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精准识别指标体系的西藏贫困农牧民生计入户调研*——山南市8县抽样调查

[目的]深入研究西藏高原贫困人口生计状况与脱贫致富潜力,为精准扶贫提供决策参考。[方法]参照国家统计局标准范式和国务院扶贫办调查问卷,并结合当地资源条件、生产生活特征和民族习惯,设计建档立卡贫困户调查问卷。选择西藏自治区山南市8个县的42个预脱贫村入户调研,采取分层抽样法访谈建档立卡贫困户。[结果]对贫困家庭人口规模和结构、劳动力就业与技能、家庭收入和来源、生产成本、居住条件、用水安全、文化教育、医疗状况、社会保障、生活消费和支付能力等进行了调查,基于贫困家庭视角对主要致贫原因等进行了系统的统计和分析,获得了贫困农牧民生计状况较为详实的第一手数据。同步构建贫困人口精准识别指标测算表,对样本户逐个统计、分类、归纳,获得九大类指标分析数据,获得定量与定性分析结果。[结论]有效抽样调查贫困户238户,98. 32%的家庭人均纯收入已经超过当地贫困标准线(3 312元),91. 24%的家庭综合评估已经实现稳定脱贫,61. 34%的家庭人均纯收入已经相当于或者超过了西藏自治区2016年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 064元的水平。绝大部分贫困户已经实现稳定脱贫,不愁吃、不愁穿、居有其屋,教育、卫生、社会服务等有了显著改善,农牧民就业渠道逐渐拓宽,收入稳步增加。但是,仍有极少部分贫困家庭由于缺乏劳动力、家人长期患病或残疾、缺乏致富技术及手段、多子女上学负担重、缺乏发展资金、新建家庭基础条件差等原因而陷入困境难以自拔,需要政府、社会等各方面的持续扶持才能彻底摆脱贫困。     

民族贫困山区乡村旅游资源空间结构分析与优化*——以渝东南地区为例

[目的]发展乡村旅游是民族贫困山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研究贫困山区乡村旅游资源空间结构对掌握当地乡村旅游空间发展规律、存在问题,促进乡村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采用GIS技术、网络拓扑分析法和点—轴系统理论,分析了渝东南乡村旅游资源空间结构和优化路径。[结果](1)区域尺度上,渝东南乡村旅游资源总体分布不均,开发不充分,呈现中部—南部—北部依次递减的格局;休闲观光类处于主导类型,资源类型开发不充分,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2)县域尺度上,6区县间乡村旅游发展不平衡明显,酉阳领先于其他区县;(3)空间关联方面,β指数为1. 01,γ指数为0. 34,Ai指数的平均值为76. 21km,平均径路长平均值为9. 28,表明渝东南乡村旅游资源交通网络的连接度、通达度整体偏低,路网密度低;(4)结构优化方面,构建了渝东南"三级节点、两级轴线、两大板块"的乡村旅游空间结构优化系统。[结论]渝东南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开发不平衡、不充分,应尽快提升基础设施水平,充分挖掘整合特色资源,培育打造"点""轴""面"相结合的旅游空间体系,实现区域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助推当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山地旅游经济区耕地生态安全诊断及障碍度分析——以梵净山旅游经济区为例

以梵净山旅游经济区为例,建立PSR耕地生态安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研究区域的生态安全进行评价,进而确定影响该区域耕地生态安全的障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从研究区域2006—2016年耕地生态安全综合指数走势看,该区域耕地生态安全总体处于改善上升的趋势;(2)研究区域的耕地生态安全综合评价指数从2006年的0.52提升到2016年的0.6315,年均增长率为1.1054%,耕地生态安全等级由临界安全转为较安全;(3)从分类指标看,梵净山旅游经济区压力指标呈下降趋势,从2006年的0.597下降到2016年的0.459,年均递减率为1.25%,说明人类活动对耕地生态系统的影响有所增强;(4)单位GDP占地量、人均耕地面积、单位耕地农药负荷、土地垦殖率、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土流失程度、土地整治强度是阻碍研究区域生态安全的主要因素。     

