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农地流转经营效益及其成因研究——基于新疆179份农户问卷调查

[目的]从农户经营角度研究流转耕地与非流转耕地之间的经济效益差异,并找出造成差异的成因,为提高土地经营效益,加快土地流转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基于农户投入产出调查数据,采用对比分析方法研究流转耕地与非流转耕地之间的经济效益差异,借助多元线性回归和处置效应模型研究造成经济效益差异的成因。[结果]耕地流转后的地块面积均有不同程度的扩大,但单位面积产出减少;耕地流转后土地租金等非物质投入增加,导致单位耕地净收入低于非流转耕地;流转耕地用于种植经济作物的收益高于粮食作物;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和土地确权对单位耕地流转的经济效益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耕地地块面积有显著负向影响;户主民族属性、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和地区差异对耕地是否流转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户主年龄、受教育年限和土地流转风险认知对耕地是否流转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结论]土地流转实现了规模化经营,过高的土地租金等非物质投入是导致耕地流转后经济效益下降的主要原因,进而导致"去粮化"问题突出;提高农户家庭农业收入占比、合理配置投入生产要素、加快土地确权登记有利于提高单位流转耕地经济效益。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对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影响——基于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对比分析

本文基于1993—2017年中国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的面板数据,在比较两个区域农民收入及其结构变化的基础上,使用面板矫正标准误(PCSE)和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实证研究并比较主产区和主销区农民收入结构变化对农民种粮积极性的短期和长期影响。结果表明: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对于主产区而言,工资性收入和政策变量对粮播比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对其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财产性收入对其影响不显著。对于主销区而言,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粮播比的影响方向与主产区相同,但是工资性收入对其影响与主产区不同,有显著正向影响,政策变量的影响不显著。在长期,工资性收入对主产区和主销区粮播比的影响程度逐渐增加,经营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对主产区的影响更大,而转移性收入对主销区的影响更大。因此,在粮食播种面积连续3年下降的背景下,需要进一步优化农业补贴政策,转变粮食生产方式,鼓励主销区增加粮食播种面积,建立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中国耕地非粮化空间格局分异及驱动机制

研究目的：摸清耕地非粮化的总体态势,揭示非粮化空间分异及驱动机制,为国家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政策调整提供科学依据。研究方法：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多重共线性诊断与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研究结果：（1）2018年耕地非粮化面积约为54.47×106 hm2,占耕地总面积的32.29%;（2）非粮化面积主要集中于中南部和北部,但高非粮化率主要集中于新疆、贵州和东南沿海。非粮化面积与非粮化率呈现显著不同的空间集聚特征;（3）农业实际利用外资额、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农业机械总动力、乡村劳动力、土地流转面积与非粮化面积对数呈显著性正相关关系,共同驱动了全国非粮化的空间格局。但不同尺度、不同区域耕地非粮化驱动因子的空间异质性显著。研究结论：受经济、社会、政策和资源配置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国不同尺度下非粮化时空格局差异悬殊、驱动因子空间异质性显著。今后应科学设定非粮化底线、优化农业资源配置、推进农业差别化补贴,严控非粮化无序增长、稳固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石。     

我国人粮关系的时空演变与驱动因素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土地资源承载指数(LCCI)模型,从全国和省域两个层面对我国2006—2018年的人粮关系进行时空演变分析;通过构建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对人粮关系的驱动因素进行研究。得出(1)全国尺度:2006-2018年间我国的土地资源承载力在逐年下降,人口和粮食都在增加,我国仍处于低水平的人粮平衡状态;(2)省域尺度,全国粮食盈余的省份在增加,人口超载的省份在减少,人粮关系明显得到了改善;(3)驱动因素: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农业用水率存在负向驱动作用,产业结构存在正向驱动作用,为及时调整和制定耕地保护对策提供了基础依据。     

