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博弈与税制优化

税收是政府取得收入满足其支出需要的主要资金来源,政府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和方法来取得税收收入.从另一个角度看,纳税实际上是纳税人既得利益的一种减少,同时也会使纳税人某些经济行为的"成本"增加.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一切经济行为者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纳税人总是尽可能地少纳税,以减少自身既得利益"损失"或经济行为"成本".这样看来,政府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多征税,纳税人则要尽可能地少缴税,就形成了税收征纳过程中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博弈.     

纳税人风险偏好对遵从决策的影响——基于前景理论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行为经济理论认为,人的风险偏好会影响其行为选择。纳税人的遵从行为也可能受其风险偏好的影响。前景理论为纳税人风险偏好与遵从决策的关系提供一种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方法,设计"纳税情况选择",运用Ordered-Logistic与Ordered-Probit回归模型,模拟纳税人在不确定条件下的遵从决策。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持"纳税是企业或个人的一种损失"观点者与持"逃税是企业或个人的一种收益"观点者相比,前者更倾向于风险爱好,更具有偷逃税行为选择。本文建议,应重新审视税收本质理论,注重税收激励的作用,通过提高公共物品供给效率、在管理中更多应用预缴制度等方式来提高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     

论我国纳税人协会治理功能的完善——国外经验与中国对策

纳税人协会作为新兴的社会治理主体是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变革的产物,在税收征纳关系的调节中扮演着"沟通器"和"缓冲阀"的重要角色。近年来各地纳税人协会在当地税务机关的支持下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其规范行为、提供服务和反映诉求的功能日趋显现,但是纳税人协会在功能履行过程中仍然客观存在着诸多不足和缺陷,如何在分析原因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为纳税人协会营造良好的运行环境,完善其职能内容,则直接关系着纳税人协会的良性发展与和谐税收管理格局的构建。     

修正对税务行政复议和诉讼认识及考核上的错误

税务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是纳税人维护其合法权益的常用法律救济途径,税务机关做好纳税人权益保护工作就必须保证"途径"的畅通。但现实情况是,纳税人的税务行政复议、诉讼意愿和行为常常遭遇税务机关和人员的"围追堵截",纳税人的维权意识和能力受到抑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税务机关对税务行政复议和诉讼在认识上、考核制度上存在偏差。第一,认识上的偏差反映在税务机关对行政复议和诉讼的功能定位不准,即将复议和诉讼只视为一种监督手段,而忽视其救济功能。的确,在     

银行处置与恢复计划的目标及工具

本次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巨大损失对发达国家纳税人的打击尤其严重,在国家财政远不足以弥补损失的情况下,这些无辜的纳税人实际上承担了替商业银行不当行为"埋单"的责任。对于这种不对称情况,纳税人对其政府表达了强烈不满,在巨大的政治压     

纳税人行为博弈与优化纳税服务

纳税人是缴纳税款的主体,承担着公共产品资金供给的重任。在税收行为中,纳税人的行为举足轻重。本文从分析纳税人行为入手,通过纳税主体之间的博弈模型分析,认为税收工作应着重考虑通过发挥税法保障功能,增强纳税人的责任意识和信任感,科学运用税收激励机制等方式,为纳税服务工作的开展另辟蹊径。     

“纳税人之家”：搭建沟通共享平台

“纳税人之家”是南京地税部门与行业协会或纳税人相对集中区域联合设立的纳税人维权服务平台和为纳税人提供服务的场所。目前,南京市地税局共设立20个“纳税人之家”,为纳税人提供权益保护,监督税务机关的执法、服务行为,引导纳税人自觉遵从税法。     

增值税纳税筹划的选择

一、一般纳税人与小规模纳税人选择的纳税筹划 一般纳税人是指年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的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企业和企业性单位。年应税销售额未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企业,个人,非企业性单位,不经常发生增值税应税行为的企业不属于一般纳税人。筹划计算公式如下：     

现代财政制度下的税收特征——税收“三性”释义

现代财政制度理论和实践要求重新认识税收特征这一基本理论问题。现代财政制度下,应从设税、征税、用税的全过程来理解税收"三性"。税收的强制性是对政府及征收机关、纳税人共同的强制,是国家和纳税人之间就公共服务与税收交换契约同意的强制。税收的无偿性是相对的,现代税收在实质和整体上是得到纳税人同意和认可的,是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有偿交换。现代税收的固定性也是相对的,它体现着纳税人主体和纳税人权利保护,是以税收立法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为保障的。税收"三性"是强制与自愿、无偿与有偿、固定与变动的辩证统一,税收"三性"之间由税收的法定性联结。税收"三性"源于税收是人们换取公共服务的支付,源于对国家与纳税人之间交换契约的维护,源于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信任和承诺,源于"无代表不纳税"的纳税人税收主权准则。     

