合定性分析,利用互斥性矩阵分类法得出侯马市农村居民点整理的优先度.结果表明,侯马市农村居民点整理应以符合资源承载量和满足建设用地需求量为主,从供需两方面考虑,将侯马市的农村居民点整理划分为近、中和远三期,其中,近期优先整理一级区,农村居民点的整理类型以城镇化型和城乡挂钩型为主;中期整理二级区和三级区,农村居民点整理类型以内部挖潜型和迁村并点型为主;远期整理四级区,农村居民点整理类型以保留发展型为主.研究结果可为侯马市土地综合整治规划的编制和新农村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重庆市梁平县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分析

农村居民点整理是缓解土地利用矛盾,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的重要措施。针对研究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存在人均用地面积偏高和旧屋闲置严重等现象,结合区域人均居民点用地和城镇体系规划标准影响因素,对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理论潜力进行测算,并运用AHP法对其整理的现实潜力进行了定量化评价。结果表明:研究区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理论潜力为9074.45 hm~2,现实潜力为2439.34 hm~2,说明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巨大。经对整理现实潜力的分等评级,将农村居民点划分为整理现实潜力低比例、中比例、高比例3个区,以期为该县制定农村居民点整理规划及确定、实施土地整理项目提供决策依据。     

中国农村居民点整理研究进展与展望

研究目的对中国农村居民点整理研究进行回顾和展望,找出目前研究的不足,探讨今后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比较法.研究结果目前的农村居民点研究集中于农村居民点变化规律、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潜力评价、模式与规划、驱动力与效益评价等几方面.研究结论农村居民点的理论、区域差异、制度安排、农民与政府行为、学科综合等角度的研究仍有待加强.     

广西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估算及差别化整治研究

科学有效地评估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探讨农村居民点差别化整治模式和措施,是统筹推进广西新农村建设和顺利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前提和基础。通过选取自然、经济、社会、土地资源和宅基地利用等多个影响因素,构建综合指标评价体系,估算整理农村居民点增加耕地的现实潜力。研究结果表明:2020年广西农村居民点整理现实潜力约为65 573hm2,耕地增加系数平均为15.26%;广西农村居民点整理现实潜力可划分为Ⅰ、Ⅱ、Ⅲ等级,且地形地貌是影响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大小的重要因素,两者分布具有相同的趋势。     

黑龙江省林甸县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潜力研究

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对于优化城乡建设用地布局,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在分析林甸县农村居民点用地特点和空间变动趋势的基础上,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全县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潜力进行计算,得出土地整理潜力综合值为74.96,表明土地整理的潜力较大,应采取农村城镇化型土地整理模式进行居民点整理.从组织领导、法律法规建设和村镇规划体系完善3个宏观层面提出了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对策.     

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分析综述

我国传统的农村居民点土地浪费严重，宅基地面积超标、村庄建设缺乏规划的现象很普遍。因此，农村居民点整理是土地整理中的重要项目，是实现耕地面积占补平衡的有效手段．本文对当前有关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内涵、现状，特别是整理潜力评价分析等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及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对于潜力分析的发展方向。     

安徽省农地流转绩效差异分析

[目的]正确认识安徽省农地流转工作成果,剖析不同地区农地流转绩效差异,探讨有效提高农地流转绩效措施,对改革和完善农地政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方法]文章利用安徽省皖北、江淮和皖南3个区域农地流转情况调查数据和其他相关资料,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评价法构建农地流转绩效评价体系,综合分析农地流转绩效区域差异表现及原因。[结果]研究表明:(1)3个区域的农地流转绩效主要与区域内农村社会发展是否得到重视、农户家庭是否全面发展和流转工作是否落实有关,三者形成的合力最终导致综合绩效的差异;(2)农地流转绩效的提升是一项受多重因素影响的系统性工作,包括政策方针、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结论]研究认为安徽省农地流转工作成果值得肯定,为进一步完善相关工作,建议综合协调各方资源,借鉴成功工作经验,大力发展地区经济、推广土地整治工作、加强农地经营权交易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公平与效率分析

研究目的：分析现行的禁止农村宅基地流转制度对农村宅基地利用效率与公平性的制度绩效。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对比分析法。研究结果：禁止农村宅基地流转的制度导致了农村宅基地超标利用、居民点布局分散和村容村貌差，存在严重的宅基地利用效率损失；同时在城乡居民市场主体地位、城乡土地产权地位、农民土地权益等方面也存在严重的不公平性。研究结论：基于对农村宅基地流转公平与效率的改进出发，取消限制农村宅基地流转的相关规定，允许农村宅基地入市交易，并严格管理农村宅基地。     

居民点土地整理: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途径──浙江省嘉善县农村居民点调查

本文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分析了浙江省嘉善县农村居民点用地现状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根据对嘉善县农村宅基地土地整理的潜力及其资金筹集途径的分析．作者对如何协调农村宅基地土地整理与新农村建设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土地股份合作社发展三题

土地股份合作社作为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探索形式之一,节约了分工、专业化的交易费用,实现了土地的规模效应和集约经营。但是它在经营制度上有关合作社的性质、社员经济参与及治理结构等问题亟需解决,而对这3个方面的问题作出理论分析,引申出对经营制度设计的政策含义及启示,关系到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健康发展。     

