傣族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研究

本文以一个傣族村寨为例,利用不同模型计算了傣族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结果表明,以教育衡量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很低,但以信息获得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相对较高。此外,在以是否参与赌博为代表的社会收益率方面,教育年限的作用不显著,初中以上教育程度对是否参与赌博有正的影响,而信息获得水平的影响却是负的。     

自雇还是受雇:农村流动人口人力资本作用机理与实证检验——基于CGSS数据经验分析

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从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和健康状况三方面分析人力资本对农村流动人口自雇与受雇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为初高中的农村流动人口倾向选择自雇;随着工作年限增加,农村流动人口选择倾向从受雇变为自雇,到达一个拐点后选择倾向又转变为受雇;而健康状况对农村流动人口选择自雇与受雇的影响不大。进一步研究人力资本对农村流动人口自雇与受雇内部异质性选择的影响发现,与低地位受雇相比,受教育程度越高,从事高地位受雇与创业型自雇的概率越大;随着其工作年限增加,从低地位受雇转为高地位受雇或创业、生存型自雇的概率增加,但到达拐点之后从事高地位受雇与创业、生存型自雇的概率均会降低。     

贫困地区农村家庭教育投资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辽宁省建昌县的调查

本文基于国家贫困县之一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县的实地调研,对农村家庭教育投资选择行为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母亲受教育年限、中等教育年教育投资费用、子女性别对农村家庭中等教育投资选择行为具有显著影响;母亲受教育年限、子女性别、是否有其他兄弟姐妹上学、家庭人口数对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选择行为具有显著影响。母亲在家庭教育选择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决策权,母亲受教育程度高有利于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选择。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助学贷款制度的不断完善,家庭经济收入已不再是影响农村家庭教育投资选择行为的重要因素。     

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及传递机制分析

本文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89~2011年的数据,对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趋势及传递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1989~2011年间,农村居民代际收入弹性总体较高,表明代际收入流动性整体较低;尽管如此,高收入的子代受父代收入的影响却比较小。第二,从代际收入弹性这20多年的变化趋势看,1997年达到峰值后,代际收入弹性缓慢下降,然而在2011年时,代际收入弹性有所反弹。第三,以子代受教育年限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确实是解释农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重要因素,而以子代职业类型代表的社会资本投资则在农村居民代际收入传递机制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要提高农村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政府需要进一步增加对农村的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以保证各个阶层子代拥有公平受教育的机会。此外,政府还需要不断提高劳动力就业市场的规范程度,努力打破劳动力就业市场中的"双轨制"。     

随迁入学对农村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基于家长同群效应视角

基于家长同群效应视角,本文研究了随迁入学对农村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家长具有提高子女学业成绩的强烈动机,在由家长构成的社会网络中,家长之间可能互为参照,因此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相互影响。子女随迁入学有助于重构农村家长的参照对象,从而影响其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模型、sobel简单中介效应模型和结构方程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与普通农村家庭相比,随迁家庭面临的教育竞争更加激烈,主要表现为所在班级的其他家庭期望子女接受的教育程度更高,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更多。这有助于提高农村家庭对随迁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最终有助于促进农村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研究表明,在随迁入学对农村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的总效应中,14%～32%经由家长的同群效应(即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渠道驱动。     

西部农村家庭教育投资意愿影响因素的Logistic分析——以陕西省为例

本文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两大主体之一的居民家庭投资为着眼点,以陕西农村的10个样本县农户教育投资为例,通过实证分析探求影响农村家庭投资意愿的因素。结果表明,家庭人均收入、劳动力身体状况、劳动力最高受教育程度、子女学习兴趣、校途是否安全、未成年子女数量、本地教学质量、国家教育政策以及家庭信贷可获性因素9个变量对家庭教育投资意愿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据此,提出了促进西部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政策建议。     

农村地区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北省承德市为例

本文基于河北农村地区的实地调研,对农村地区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分析结果说明,在农村家庭影响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的主要因素有:子女自身学习状况、母亲决策权×母亲受教育年限、教育投资价格、父亲受教育年限、人均家庭收入。子女自身学习情况是决定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的最重要因素。母亲在家庭中的决策地位与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同时影响子女教育投资,文化程度高且在家庭地位高的母亲,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有积极促进作用。教育投资费用与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成反向关系,收入仍是制约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的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思想观念的改变,子女的性别、子女的个数已不再是影响父母教育投资的主要因素。     

海南农村居民收入与农村人力资本实证分析

本文的研究表明，海南农村住户从业人员的受教育年限对其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受教育年限在0～6年内，提升农村住户从业人员的受教育年限，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反而减少；二是超过6年后，提升农村住户从业人员的受教育年限，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呈乘数增加趋势。本文的研究还发现了海南农民的工龄对其人均收入的影响，其影响效果是边际递减的。本文建议，分层次加强海南农村教育，以促进经济发展。     