纳税人权利理念与"政府-纳税人"关系的转型

树立纳税人权利理念是处理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关系的根本要求,有利于矫正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税收法律关系,使纳税人的权利得到有效的保证。本文认为,我国应尽快建立起纳税人权利理念,推动"政府——纳税人"关系从"管理控制型"向"保护服务型"转变。     

论纳税人税务信息保护的法理路径

纳税人税务信息与个人信息(个人隐私)概念在逻辑上属于交叉关系,它们之间的共性意味着保护个人隐私或个人信息的法学理论与法律制度,可以直接运用于保护自然纳税人的税务信息;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异决定了保护个人隐私、个人信息的法律制度并不能全部、充分地保护纳税人的税务信息,必须建立专门的保护纳税人税务信息的法律制度。为此,可借鉴保护个人信息的做法,以隐私权、一般人格权等理论为基础.建立纳税人税务信息权理论作为我国保护纳税人税务信息的法理路径。     

推定征税的权义结构分析

推定征税具有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税收公平的合理性,也有被滥用,从而侵害纳税人权益的危险。分析推定课税的权义结构,可厘清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双方在其中的职权与职责、权利与义务,并通过纳税人协助义务、税务机关推定征税权和纳税人异议权的相互制约和激励,以达成推定征税的正当与合理适用。     

2000～2008年OECD成员国个人所得税变化及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通过对2000～2008年OECD成员国个人所得税变化的分析,得出OECD成员国低收入纳税人税负下降、高收入纳税人税负上升,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普遍下降、税率档次进一步减少、税收累进性提高等结论。借鉴OECD成员国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认为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功能应定位于调节收入分配,并就如何提高我国个人所得税累进性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修订我国《税收征管法》保护纳税人权利

现行《税收征管法》更多地强调了征税机关的征税权力,而较少关注纳税人权利,纳税人的权利与义务是不对等的。从纳税人权利本位出发,《税收征管法》的修订,应遵循征纳双方平等的理念,更加注重税法的公平价值,加强依法治税,保障纳税人的权利,构建一个完整的纳税人权利体系。     

论税务机关的首要任务是提供纳税服务

本文从宪法对纳税人的基本要求、公共行政理论与建立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西方的税收理论和实践、为纳税人服务体系的基础地位、中国税收征管的实际情况等角度进行分析和论证,认为纳税服务应该是税务机关的首要任务。     

信息不对称、激励与税收征管

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影响:其一,造成了纳税人的逆向选择;其二,造成了税制的扭曲;其三,加大了税收的征收成本。应采取有力的政策措施减少纳税人与税务机关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关联博弈和重复博弈可以有效地激励纳税人诚实纳税。     

税收征管目标及征纳双方的博弈分析

目前,国内关于税收征管目标有两种代表性观点:一是促使纳税人依法纳税;二是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应该同时吸收两种观点的合理要素,将税收征管目标重新界定为税收成本与税收流失总和最小化。在税收征纳关系中,税务机关追求的是税收成本与税收流失总和最小化,而纳税人追求的是自身利益最大化,两者根据对方的策略,做出符合各自目标的策略选择,从而形成税收征纳博弈关系。     

困境与出路:纳税人权利救济体系的完善

当前,我国税收征管实践中税务争议数量增多且日益复杂化,纳税人权利救济成为保障税务部门公正执法的重要路径。然而,我国纳税人权利救济体系仍存在诸多问题,导致纳税人行政复议权和行政诉讼权保障不充分。基于此,本文从三个视角进行了分析:一是提出"清税前置"和"复议前置"规则下纳税人权利救济体系的维权阻碍及其成本,并基于"当事人主义"提出改革路径;二是基于审查范围和审查力度提出纳税人权利救济体系低效及其修正的逻辑机制;三是从审理机构设置与案件事实查明的难易程度等视角分析纳税人权利救济裁判结果的质量与公信力。     

影响纳税人税收遵从决策的因素

税收遵从决策是纳税人行为选择的一个复杂过程,其中起作用的因素很多,除了经济因素,还包括非经济因素。按照经典的逃税模型——A-S模型①所揭示的主要因素是稽查概率和罚款率,除此之外影响纳税人遵从决策的因素还包括:税收遵从成本、税制、纳税人个体特征、对政府的满意程度以及税收文化等。     

企业处置固定资产的税务处理研究

企业处置固定资产经常会涉及到税务处理,由于固定资产处置方式多样,涉及到增值税和营业税两个税种,且在增值税转型后,纳税人销售旧货（包括固定资产）的征收方式出现了复杂化。不利于纳税人的掌握和理解,因此本文基于税务会计处理的角度,对固定资产进行重新分类,针对不同固定资产的类别,分情况详细阐述了不同固定资产的处置方式下的涉税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