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异质性、退出威胁与财务报告质量——基于我国融资融券制度的自然实验

本文基于我国融资融券制度,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大股东退出威胁对财务报告质量(FRQ)的治理效应及大股东异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退出威胁能有效提升FRQ,但会因大股东异质性而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大股东数量越多、总体持股比例越高,退出威胁对FRQ的提升越显著;相比国有大股东(个人大股东),非国有大股东(机构大股东)退出威胁更能提升FRQ.进一步分析发现,非国有性质的企业更利于大股东退出威胁发挥治理作用;大股东可能的退出行为对管理层和控股股东均能产生威胁;退出可信度更强时退出威胁的治理效应越强;当管理层持股以及控股股东财富更为集中时,退出威胁的治理效应越强.本文研究对企业优化股东构成以及融资融券的扩容具有一定启示.     

全流通市场中大股东交易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股权结构的视角

全流通市场中的大股东交易问题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以2007年至2010年A股市场大股东交易作为研究对象,验证了股权结构对不同类型大股东交易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控股股东净购买率与股权集中度显著负相关,与股权制衡度显著正相关;而非控股股东净购买率与股权集中度显著正相关,与股权制衡度显著负相关。这说明现有股权结构对控股股东和非控股股东交易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而这种显著差异又将导致未来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发生明显变化。     

监督,抑或共谋?——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的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扩展LLSV(2002)的模型,在监督与共谋的视角下分析了大股东之间分享控制权的治理模式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并利用2000—2004年间我国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与公司价值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在不同股东性质的公司中,股权制衡的效果存在明显差异,尤其当第一、二大股东均属于非国有性质时,股权制衡难以发挥积极作用。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其他大股东虽然能够起监督作用,但也可能与控股股东达成共谋以分享控制权收益。     

上市公司大股东的“掏空”路径及制衡机制研究

在中国股权相对集中或高度集中的上市公司中,由于控股股东或大股东掌握着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大股东的自利天性与机会主义行为可能导致其利用资金占用、关联交易、股利政策和内幕交易等种种手段实现大股东掏空。为遏制大股东掏空现象的泛滥,需从内部治理和外部制衡两个角度,构建大股东掏空的内外部制衡机制,以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不受侵害。     

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监督弱化的原因及对策

我国上市公司独特的股权结构，使得董事会与控股大股东基本上捆绑在一起，董事会成了控股股东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一个工具，中小股东的权益被严重侵犯。引入独立董事成立审计委员会对大股东和管理层的行为建立起制约机制，在许多治理结构严重缺位的上市公司中显得十分重要。审计委员会，作为上市公司的专业委员会，主要负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审计信息披露质量研究——基于股权结构视角

本文以2011年A+H股上市公司披露的内部控制审计信息为依据,构建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审计信息披露质量评价体系,并设置了信息披露质量指数,旨在研究股权结构与上市公司内控审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股权结构是决定上市公司内控审计信息披露质量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控股股东所持股份比例越大,内控审计信息披露质量越低;第二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第二至第三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第二至第五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股权制衡度越大,内控审计信息披露质量越高。基于此,本文建议上市公司要不断优化股权结构,尽量避免一股独大局面出现,同时应当充分发挥其他大股东对控股股东的制衡和监督作用,阻碍控股股东操纵信息披露。     

大股东控制权收益的分享与控制机制研究

大股东控制企业一方面有助于降低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代理成本,提高公司价值,另一方面也伴随着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掠夺。相应地,公司的控制权收益可以分为共享收益和私有收益两大部分。为限制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掠夺,应当建立起激励相容的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对控制权共享收益的分享机制,增加大股东对共享收益的分享份额,同时,通过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审计委员会制度、强化对大股东行为的法律约束机制等措施控制大股东对公司的掏空行为。     

中小股东一致行动改善了公司治理水平吗?

