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情绪与IPO定价效率关系研究

本文分析了投资者情绪与IPO定价效率的动态关系,主要结论为:首先,承销商在最终定价时会根据拟发行企业的内在价值,对询价对象提供的报价进行反向调整;其次,IPO抑价率与投资者情绪表现出了较为持久的相互作用影响。市场的投资者情绪是影响IPO定价效率的因素之一。因此,提升IPO定价效率,还要培育真正的机构投资者,并引导其实现长期价值投资。     

投资者情绪、承销商定价与IPO新股回报率

在中国式IPO询价发行体制下,承销商没有新股分配权力,而定价市场化改革赋予了其定价权力。面对投资者的过度乐观情绪,承销商的理性选择是利用情绪抬高发行价格,通过收取与融资金额成正比例的承销费用实现其利益最大化。本文利用强制披露的询价机构网下全部报价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式询价制的运作机理,结果发现:在机构报价形成的股票需求曲线上,承销商实际选择在相对高位定价,发行价格显著高于各类报价均值,而承销商声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这种定价拔高行为;定价拔高越大,IPO上市首日收益率越低;IPO上市后的交易价格呈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定价拔高越大,机构配售新股解禁后的累计异常收益率越低。     

机构投资者对IPO定价效率的影响分析

本文通过对沪深两地1996～2006年A股市场IPO样本的研究发现：IPO抑价率与IPO政策变量及机构投资者参与程度显著负相关。机构投资者参与询价和发行配售，对IPO抑价率的降低起到了显著作用，有利于提高市场发行定价效率。总体上看，现阶段中国A股发行市场定价效率仍然偏低。高抑价率的主要原因在于行政管制使股票发行人和承销商的议价能力发挥不足，根本原因还在于发行制度市场化程度不高。     

媒体语气、投资者情绪与IPO定价

本文利用IPO公司在上市前不同时间段内主流财经媒体报道中的正负面词汇数据,构建了媒体语气这一度量公司层面投资者情绪的代理变量,从个股层面检验投资者情绪对IPO抑价率的影响。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相比正面媒体语气,负面媒体语气能够更好地解释IPO抑价率、首日换手率以及超募比例。具体而言,我们发现负面媒体语气与IPO抑价率、IPO超募资金比例以及承销商费用占比均显著负相关:负面语气每下降1%,IPO抑价率上升0.22%,超募资金比例提高0.13%,承销商费用占比上升1.44%。我们进一步发现发行公司和承销商有动机和激励通过媒体推介IPO公司,引导、煽动投资者情绪,从而厘清投资者情绪的影响因素以及其作用于资产价格的渠道。本文最后验证了媒体语气作为投资者情绪代理变量的可靠性。     

私募股权投资声誉对上市公司IPO抑价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14~2015年新上市的195家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2010~2012年内PE机构所合作承销商的平均声誉来衡量PE声誉,考察PE声誉如何影响IPO抑价。研究发现:PE声誉与IPO抑价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高声誉PE会提高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二者之间存在正负反馈效应。此外,文章还实证检验了承销商声誉对IPO抑价的影响,结果表明承销商声誉越高IPO抑价越大,承销商声誉的认证职能未能在我国资本市场得到验证。     

投资者情绪、资产证券化与公允价值信息含量——来自A股市场PE公司IPO核准公告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国际趋同背景,综合运用价值相关性理论和投资者情绪理论,以2007-2011年持有PE公司股权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PE公司IPO核准公告的信息含量和IPO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研究发现,IPO核准公告具有显著的信息含量,而且与IPO公允价值显著正相关。同时,投资者情绪对IPO核准公告和IPO公允价值之价值相关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机构投资者对IPO核准公告信息含量的影响并不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全面引入国际趋同的公允价值计量规范之经济后果评估,以及投资者情绪和机构投资者在传递市场有效信息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意义。     

询价制度改革与新股发行定价——来自创业板的经验证据

基于询价制改革的背景,从制度变革对承销商与询价对象行为影响的角度,以创业板新股为实证样本,研究了中国股票市场的IPO定价问题。结果表明:随着询价制改革的推进,创业板IPO定价有了显著的下降。在制度层面,赋予承销商配售权与引入个人投资者参与网下询价均有利于降低IPO定价,但是取消网下申购股票锁定期却提高了IPO定价。     