鲁南贫困地区识别与乡村旅游发展潜力研究

[目的]旅游扶贫已成为乡村脱贫攻坚的重要方式之一,旅游扶贫的可行性探讨是开展扶贫工作的前提。[方法]在识别鲁南贫困区域并测度该地乡村旅游发展潜力的基础上,评价该地区乡村旅游扶贫的可行性;构建贫困指数识别该区域的贫困状况;运用离差最大化决策法对鲁南乡村旅游发展潜力进行比较排序,并分析鲁南不同县区乡村旅游发展潜力的空间分布特征;运用IPA方法分析鲁南贫困县区开展乡村旅游扶贫工作的可行性。[结果]鲁南绝大部分县区贫困指数较高,贫困程度较深;各县区乡村旅游发展潜力水平差异较大,分布不均;利用贫困指数与潜力指数将鲁南县区划分为高贫困—高潜力、低贫困—高潜力、高贫困—低潜力及低贫困—低潜力4种类型,其中山亭区、蒙阴县、沂南县、泗水县等地区的乡村旅游发展潜力较高,乡村旅游扶贫的可行性相对较好,其他县区发展乡村旅游扶贫可行性相对较低。[结论]鲁南各县区进行乡村旅游扶贫时需正确认识区域内乡村旅游发展的客观条件,充分发挥优势资源条件实现脱贫,旅游扶贫可行性较低的区域应积极探索其他的扶贫方式,切勿盲目发展乡村旅游。     

浙江省农业生态旅游资源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目的]针对浙江省的农业生态旅游资源状况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分析指标权重,以期为浙江省农业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评价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方法]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构建了3个子系统19个指标的浙江省农业生态旅游资源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专家咨询和问卷调查结果计算指标权重值和重要值,据此筛选重要指标。[结果]在浙江省农业生态旅游资源评价指标体系中,子系统层中的农业生态旅游资源自身价值的权重要远高于生态环境条件及其旅游开发条件。在指标层中,农事体验参与性、生态环境适宜性、生态稳定性、田园观赏美感度、民俗文化价值、田园景观奇特度、污染治理状况、交通状况、农事活动娱乐性、自然灾害防范能力和区位条件的权重之和超过80%,是最重要的评价指标,农事体验参与性和生态环境适宜性的重要性最高,而与之相对应的重要值排序也表现出相同的规律。[结论]农业生态旅游资源的评价应侧重于对其自身价值的评价和研究,该研究根据专家咨询和问卷调查的结果筛选出对农业生态旅游资源评价较为重要的指标,借助对这些重要指标的测度,可以对浙江省的农业生态旅游资源做出科学合理的评价,各指标虽有侧重,但共同协调发挥作用才能保证评价的整体效果。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城镇化进程中土地生态安全动态评价研究

[目的]通过从数量、质量、结构、保障等4个方面切入,构建综合性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以分析2005—2015年鄂尔多斯市10年城镇化进程中土地生态安全的动态变化情况,分析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对土地生态安全状况的影响。[方法]采用特尔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综合评价评价因子的权重,采用综合指数法计算土地生态安全指数值。参考已有研究成果与鄂尔多斯市实际情况划分土地生态安全级别。[结果](1)10年城镇化进程中,鄂尔多斯市土地利用变化十分明显。其中,农用地和建设用地面积均有所增加,其他土地面积有所减少;(2)从土地生态安全分项评价结果来看,数量安全评价数值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微小变化,安全水平基本稳定;质量安全与保障安全均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明;结构安全评价分值出现了先减后增的变化趋势,这与土地政策的倾向具有明显的相关性;(3)从土地生态安全综合指数值来看,鄂尔多斯市土地生态安全水平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已由2005年的临界安全水平提升至较安全水平。[结论]鄂尔多斯市整体生态安全水平正在逐年改善,但是仍未达到理想安全状态,在今后的土地利用中应继续加大土地生态安全监管力度。     