在资本市场推行注册制改革的背景下,维护中小股东利益成为保障注册制改革效果,助力资本市场平稳运行的关键。本文实证考察了作为非实际控制人的中小股东如何利用一致行动参与公司治理。研究表明,中小股东通过一致行动形成投票表决权的集中配置,进而制衡大股东,从而改善公司绩效。在治理机制方面,中小股东一致行动对绩效的改善,一方面源于其帮助中小股东在股东大会上提出更多代表自身利益的议案,在董事会中委派更多董事,在决策过程中形成更大影响力;另一方面则源于其帮助中小股东实现对大股东的制衡和对经理人的监督,从而抑制实际控制人的“隧道挖掘”行为,缓解内部人控制问题。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小股东一致行动的作用效果受到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比例、形成动机、上市公司的投票表决制度以及一致行动人类型的影响。     

论中小股东的监督权

<正>一、中小股东经营权与监督权的分离1.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在股份有限公司这一制度下,公司的股东一般有好多,大部分股东由于所占股份较少,无力或不愿参与公司的经营活动,我们称这些股东为中小股东。占有股份较多,实际控制着公司经营权的股东,我们称之为大股东。在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存在着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中小股东将自己的财产委托给大股东去经营,大股东对受托财产的经营效果(盈利或亏损)由中小股东来承担。为了防止大股东利用信息不对称来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如上市公司的利益输送行为),中小股东在将财产委托给大股东的同时,必须牢牢抓住对大股东的监督权,     

大股东交易与中国A股市场股价暴涨暴跌风险北大核心

本文以2008-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大股东增持或减持股票如何影响股价极端波动现象的发生。结果表明:大股东交易强度提升显著增加了股价暴涨暴跌风险,其影响主要来源于大股东减持而非大股东增持;上市公司的信息透明度越低、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管理层权力越小,则大股东交易对股价极端波动风险的影响越显著;较高比例的机构投资者持股和独立董事设置能够有效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督,削弱大股东交易对股价极端波动风险的不利影响。为了进一步规范大股东交易行为、维护股票市场稳定运行,提出以下对策建议:第一,完善规制大股东交易行为的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防范内幕交易,避免大股东集中、大幅、无序减持股票对市场稳定带来冲击;第二,强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提高信息透明度;第三,推动上市公司吸引机构投资者持股、提高独立董事比例,优化公司内部制衡和外部监督机制,以实现对大股东行为的有效制衡和约束。     

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限制策略研究

本文通过对控制权私人收益的简要理论分析,为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完善中小投资者保护制度,提出了限制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四条对策建议,包括通过设立中小股东利益保护协会、建立股东代位诉讼制度,来提高中小股东自我保护能力和监督能力;通过建立声誉机制抑制大股东攫取私人收益的冲动,引导大股东通过树立良好的社会声誉,获取长期效用最大化;通过实行独立董事职业化和建立完善关联交易的股东大会批准制度来加强对控股股东的违规违法决策的监督,从而达到减少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害,保护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目的。     

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限制策略研究

本文通过对控制权私人收益的简要理论分析,为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完善中小投资者保护制度,提出了限制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四条对策建议,包括通过设立中小股东利益保护协会、建立股东代位诉讼制度,来提高中小股东自我保护能力和监督能力;通过建立声誉机制抑制大股东攫取私人收益的冲动,引导大股东通过树立良好的社会声誉,获取长期效用最大化;通过实行独立董事职业化和建立完善关联交易的股东大会批准制度来加强对控股股东的违规违法决策的监督,从而达到减少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害,保护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目的。     

全流通背景下并购浪潮中的中小股东权益保护

中国资本市场“全流通”时代的到来,给上市公司兼并收购带来了百年机遇。企业并购行为涉及到资本市场多方利益主体,而中小股东居于弱势地位。大股东掠夺现象时有发生。为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应完善投资者法律保护制度和替代性投资者保护制度,以构建大股东掠夺的内外部制衡机制。     