我国机构投资者对股市高抑价率主导力量研究

在2005年开始实施询价制以来,我国A股IPO抑价率也高居不下,其中机构投资者对高抑价率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在目前我国询价制中对询价诸多细节的规定,使我国机构投资者对IPO定价影响力高于承销商的定价影响力,这种由行政规制获得的权利,抑止了机构投资者发挥其自身专业判断、评估与定价力量来影响IPO定价的市场力量,而滋长了机构投资者以低定价来获取二级市场潜在巨大利益的动机,尤其是我国机构投资者家数少难以形成市场竞争时,更容易产生合谋对IPO低定价局面,从而产生IPO高抑价率现象。     

IPO定价管制、价值不确定性与投资者“炒新”

本文以价值不确定性理论解释IPO定价管制对投资者"炒新"行为的影响,并以2006年6月-2012年2月的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相对于定价市场化阶段,定价管制期间的IPO溢价(以首日收盘价减去估计的内在价值度量)显著更高。并且,新股上市前价值不确定性越大,定价管制对IPO溢价的影响越大;上市时二级市场投资者情绪越高,定价管制对IPO溢价的影响越大。上述发现都支持了价值不确定性理论对投资者"炒新"行为的解释。为增强结果的可靠性,我们使用双重差分模型控制时间序列上其他可能因素的影响,结论保持不变。本文的发现有助于理解新股定价管制的经济后果,并对注册制改革有重要启示。     

IPO定价管制、价值不确定性与投资者“炒新”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价值不确定性理论解释IPO定价管制对投资者"炒新"行为的影响,并以2006年6月-2012年2月的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相对于定价市场化阶段,定价管制期间的IPO溢价(以首日收盘价减去估计的内在价值度量)显著更高。并且,新股上市前价值不确定性越大,定价管制对IPO溢价的影响越大;上市时二级市场投资者情绪越高,定价管制对IPO溢价的影响越大。上述发现都支持了价值不确定性理论对投资者"炒新"行为的解释。为增强结果的可靠性,我们使用双重差分模型控制时间序列上其他可能因素的影响,结论保持不变。本文的发现有助于理解新股定价管制的经济后果,并对注册制改革有重要启示。     

浅谈询价机构报价中的意见分歧与IPO定价机制

本文将询价机构报价中的意见分歧和IPO定价机制作为主要的研究内容,IPO定价的核心环节是机构投资者,意见分歧是影响机构报价的关键性因素,询价机构中的报价展现出了较大的差异性特点。询价机构的差异性是造成意见分歧的主要原因,差异性越大,意见分歧越大,进而导致市场陷入到低迷中。可知,制定出完善的IPO定价机制具有必要性。     

投资银行-机构投资者关系、“捧场”与IPO中的利益问题

投资银行是直接融资过程中最重要的中介机构,作为融资产品的“卖方”代表,其核心竞争力源于它所构建的投资者关系网络,但现有文献对于投行-投资者关系在证券发行中的作用还缺乏系统的实证研究。本文利用机构投资者在中国IPO新股发行中的完整询价记录,基于报价参与和报价水平两个维度提出了一种新的动态关系强度测算方法,并由此细致刻画了投行-机构关系对股票发行、定价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投行可以驱动关系机构主动认购其承销的IPO新股,并引导关系机构给出与投行估值水平保持一致的高位报价,进而有效缓解了IPO拍卖制下的“投资者参与不确定性问题”。(2)关系机构的捧场报价显著提高了股票发行价格、增加了投行的承销收入;但是当新股交易价格在长期内逐渐向其内在价值水平收敛时,受到关系机构捧场支持越多的IPO新股,其长期回报率相对越低。(3)投行与机构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互惠的,一旦投行被赋予新股分配权力,它明显倾向于将新股抑价发行带来的巨大利益分配给在前期捧场的关系机构,二者的关系越强,机构报价被认定为“有效报价”的概率越高,而一旦被认定为有效报价,关系机构的新股需求更是将被优先满足。     

合资承销商影响新股破发率的实证研究

新股破发是目前中国股市目前面临的一个重要现象。本文基于2004年至2010年上市的A股IPO,研究合资承销商对新股破发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合资承销商所承销的新股破发率显著低于本土承销商。合资承销商的低破发率主要归功于更加有效且符合市场预期的一级市场发行定价能力,其表现为合资承销商发行的股票的短期市场价格相对发行价的偏离程度显著低于本土承销商发行的股票。另外,我们还发现合资承销商采取了一定的托市行为,该行为也减小了短期内新股跌破发行价的概率。本文的发现从新股发行的角度提供了开放金融市场对我国资本市场影响的新现象。     