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生态安全评价

[目的]为全面了解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生态状况及其时空变化,探讨人类活动对滨海湿地生态退化的影响,为滨海湿地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方法]以黄河三角洲沿海5区县(无棣县、沾化区、河口区、垦利区、东营区)为研究区域,以1987年、1997年、2007年和2017年的遥感影像解译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资料为基本数据源,基于景观生态学原理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构建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对黄河三角洲地区滨海湿地生态安全进行综合评价。[结果](1)1987—2017年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生态安全状况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湿地生态安全指数平均值从1987年的0.717下降到2017年的0.531,5个区县的评价等级在1987年为3个安全和2个预警,到2017年则变为1个预警、3个不安全和1个非常不安全。(2)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生态安全变化存在阶段性差异。生态安全状况在不同的阶段恶化程度有所差异,1997—2007年程度最强,阶段性差异与人类活动在不同时段的干扰强弱密切相关。(3)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安全状况空间分布差异明显,生态安全指数下降最明显的是位于研究区东南部的东营区,其次为与之紧临的垦利区;黄河来水量减少、经济发展、城市建设、海水养殖等是导致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安全状况下降的主要原因。[结论]目前黄河三角洲的生态安全状况不容乐观,生态安全指数平均值处于不安全级别,湿地受到人类活动干扰的压力较大,今后的重点应是控制海水养殖面积的进一步增加。     

国内外旅游扶贫效应文献量化分析与研究综述(2000~2016年)

[目的]旅游扶贫效应研究是衡量旅游扶贫工作效果的关键内容,梳理其阶段性成果对后续相关政策措施优化以及理论研究深化尤为重要.[方法]基于CNKI核心期刊、CSSCI以及外文SSCI数据库,运用CiteSpace软件对2000~2016年旅游扶贫效应文献进行统计量化分析.并从效应评估分析和影响因子两方面,采用多角度、 全面系统地评述旅游扶贫效应研究内容,归纳总结其现有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结果]国内旅游扶贫效应研究相对欠缺,热点关注旅游开发、 旅游资源、 生态旅游、 乡村旅游等内容,研究区域集中于民族地区、 西部地区等;国外研究相对成熟,且较为重视生态旅游、 生态保护以及社区旅游等内容,大体聚焦于非洲、 肯尼亚等欠发达国家.综合而言,国内外旅游扶贫效应评估从评价对象和评价效果两个角度研究,前者面向区域展开宏观效应分析,分为经济、 社会、 文化和生态效应或经济影响和非经济影响;面向贫困人口展开微观效应分析,包括贫困人口的旅游扶贫感知和态度、 社区参与度、 扶贫权力等;后者主要研究旅游扶贫存在的正效应和负效应.旅游扶贫效应影响因子研究多从利益相关群体的角度全面或单一详细分析,抑或选取案例地并建立指标体系定量化针对性分析.研究方法上,国内以定性研究为主,缺乏创新性的微观模型和定量计算方法;国外侧重宏观的定量研究,虽然研究方法多元化,但缺乏系统化、 规范化的研究成果.[结论]旅游扶贫效应研究应从城市贫困和旅游精准扶贫等方面考虑拓展贫困问题、 加强中观与微观层面研究、 注重旅游扶贫政策研究以及定性与定量结合实证分析等.     