我国农村宅基地置换模式、问题与对策建议

基于综合分析我国农村宅基地置换涵义和当前全国宅基地置换工作实践,总结了4类宅基地置换模式,即城乡统筹模式、城中村和园区村改造模式、宅基地整理模式和增减挂钩模式,各类模式的实质是实现了政府为主导,企业参与的土地发展权转移。提出并分析了宅基地置换中存在的4个潜在问题:(1)与宅基地制度改革方向不尽相符;(2)未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和保障其长远利益;(3)资金难以保障与利益分配不均衡;(4)耕地质量难以平衡。并提出政策性、慎重性、合理性、尊重农民意愿四条对策建议。     

Power,capital, and the poverty of farmers’ land rights in China

This article is intended to conduct a three-dimensional examination of China’s rural land rights and the complex dynamic among political power, economic capital, and farmers’ rights during the past seventy years. First, the study takes a close look at the historical changes in the nature, scope, and ownership of land property in rural China during four significant time periods from 1949 to 2019. Second, it uses Ronald Coase’s theory on property rights in dissecting the four paradoxes and dilemmas in China’s rural land ownership, including the extent of clarity and stability of land property rights, the “three rights system” (the rights to ownership, contracting and operation of land) and three stagnations in defining and exercising such three rights, the simultaneous shortage and waste of land resources, as well as the restrictions on land transactions and the requirement to protect collective property. With examples derived from selected evidence, the article documents how both political power and economic capital have worked together to deprive farmers’ land rights. It concludes with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China’s rural economy, the problem of applying Western economic theories to China’s reality, as well as the theoretical definition, legal protection and policy parameters of land property rights in China.     

Institutional causes of urban and rural sprawl in Switzerland

Open space is a very scarce resource in Switzerl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ims to stabilize the use of settlement area per resident at 400 m². This paper starts by outlining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of spatial planning in Switzerland. Regressions then explain both the current level of land use per resident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indicator. Factors like cars per resident, the proportion of old people and the rural character of the municipality do increase land use per resident. Case studies show that there are currently hardly any instruments available with which to steer land use beyond the local level. It is concluded that incentives for local administrations should be introduced in order to limit urban and rural sprawl.     

基于加权Voronoi多边形的山区农村居民点优化布局———以重庆市崇龛镇与石龙镇为例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伴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大量转移,使得乡村普遍面临人口流失、耕地撂荒及居民点闲置等问题,严重限制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影响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效率。优化农村居民点布局,实现资源的集约节约利用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重要内容。文章以重庆市潼南县崇龛镇与巴南区石龙镇为例,探讨西南地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的科学方法。首先,结合西南地区特有的自然人文条件,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与景观格局指数分析居民点分布特征;然后,构建包括限制性评价与适宜性评价两个阶段的西南地区居民点综合评价体系;基于对未来乡村发展趋势的判断,依据公平与效率原则,将现有居民点划分为发展型、保留型及迁并型等3类;在此基础上,运用加权Voronoi图确定重点发展型居民点的增长极引力范围,明确迁并型居民点与保留型居民点的发展方向,最终确定农村居民点布局的优化方案。经过优化,崇龛镇基于效率原则确定出222个重点发展型居民点,节约农村居民点用地0.813km2;石龙镇基于公平原则整理出416个重点发展型居民点,节约农村居民点用地0.301km2。研究能为2个示范镇农村居民点的规划优化提供科学依据,也为西南地区开展新型城镇化规划提供参考。     

土地利用效率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北的调查

在水土流失严重、非农建设用地不断扩张以及可供开发利用的土地后备资源匮乏的大背景下,农业生产用地的有效使用成为当务之急。本文以复种指数、土地生产率、资金投入产出率和劳动力投入产出率等作为测度土地利用效率的指标,着重分析了土地细碎化和农户兼业等因素的影响。依据湖北省农村的随机抽样数据,实证分析得到的结论表明,土地细碎化对土地利用效率产生影响,在统计意义上不明显;农户兼业对复种指数的作用为正,对资金投入产出率的作用为负,对土地生产率和劳动力投入产出率的作用不显著;传统循环农业模式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为此,本文提出必须毫不犹豫地坚持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方式不动摇;进一步加大"三农"投入力度;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尽快转移;大力扶持循环农业发展模式。     

基于生态约束的山区农村居民点整治分区研究*——以河北省涞源县为例

［目的］当前的村庄整治实际工作中，特别对于山区生态较脆弱的区域，在进行农村居民点整治前需考虑区域生态条件，统筹好村庄整治工作和生态之间的关系，促进农村居民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使村庄向着生态友好型发展。［方法］文章选择太行山区的河北省涞源县为研究区域，首先以生态服务性和生态脆弱性为出发点，综合评价县域生态重要性，以此评价结果作为基础来约束未来农村居民点整治的生态安全性，然后以改善农村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和提高农民生产生活水平为原则，对285个行政村的整治潜能进行评价，最后将整治潜能评价结果落在生态重要性分区图上，运用互斥矩阵模型，将农村居民点合并为重点发展区、积极发展区、转型发展区、限制发展区4种整治区域，并针对不同整治类型区提出不同的整治模式及发展方向。［结果］涞源县农村居民点分布在重点发展区的面积为1 56552hm2，积极发展区面积为1 64892hm2，转型发展区面积为61932hm2，限制发展区面积为55084hm2。［结论］这不仅有利于山区农村居民点的资源优化整合，同时在居民点整治活动时空安排及区域生态保护方面也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