中国耕地“非粮化”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目的:探究中国耕地“非粮化”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以期为中国耕地资源保护和粮食安全保障提供参考。研究方法:GIS空间分析、空间计量模型。研究结果:(1)2004—2018年,中国整体的“非粮化”水平呈波动变化,2016年后“非粮化”最为显著;“非粮化”类型逐渐由蔬菜、油料、棉花等多类型向蔬菜瓜果转变。(2)“非粮化”在空间上大致表现出由东北向西南逐步严重的态势,类型多为蔬菜和油料作物,又以蔬菜为主导。(3)各影响因素中,人工成本和种粮比较收益在后期对非粮种植有显著负向影响;劳动力非农就业促进“非粮化”现象发生;机械动力水平在前期对“非粮化”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后期表现为正面作用;良好的政策环境对“非粮化”具有抑制作用。研究结论:为应对耕地“非粮化”现象,应继续保障粮食种植收益、完善农业生产设施与服务市场、健全法律政策与制度,以稳定粮食生产。     

农地确权、要素配置与种植结构：“非粮化”抑或“趋粮化”

完善农地产权保护是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保障。农地“非粮化”问题日益被学界关注,但较少有研究分析农地确权对农地种植结构的影响。基于中山大学公布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年数据,采用IV-2SLS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地确权对农地种植结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农地确权总体上会正向显著影响农户粮食作物种植。(2)农地确权通过影响农业生产要素配置,进一步影响农地种植结构,农地流转、家庭劳动力配置在影响机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农业资本投入为遮掩效应。农地流转、家庭劳动力投入正向影响农地粮食作物种植比例,农业资本投入负向影响粮食作物种植比例。(3)农地确权对农地种植结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差异,对未发生过农地调整的村庄农户粮食作物种植行为影响更显著。因此,农地确权会诱导农地种植“趋粮化”,而不会带来“非粮化”问题。完善农地流转市场、适当鼓励外出劳动力返乡,将有助于抑制“非粮化”问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保持农村土地政策稳定性,避免频繁的耕地调整,可以有效保障农地确权政策效应的发挥。     

耕地利用“大棚化”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我国以“大棚化”为代表的耕地利用转型不断深入,意味着传统的露天耕作已逐渐被设施农业取代。少有研究在宏观层面上对耕地“大棚化”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特别是其与新型职业农民转型间的关系。方法 文章以2006年和2016年中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为对象分析了耕地利用“大棚化”的时空特征,并通过多层线性模型对2016年全国209个地级行政区耕地利用“大棚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结果 ①2006—2016年中国大陆耕地利用“大棚化”整体呈上升趋势,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布态势。②大棚用地面积影响因素中,人口密度、城镇化水平和新型职业农民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坡度有显著负向影响。③“大棚化”率的正向影响因素与大棚用地面积的相同,而负向影响因素中新增了降水量、一产比重和人均经营耕地面积。结论 人口密度是耕地利用“大棚化”转型的重要拉力因素,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可以主动有效推进耕地利用“大棚化”转型。     

林地规模对农户林地投入的影响分析

基于浙江省3个县245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对不同林地规模下农户的投入进行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随着地块规模的扩大,单位面积林地总投入虽然有一些波动,但总体上呈现出逐渐减少的趋势。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林地规模影响农户林地投入进行的分林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林地面积对经济林及竹林地块投入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当年是否造林对经济林及竹林投入均具有正向影响;林业生产是否存在资金困难对竹林投入具有负向影响;林地距主干道的距离对经济林投入有负向影响;林业收入占比对经济林投入有正向影响。     

农民收入分化对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通过对我国31个省级地区的农民收入分化和耕地利用效率进行基本统计分析,利用农民收入结构和农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两个指标来衡量农民收入分化。结果发现,目前我国农民收入分化程度不断扩大;同时耕地利用效率近年也在发生显著变化。利用27个省级区域2000-2008年的数据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方法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农民收入差距与耕地利用效率反向变动,以及劳动力、固定资产和化肥均对耕地利用效率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城镇化与农民增收效应——基于异质性城镇化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问题缺乏不同城镇化方式下的对比讨论。基于2000年～2016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本文构建了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应用差分广义矩估计法探讨了不同城镇化方式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是传统城镇化、就地城镇化均对农民总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弹性分别为0.116和0.032;二是传统城镇化、就地城镇化均拉大了农民非农收入与农业收入的差距,其中传统城镇化表现为提高非农收入且降低农业收入的"叠加效应",而就地城镇化则表现为既提高非农收入又提高农业收入的"冲抵效应";三是随着农民收入分位数水平的提高,两种方式的城镇化对农民总收入的影响逐渐减小;四是传统城镇化显著拉大了东、中部地区农民非农收入与农业收入的差距,但在西部这一作用并不显著,而就地城镇化拉大了东部农民非农收入与农业收入的差距,但又分别缩小了中部和西部农民非农收入与农业收入的差距。     