乡村旅游开发中农户生态风险认知对其参与保护意愿的影响研究

[目的]研究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农户的风险意识、偏好及其保护意愿,对剖析农村生态保护困局,实现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方法]文章以重庆市5个县(市、区)692户农户问卷为样本数据,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来分析乡村旅游开发中农户生态风险认知对其参与保护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女性户主对保护生态意愿相对较弱,年龄较大的户主保护生态意愿较强烈,家庭从事旅游业劳动力人数越多和旅游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越重,其参与生态保护意愿就越强烈;乡村旅游开发造成的水体、噪声、固体废物的风险越高,植被覆盖率降低风险越高、耕地面积减少风险越高、旅游生计持续性降低风险越高,都会使得农户参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意愿增强。[结论]当地政府应帮助农户充分认知乡村旅游开发中存在的农村生态风险,提高农户参与农村生态保护的积极性。同时,采用技术手段对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区域生态系统的变化进行动态监控,建立生态安全预警系统。最后,因地制宜确定当地的旅游开发策略,以保护为主,开发为辅,以开展生态旅游为主的旅游模式,最终实现乡村旅游和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基于多层次灰色方法的生态旅游发展潜力评价及实证研究

[目的]生态旅游作为可持续旅游的一种形式,已成为旅游学术研究与实践探索的热点,生态旅游发展潜力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文章以吉林省为研究对象,探讨生态旅游开发潜力的有关问题,以期为吉林省乃至我国生态旅游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与实践参考。[方法]从旅游资源、开发条件、客源市场、生态环境4个方面设计了生态旅游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与变异系数法相结合的主客观综合方法进行指标赋权,构建了基于多层次灰色模型的生态旅游发展潜力评价模型,并以吉林省8市1州为研究单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吉林省8市1州的生态旅游发展潜力综合得分介于3～4分之间,总体良好,但各市州之间也存在一定差异。[结论]根据评价结果,将吉林省生态旅游发展潜力划分为3个层级,即长春、延边州、吉林为一级生态旅游发展潜力区;通化、白山、白城、松原等4个城市为二级生态旅游发展潜力区;四平市、辽源市为三级生态旅游发展潜力区,并提出了吉林省生态旅游开发的思路和战略性对策。     

乌蒙山会泽片区旅游扶贫效应及提升研究

[目的]乌蒙山会泽片区属于连片集中特困地区,文章分析其旅游扶贫效应,以期为其他贫困地区的旅游扶贫开发提供参考和借鉴,对于丰富和发展区域扶贫理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方法]该文采取文献分析、实地调研、建立片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与片区游客人均消费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对乌蒙山会泽片区客源人次、综合收入、游客人均消费、农民人均收入进行分析。[结果]农民人均纯收入与游客人均消费呈现高相关关系;乌蒙山会泽片区无论是旅游人次还是综合收入占曲靖市的比重不高。[结论]乌蒙山会泽片区旅游扶贫带动农民收入的经济效应呈现逐年持续增加的态势,但乌蒙山会泽片区旅游扶贫的经济效应总体不是很高,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应利用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与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加快现有旅游景区转型升级步伐、依托旅游培育增收产业、提升群众参与度、加大宣传推介提高片区知名度,将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观光、休闲、康体养生,带动旅游相关产业的发展,旅游扶贫的经济效应将会得到进一步提升。     

盐城市大丰区乡村生态旅游产业发展对策研究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背景,从乡村生态旅游业在农民增收中所起到的作用出发,探讨盐城市大丰区乡村旅游发展问题。通过对盐城地区进行实地调研分析,大丰区有发展乡村旅游的丰富资源和优势,具有非常大的开发潜力,但其重点产业发展阶段总体上仍然处于质量内涵不深的粗放型产业发展的阶段,生态资源综合利用不佳、扶贫攻坚成效低。提出了进一步扩大生态旅游重点产业发展规模、引入专业心人才、发挥当地贫困农户主观能动性作用、加强政府监管等政策建议。     