大股东掠夺还是债权人治理?——基于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视角

为了检验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是大股东掠夺债权人的手段还是债权人监督大股东的方式,利用上市公司2005—2013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对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与股权结构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的债务期限与控股股东现金流权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中国上市公司以短期债务为主的期限结构特征是债权人对大股东掠夺行为发挥监督治理作用的体现。据此进一步从企业是否处于财务困境、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以及其他大股东监督能力这三个方面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大股东掠夺效应和债权人监督治理机制进行分类分析,结果表明在大股东掠夺激励较强的情况下,债权人可通过提供更短的债务合约来监督大股东,这不仅进一步验证了债务期限结构的监督治理效应,而且检验了其他债务期限结构理论。     

立足三权分立,探讨我国公司治理结构改进

本文立足三权分立原则,对我国现行公司治理结构进行了权力制衡效果分析。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公司治理实践,均发现:我国复杂的公司治理结构并未带来预想的有效制衡。董事会决议体现经营管理层意志,股东会决议体现大股东(或主要股东)意志;中小股东在董事会、股东会难有话语权,利益难以保障;监事会大而全的监察功能,实难实施等。本文建议根据股东人数规模,采取不同的决策模式,同时赋予监事会相关权力,从而实现均衡的三权分立与有效制衡。     

所有权、负债与大股东利益侵占——来自中国控制权转移公司的证据

负债的公司治理作用是公司财务研究的重要问题。已有文献探讨了负债在股权分散公司中的公司治理作用,而在股权集中公司中负债对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的影响,已有的经验证据相当有限。本文以我国国有控制权转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负债在股权集中公司中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负债与大股东的利益侵占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对于国有控股公司来说,私有公司的负债水平更高,其原因在于私有大股东通过负债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占程度高于国有大股东。本文提供了负债与大股东利益侵占之间关系的直接证据,揭示了大股东通过负债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以及所有权性质对大股东通过负债侵占小股东利益行为的影响。     

高管激励与上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实证分析——基于上市商业银行2006至2011年面板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经验证据来考察商业银行经营绩效与高级管理人员激励的关系。结果显示前三名高管薪酬与商业银行业绩呈负相关关系;管理层持股比例均与商业银行业绩呈正相关关系;相比总资产收益率,每股盈余与管理层激励的关系则更为显著;负债比率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说明债权约束可以减少管理层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从而提高企业绩效;第二到第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之和与企业绩效成正相关关系,说明股权制衡对抑制大股东的利益输送行为有显著的监督作用。     

基于代理理论的经营多元化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3～2009年的财务数据,讨论多元化经营和企业内部代理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结果表明:多元化经营对企业业绩具有负向影响,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成本、经理层之间的代理成本对企业的业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对企业业绩不具有负向影响;多元化经营导致企业股东与管理层之间代理成本增加,同时使得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减少。     

股权集中与投资者利益保护——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公司的股权集中度问题是公司不同主体利益分配和剩余索取权安排的基础问题,同时也是公司治理的核心。股权集中的程度决定了公司代理问题的基本性质,即在公司治理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冲突是存在于管理者与股东之间还是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学者们对此却有着不同的见解。同时,学术界在用何种指标来衡量投资者利益保护问题上,也未达成一致意见。本文从公司治理理论出发,构建投资者利益保护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公司股权集中度与投资者利益保护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大,越不利于投资者保护;公司股东的持股比例差距越小、分布越均衡,越利于投资者保护;同时,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不宜过大,两大股东的股权制衡,有利于投资者利益的保护。相对于股权集中,公司股权的制衡是更有利于投资者的利益保护。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盈余质量:现实问题与理性思考

一、股权结构、代理冲突与盈余质量:一个分析框架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导致在不同的股权结构下会产生不同的代理冲突,如分散股权结构下的管理层与外部股东的代理冲突,以及股权集中下的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如何缓解代理冲突,使代理成本最小?有效的解决办法是建立一套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激励机制即通过适当的激励制度安排实现管理层与外部股东的利益或者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一致,也即激励相容,从而使得管理层或大股东从企业价值最大化而不是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约束机制是指通过适当的监督机制来约束管理层或大股东从自身利益出发而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