耕地流转需谨防过度“非粮化”

近年现行的一些新型市场化流转模式,如农户与企业、农户与专业合作社、农户与专业大户之间的流转＂非粮化＂较为明显。对于＂非粮化＂现象,一方面是农业种植比较效益的正常反应,是农民的理性选择;另一方面,＂非粮化＂从短期来看对提高耕地单位面积的产出效率、增加农民收入有积极作用,     

农业科技投入是形成农民收入“马太效应”的原因吗

农业科技投入对农民收入结构的影响长期被忽略。本文基于1989—2013年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基于VAR(p)模型协整和动态脉冲检验的分析方法,考察农业科技支出与农民收入结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农业科技投入对农民收入结构影响显著,其中,农业研发支出正向影响农民规模性收入结构和农民功能性收入结构,农业技术推广支出负向影响农民规模性收入结构和农民功能性收入结构,并且前者要大于后者对农民收入结构的影响。     

广西耕地“非粮化”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是我国重要战略部署。探究广西耕地“非粮化”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为西南经济欠发达地区差异化管控和引导耕地利用提供参考。[方法]文章以广西为例,采用综合评价法对2003—2019年广西耕地“非粮化”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利用空间自相关模型进行耕地“非粮化”空间集聚效应分析,并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进一步探究耕地“非粮化”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1）2003—2019年广西耕地“非粮化”程度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共经历3个阶段。（2）广西耕地“非粮化”空间上整体呈现出“西南高—西北低”格局,并表现出显著空间正相关,“非粮化”现象以广西西南部崇左市最为突出。（3）耕地地势起伏度、年降水量、第一产业比重、土地生产率和城镇化率等8个因素是形成广西耕地“非粮化”空间格局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耕地“非粮化”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具有空间差异性,基于此制定差异化管控对策,对缓解耕地“非粮化”,促进耕地有效管护具有重要意义。     

防止耕地流转中的“非粮化” 确保我国粮食安全

随着新型经营主体的不断出现,我国许多地区加快了耕地流转的进程,对发展现代农业、提升土地产出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均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现行一些新型的市场化流转模式,如农户与企业、农户与专业合作社、农户与专业大户之间的流转“非粮化”较为明显,耕地流转“非粮化”现象一方面是农业种植比较效益的正常反应。是农民的理性选择：另一方面,耕地流转“非粮化”从长期来看可能因减少耕地面积而危及国家粮食安全,因此耕地流转的“非粮化”问题值得关注与研究。     

城镇化是否带来了耕地压力的增加？——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Gerbens-Leenes提出的"虚拟土地"思想,从粮食安全的角度测算耕地压力指数,然后利用2000～2017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城镇化对耕地压力的影响效应,同时进行粮食功能区细分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在考虑耕地质量的情况下,总体上中国的耕地面临着一定的压力,稳定在低水平的中度压力区。(2)耕地压力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粮食主产区保持在安全压力区,主销区处在高度压力区且耕地压力不断上升,产销平衡区则稳定在较高水平的中度压力区。(3)从全国层面来看,人口城镇化的发展并没有带来耕地压力的增加,反而具有显著的缓解作用;从粮食功能区细分来看,在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人口城镇化对耕地压力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在主产区则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影响。(4)进一步地,通过对不同城镇化发展方式的考察发现,土地城镇化与就地城镇化均带来了耕地压力的显著增加。本文认为,应关注城镇化对耕地压力的影响,尤其是土地城镇化与就地城镇化带来的耕地压力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粮食安全问题。     