农业生态旅游资源评价模型构建分析*——以南京市为例

文章采用层次分析法,对南京农业生态旅游资源的自身价值、生态环境条件、旅游开发条件等3个方面的20个评价指标进行综合评价,通过构造两两比较的判断矩阵,结合实地调查分析、专家评分等方法确定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值与评价得分,构建农业生态旅游资源加权求和多指标综合评价模型,并对南京市主要农业生态旅游景区进行评价.研究发现:(1)从子目标层来看,资源系统价值的权重值最大,其次是生态环境评价系统,而旅游开发评价系统的权重值最低.(2)从项目层来看,生态环境质量权重值最大,其次是农事体验价值,再次是生态环境保护,而权重最小的是区域经济条件.(3)从指标层来看,参与性这一指标的权重值最高,农业生态旅游参与性设计是一个重要的闪光点.(4)采用南京农业生态旅游资源评价模型对南京市市区主要的生态农业资源进行评价,发现除汤山森林生态旅游农业区为2级外,大多数处在3级、4级,且这些景区得分差别不是很大.南郊森林生态旅游农业区排在最后,这主要是由于其农事体验项目不足造成的.     

海南省乡村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目的]通过构建海南省乡村旅游资源可持续评价指标体系,提供一种乡村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有效评价和量化的方法。[方法]文章以海南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为总目标,在参阅相关文献和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海南旅游自身特点,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由海南乡村旅游资源系统、环境系统、经济系统、管理服务系统等4个维度、39个具体变量组成的指标体系框架,并对指标体系进行权重分配。[结果]系统层四大系统权重大小分别为:乡村旅游资源系统乡村旅游管理服务系统乡村旅游环境系统乡村旅游经济系统;要素层权重分别为:乡村资源质量乡村生态环境乡村旅游经济效益;指标层权重分别为乡村环境质量指数乡村旅游收入乡村旅游资源的历史文化价值=传统文化保护投入乡村(门票)收入比例=乡村综合管理水平乡村旅游地设施=乡村旅游投入比例乡村旅游机构与制度完善程度。[结论]从总体来看,海南乡村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分为系统层、要素层、指标层,其中系统层乡村旅游资源系统和乡村旅游管理服务系统所占比重较大,说明海南乡村具有较高的资源禀赋,也证明了乡村旅游管理服务在旅游发展中的重要性;指标层每一项具体指标所占的比重各不相同,权重大小不一,总体相差不是很大。     

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构建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以福建省福鼎市赤溪村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农户为调研对象,运用AHP(层次分析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根据农户调研实际情况,运用适应性评价模型对农户的适应性综合值进行计算并评价。结果表明:对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适应性影响最大的是经济适应性因子,影响最小的是生态适应性因子;对乡村旅游扶贫政策的了解度、年旅游收入、家庭成员从事乡村旅游的意愿度以及对游客的欢迎度的综合权重较大,传统节庆活动的参与度、使用清洁能源程度的综合权重较小;总体评价为较为适应,但综合得分值较低,仅为3.106。最后,根据农户的实际适应性情况,提出完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加大扶贫政策宣传力度、提高旅游扶贫政策利用程度、给予困难农户更大的扶持力度、创新旅游经营模式和实行多项扶持的发展建议。     

西藏农牧区反贫困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会议上指出"到2015年,西藏的农牧民纯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到2020年,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要接近全国水平。"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剑指"三农"新挑战,破解"三农"着力点,要求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使人地充分结合,提出"四个‘如何’,五个‘新’",体现了国家对于农牧民生产生活的关注。消除西藏农牧区的贫困是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关系到整个西藏社会发展的全局。文章立足于西藏农牧区贫困的现状,从西藏农牧区反贫困存在的缩小差距任务繁重、农牧民增收渠道狭窄、促进发展成本较高、反贫困目标和任务艰巨等问题出发,分析利用了"十二五"之前与"十二五"期间西藏农牧区的扶贫对象与扶贫开发资金的历史数据,探讨了西藏农牧区反贫困的具体措施与合理建议,指出解决西藏农牧区贫困问题的关键主要在于人口可持续发展、产业发展带动、社会服务水平、移民搬迁的落实。     