创业板市场IPO定价效率研究——来自香港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对香港创业板市场IPO抑价现象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香港创业板IPO市场定价效率相对较低：风险投资家能够带领风险企业提前上市并得到投资者认同；IPO企业经营年限、价值不确定性及IPO发行时信息处理效率等变量对香港创业板IPO市场定价效率有显著影响：承销商、审计事务所的鉴证功能得不到体现；高效的IPO发行机制有利于创业板IPO市场效率的提高。     

超额配售选择权、承销商声誉对IPO定价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承销商视角

IPO定价效率直接影响着股票市场资金融通和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以及资本市场的长期发展。本文从承销商视角出发,通过引入声誉成本因素,构建承销商IPO定价模型,模型实证分析显示:超额配售选择权和承销商声誉均能够提高IPO定价效率,但我国A股市场超额配售选择权对IPO定价效率的影响不显著,承销商声誉与IPO定价效率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且影响系数较小。     

双重上市、IPO抑价与大规模融资行为——来自中国公司IPO的证据

本文以中国1993～2009年期间的1158家IPO(其中A+H公司36家)为样本,实证检验了A+H双重上市与公司IPO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A+H双重上市与单位权益发行价、IPO定价效率、融资规模效率均显著负相关,表明A+H双重上市非但没有给公司带来IPO溢价,反而导致更高的IPO抑价。进一步分析表明,A+H公司的更高IPO抑价与其大规模的股票发行数量显著正相关,正是A+H公司的大规模股票发行迫使发行人和承销商采取低价策略以保证成功IP0,并导致A+H公司具有偏好在热市期上市的择时行为。     

IPO折价的信息不对称理论述评

首次公开募股（IPO）折价是金融市场上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根据面临信息不对称的对象不同,将IPO折价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划分为：与发行人与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相关的IPO折价理论、与发行人与承销商之间信息不对称相关的IPO折价理论、与投资者与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有关的IPO折价理论和与承销商与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相关的IPO折价理论。国外IP0折价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大多是在信息经济学框架下,基于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假设而提出的,即假定二级市场对股票的定价是合理的,IPO抑价是源于发行定价偏低。事实上,影响IPO折价的因素很多,而这些众多因素的动态变化决定了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能很好地解释IPO折价现象。     

IPO限价发行与新股二级市场价格泡沫——论股票市场“弹簧效应”

本文通过对比2009年7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IPO市场化定价发行阶段与2014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IPO限价发行阶段共1950个IPO样本,发现IPO限价发行对于新股在二级市场股价表现具有“弹簧效应”:即抑制股票一级市场发行价格会造成新股在二级市场价格短期内超涨,限价发行新股的二级市场定价显著高于市场化定价发行新股的二级市场定价。限价发行引起的过高二级市场定价最终导致股票长期回报率低下。另外,创业板公司“弹簧效应”显著强于主板公司。这些实证结果都可以被本文提出的一级市场价格压抑造成二级市场非理性投资者上涨预期一致、盲目追涨的理论模型所解释。本文的研究指出抑制股票一级市场定价虽然形式上可以解决新股发行价过高问题,但是却造成二级市场更大的价格扭曲。这一发现为进一步完善我国IPO发行定价机制提供了依据。     

我国IPO高超募与高抑价关系模型研究

基于投资者行为的研究视角,构建IPO超募与抑价关系模型,探讨IPO抑价和IPO超募的传导机理。通过研究表明:IPO抑价UP与散户投资者对新股价值评估正相关,与机构投资者对新股价值评估负相关。IPO抑价UP与新股超募负相关,且IPO抑价和新股超募可以同时存在。最后,通过数值分析模拟证明结论。     

文本可读性与IPO审核问询的信息效果检验

采用科创板和创业板的审核问询数据，本文从文本可读性的视角讨论了问询回复函信息特征对IPO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较高的问询回复函可读性能够通过影响二级市场投资者情绪进而显著降低了IPO抑价率。进一步地，本文研究了回复函可读性对IPO抑价的异质性影响及其对一级市场投资者信念的影响。结果发现，问询回复函可读性对IPO抑价的影响在高管不参与战略配售、两权分离度低、招股说明书可读性差的企业中更强，而且回复函可读性越高，一级市场投资者信念异质性越低。最后，本文讨论了问询回复函可读性对信息披露效果的持续影响，结果显示回复函的可读性越高，上市之后企业股价信息含量越高，股票收益的负向漂移程度越低。整体而言，本文发现问询回复函的可读性能够显著影响IPO的信息披露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