农业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种植业结构调整的收入效应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首要任务,由于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种植,因此,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必然会影响农民收入。基于湖北省1978—201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表明,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比重变化对农业收入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且程度相当。在粮食作物内部,小麦种植比重有稳定正向影响;在经济作物内部,油料、棉花和蔬菜有显著影响。本文据此对湖北省种植结构的调整提出了建议:要保证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整体播种面积保持稳定;非优势粮食作物要向优势作物分流;要因地制宜重点发展优势经济作物;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要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     

畜牧产业结构变动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分析

［目的］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畜牧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其生产供给结构与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动与我国粮食安全问题息息相关。［方法］文章基于改革开放40多年来畜牧产业发展历程，从供给与需求两个维度分析我国畜牧产业结构变动的特征，并进一步探究畜牧产业结构变动与我国粮食安全间的作用机理，最后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实证其关联影响度。［结果］我国畜牧产业结构由耗粮型为主向节粮型转变，畜产品供给结构趋于合理，但不同区域间存在较大差异； 我国居民对畜产品消费需求量增加，但城乡居民畜产品消费结构及变动存在一定差异性； 畜牧产业结构变动与粮食安全有重要联系，畜牧业发展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并不矛盾，畜牧产业结构变动主要通过耕地、基于口粮替代的食物需求结构变化及饲料粮需求3个方面作用于粮食安全； 具体来看，粮食播种面积、耗粮型畜产品比重和耗粮型畜产品饲料转化率对粮食安全水平的关联影响较大，节粮型畜产品比重与节粮型畜产品饲料转化率对粮食安全水平的关联影响小于耗粮型畜产品的影响。［结论］不断提高不同畜产品的饲料转化率，加大非粮型饲料资源开发利用度，推广非粮饲料应用技术，加快畜牧产业转型升级，满足消费者需求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山东省耕地“非粮化”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研究目的：从种植结构和农业生产结构两个方面揭示山东省耕地“非粮化”现状和空间分异特征,并探究其影响因素,以期为控制山东省耕地“非粮化”、保障粮食安全提供参考。研究方法：整群随机抽样,多元线性回归。研究结果：山东省耕地种植结构“非粮化”水平为23.97%,农业生产结构“非粮化”水平为46.81%,两种“非粮化”水平均呈现中东部高于西部的空间格局,前者主要受气候生产潜力指数、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水源距离、表层土壤质地的影响;后者主要受单位耕地面积机械总动力、气候生产潜力指数、距水源距离的影响。研究结论：山东省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深刻影响着耕地“非粮化”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需要根据自然条件适度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和种植结构,加快推进农业良种培育技术;在社会经济方面完善种粮补贴制度,多方位解决粮食销路问题,提升农民种粮积极性。     

综合性收入补贴对中国玉米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DEA-Tobit两阶段法

本文运用DEA-Tobit两阶段法,在测度2004~2008年中国玉米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粮食综合性收入补贴对玉米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2004~2008年期间,中国玉米全要素生产率有所提高,这主要是教术进步作用的结果;西部地区玉米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极为显著,东部和东北地区玉米全要素生产率改善则较为缓慢;综合性收入补贴对提高玉米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农村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和耕地有效灌溉率也有正向影响,年平均气温和年日照时数则有负向影响,劳均玉米种植面积和亩均耕地农机动力的影响并不显著。从政策操作的角度看,综合性收入补贴与粮食生产有脱钩的趋势;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它仍有助于提高粮食全要素生产率,也没有引起市场扭曲和效率损失,因此是一种可选用的补贴方案。     

耕地细碎化、耕地经营规模对农户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影响——以常德市为例

研究目的：基于农户视角，分析耕地细碎化、耕地经营规模对农户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方法：随机前沿分析方法。研究结果：（1）耕地经营规模与农户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呈倒“U”型关系。（2）耕地细碎化对农户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作用方向受耕地经营规模影响，耕地经营规模起到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当耕地经营面积较小时，耕地细碎化对农户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有正向影响；当耕地经营面积较大时，耕地细碎化对农户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有负向影响。与此同时，耕地细碎化会削弱耕地经营规模对农户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正效应。研究结论：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受耕地经营规模和耕地细碎化的共同影响，为了提高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在适度扩大耕地经营规模的同时，要整治耕地实现集中连片，扩大地块规模，降低耕地细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