海南省乡村旅游扶贫绩效及实证研究

[目的]通过研究乡村旅游扶贫绩效,试图找到促进海南省农民乡村旅游增收的未来发展方向。[方法]文章采用综合分析法对海南省乡村旅游扶贫概况及扶贫路径选择,对其扶贫绩效以琼中县什寒村为实证,对什寒村乡村旅游扶贫农民增收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并由此提出海南乡村旅游扶贫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建议:创新乡村旅游扶贫开发模式;提高农民参与乡村旅游扶贫开发的能力;完善乡村旅游扶贫开发的利益分配机制;完善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与宣传。[结果]什寒村旅游收入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尤其是2014年以来,增长幅度非常显著,2015年旅游收入比2014增长了6.4倍。什寒村自2012年接待游客以来,实现旅游收入从20万元增加到2015年的726.46万元,旅游收入增长了36.3倍。[结论]海南乡村旅游收入逐年增加,农民人均收入每年以15%的速度增长,进一步表明海南乡村旅游和农民增收之间存在显著关系。     

基于旅游扶贫的楚雄州乡村景观分布特征及质量评价

［目的］为推动楚雄州旅游扶贫工作进程，使楚雄州贫困人口顺利脱贫，文章研究了基于扶贫的乡村景观分布特征，并对其质量进行评价。［方法］采用地理信息系统（GIS）研究楚雄州基于旅游扶贫的乡村景观分布特征，采用层次分析法（AHP）计算指标权重，采用打分法选取了一定数量的游客以及专家对楚雄州五大类型乡村景观的每个指标进行打分，并通过加权法计算各类型基于扶贫的乡村景观综合评价指数，对其进行评价。［结果］基于旅游扶贫的楚雄州乡村景观分布较均衡，接近于平均分布。5大类型中民俗文化型景观质量最优，其次是景区带动型、生态环境型和城镇依托型，产业融合型景观质量最差。［结论］发挥楚雄州特色，大力发挥民俗文化型乡村景观在旅游扶贫中的带动作用，鉴于景区带动型乡村景观是地区乡村旅游名片，政府应持续加大对其建设力度，提升景观综合质量。由于产业融合型乡村景观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楚雄州应继续保持对其开发、摸索和实践。     

“林业-旅游”生态产业链构建研究

首先,在林业产业链和旅游产业链相关理论基础上,结合森林旅游发展现状,提出"林业-旅游"生态产业链的理念和理想模型。然后,分析了该产业链对农户可能产生的功能作用:增加就业机会,保持社会稳定;合理优化资源配置,实现资源价值最大化;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促进农户收益增加;鼓励农户亲环境行为,促进生态宜居实现。最后,提出提高农户适应产业链发展的保障体系:建立政策保障体系,为提高农户适应性提供明确的制度指引;建立经济保障体系,为提高农户适应性提供稳定的财政扶持;建立服务保障体系,为提高农户适应性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建立信息保障体系,为提高农户适应性提供便捷的资讯网络。     

农业生态旅游对区域经济的贡献及影响研究——以武汉市黄陂区为研究对象

[目的]农业生态旅游的发展逐渐成为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分析农业生态旅游对区域经济的贡献及负面影响,协调两者间的关系,对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通过文献查阅和数据调查法,以武汉市黄陂区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农业生态旅游对区域经济的贡献及负面影响。[结果]农业生态旅游对黄陂区域经济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有效地促进区域现代农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民就业及国民经济的增长,然而也存在农业生态旅游投资大、农民获利不均等因素直接影响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农业生态环境遭受破坏后间接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等负面影响。因此政府有必要提前科学规划农业生态旅游,提供支持引导,培养和提高公民的生态环保意识,保障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结论]鉴于黄陂区农业生态旅游对区域经济的贡献高于负面影响,为进一步保障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建议综合协调各个方面,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以其为推动今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一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