财政支农支出如何影响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基于微观数据的理论与经验分析

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是关系到农业现代化建设、城乡发展一体化推进以及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重要经济问题,为此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了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家庭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支农支出显著提高了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倾向和人力资本水平,对促进农村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具有重要作用。在影响机制上,财政支农支出可以通过提高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化水平,进而影响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家庭农业收入增长和非农化水平提高是财政支农支出影响农村家庭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机制。过去各年度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均存在正向影响,并对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产生长期影响。在异质性分析上,相比教育水平高的农村家庭,财政支农支出将更有利于促进教育水平低的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可见,提高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支农支出力度,加大对农村教育投资方面的政策倾斜,对促进农村长期人力资本积累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劳动力就业状况的微观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基于入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针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状况的三个假说,利用山东省1161位农村劳动力样本数据,探索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人力资本因素与农村劳动力就业状况之间的结构关系以及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状况影响最大的是人力资本因素,其次是个人因素,最后是家庭因素;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通过直接和间接(即通过人力资本中间变量)两条路径影响农村劳动力就业状况,并且个人因素与家庭因素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因此,提高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是改善农村劳动力就业状况的关键。     

山西省农民收入与人力资本投资分析

有关统计数据显示,山西省农村居民收入水平随其受教育时间的增加有显著提升。在此背景下,据“人力资本投资”学说,对山西农村居民的人均受教育时间进行统计,以此表示山西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并通过构造计量模型分析山西农村人力资本投入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结论说明,山西农民受教育时间与农民收入提高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提出改善农村教育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政策建议。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积累、收益循环累积机制研究

本文运用人力资本内生理论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因素、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因素、以及人力资本各个环节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发现:就当前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农民的收入水平来看,农民自身的投资能力非常有限,农村人力资本的循环运动显然呈现一种"低投资--低积累--低收益--低投资……"的恶性循环状态.要想打破这种低水平的循环.需要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政府加大对农村教育、培训、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投资力度,并努力改善其投资结构.     

人力资本对农民非农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笔者2006年于山东、安徽、四川三省所作的实际调查数据，系统地探讨了中国农村人力资本对非农收入的影响。在考虑样本选择问题的前提下，本文采用Heckman备择模型估计了不同人力资本指标及个人特征变量对非农收入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教育、培训、专业技能、经验等人力资本变量对非农收入都有显著的影响。健康对非农收入的影响虽然不十分显著，但其对于非农就业的作用不容忽视，这些结果说明，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对于农民提高非农收入具有重要作用。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教育和人力资本发展路径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人才,如何办好农村教育以促进我国农村人力资本发展,更好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不仅需要立足现在,还需要着眼未来。本文围绕如何优化不同年龄段教育资源投入以提高农村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配置效率这一科学问题,在梳理人力资本培育领域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农村学龄前教育、义务教育、后义务教育以及成人教育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挑战和实践经验。结果表明农村不同年龄段教育资源存在错配现象,0～6岁儿童学前教育投入亟待加强,农村义务教育服务均等化有待改善,在如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等手段提高农村教育服务质量上存在改善空间。最后,本文基于国内近年相关研究实践就提高农村教育和人力资本培育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西部农户教育投资"有限理性"原因的探询

人们在论说西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问题时,很少提到农户人力资本投资自身的"有限理性"问题,而一味地责备政府。实际上,西部农户教育投资自身的"有限理性"是很明显的,主观上受"学来的无助感"、"信仰体系"和心理预期的影响,客观上受制于二元分割的制度安排。西部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的"有限理性"是分析西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的一个基础性约束。     

制约与路径:湖南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探索

在农村人口比例占优势和农村人口教育文化素质比较低的湖南,要想实现后发赶超和"四化两型"的战略,应该促进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本文通过分析人力资本以及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的内涵、现状以及湖南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的制约因素,总结一条有益的选择路径。     

异质性人力资本对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及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中国农业未来的可持续增长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本文以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为衡量标准,将异质性人力资本纳入传统生产函数,利用2001—2013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农村初、中、高等人力资本对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人力资本是促进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且在不同地区的影响效果不同,三种人力资本对全国农业经济的影响由强到弱依次是初等人力资本、高等人力资本和中等人力资本;目前中国仍处于传统农业发展阶段,农业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仍需要靠传统要素投入的增加来实现;自然灾害和外贸开放程度不会对农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城市化水平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业经济增长。     

非农化进程中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资与非农就业——基于性别差异的视角

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及其就业能力的提高对于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性别视角,本文首先对农村女性人力资本现状及其对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进行了论述,并进一步分析了农村女性人力资本与非农就业收入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增加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其就业能力的政策建议.     

中部6省人力资本投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力研究

农民收入是区域农村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农村人力资本投入对农民收入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我国区域农村发展存在东中西差异。中部6省(山西、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及江西)农民收入水平处于全国中上水平。深入分析中部6省人力资本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基于1998~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中部6省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工资性收入以及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中部6省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都在1%的水平下影响显著,其中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效应最大,除山西省外,影响值都达到1.0以上;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影响次之,中部6省之间的影响效应值在0.65~0.95之间,山西省影响效应最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效应值最小,中部6省除山西省外,其他5个省份的影响效应均大于0.5。并提出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制定人力资本投资向农村倾斜的政策,加大宣传力度鼓励农民进行自主性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加大农村医疗基础建设,完善农村医保体系等一系列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实现城乡均衡发展的对策建议。     

受教育程度对农民非农就业的影响分析——以青岛市为例

农民非农就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农民非农就业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利用对青岛地区5个县市900户随机调查数据,分析了受教育程度对该地区农民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对农民非农就业机会及其就业模式、行业和地区分布、农民收入等都有显著影响.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为了加快农民非农就业.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地区教育的投资,特别加强中高等职业教育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