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投资者持股、高管激励与大股东掏空抑制

激励和监督是公司治理最基本的重要手段,从这两方面入手探讨机构投资者持股、高管激励对大股东掏空抑制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不仅可以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还可以增强高管激励的力度;此外,利用中介效应检验模型,还发现机构投资者抑制大股东掏空的路径,即机构投资者主要通过高管激励中介影响大股东掏空行为。研究结论可以丰富公司治理的研究问题,为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大股东掏空行为提供借鉴。     

第一大股东持股的区间效应——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对公司绩效同时存在激励效应和壁垒效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显著的N型相关关系,即在第一大股东持股占据绝对控股地位(40%)之前,第一大股东的持股具有积极的治理功能;超过了这个区间,大股东的持股对公司绩效则具有消极作用;而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的进一步上升(65%以上),控股股东吸取个人利益的动力又会弱化,大股东股权的增加又会导致公司绩效的增加。此外,第一大股东性质对权益激励的影响也因第一大股东持股区间的不同而异,仅在20%~40%这个区间范围内,国家股与公司绩效呈现负相关关系且结果并不显著,而在其他的区间范围,国家股的持有与公司成长性呈现显著的正相关。     

大股东控制权对股权激励效果的影响

本文分析了大股东控制权实现过程中对管理层股权激励的监督或冲突作用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股权性质和不同成长性公司中的不同表现。研究发现:大股东控制对管理层的作用显著影响股权激励效果;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大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作用明显,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大,管理层股权激励效果增强;民营控股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股权激励之间存在冲突,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股权激励效果越差;高新技术企业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股权激励之间存在冲突;非高新技术企业中第一大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存在不明显的监督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从股权激励的公司治理环境角度解答了我国股权激励效果不佳的困惑,为不同类型的上市公司启用管理层股权激励方案时考虑适宜的公司治理环境特别是大股东控制程度提供了经验证据。     

监督还是合谋:多个大股东与公司内部控制质量

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持股比例相对较高,大股东之间可能存在合谋掏空或监督制衡的关系,为此,以2008~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对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只有单一大股东的公司而言,具有多个大股东的公司内部控制质量更高;大股东数量越多、非控股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大股东之间股权偏离度越低,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外国投资者和国有法人大股东能够显著提升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多个大股东的治理效应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中,公司所处地区的法律及市场环境越好,多个大股东监督效应对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作用越明显。     

高管薪酬粘性形成机理研究:基于掏空视角

本文通过构建引入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委托代理模型,基于掏空视角探究高管薪酬粘性形成机理,并以2013-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如下四点结论:(1)大股东实施掏空行为加剧了高管薪酬粘性特征,掏空程度越高,薪酬粘性特征越明显。(2)掏空程度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加剧作用因高管持股比例或大股东持股比例高低差异而产生突变,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3)高管持股比例高于门槛值时,掏空程度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加剧作用更显著;反之高管持股比例较低时,则不明显。(4)大股东持股比例在门槛值以下,大股东掏空行为明显加剧了高管薪酬粘性特征;当大股东持股比例高于门槛值时,则不存在显著影响。     

管理层持股比例对股权激励制度效应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壕沟防御效应和利益协同效应的相互作用关系,认为在管理层持股比例较低时,壕沟防御效应作用强于利益协同效应,此时股权激励制度将对公司业绩产生负面影响;而当管理层持股比例达到一定水平之后,股权激励制度会使公司业绩上升,因为此时利益协同效应将占上风.也即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股权激励制度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呈现U型结构.     

第一大股东持股与股票市场操纵：加剧还是抑制？

股东治理是股票市场运行的基石。本文以2011—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股票三秒切片高频交易数据检验了第一大股东持股对股票市场操纵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能够加剧股票市场操纵,缓解内生性问题后结论稳健。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增加会加剧大股东掏空效应、降低企业信息透明度、抑制股票流动性,从而促进股票市场操纵行为。进一步分析发现,在非国有企业中,在分析师关注度低、两职合一、独立董事占比低等弱监督制衡机制的环境下,第一大股东持股的影响更加显著。本文建议通过构建适度制衡的股权结构、加大股东监督力度、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完善市场操纵监控体系等措施推动我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股权结构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影响的实证研究——民营上市公司与国有上市公司的比较

本文以我国证券交易所公布的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股权结构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影响。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民营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现象更为普遍;通过股权制衡作用可以抑制资金占用;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50%以下时,持股比例越大,资金占用率越高;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大于50%时,民营上市公司表现为协同效应,而国有上市公司表现为壕沟效应。文章在分析过程中,提出“政府主导的壕沟效应”和“控股股东代理人的壕沟效应”的存在。     

大股东掠夺还是债权人治理?——基于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视角

为了检验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是大股东掠夺债权人的手段还是债权人监督大股东的方式,利用上市公司2005—2013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对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与股权结构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的债务期限与控股股东现金流权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中国上市公司以短期债务为主的期限结构特征是债权人对大股东掠夺行为发挥监督治理作用的体现。据此进一步从企业是否处于财务困境、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以及其他大股东监督能力这三个方面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大股东掠夺效应和债权人监督治理机制进行分类分析,结果表明在大股东掠夺激励较强的情况下,债权人可通过提供更短的债务合约来监督大股东,这不仅进一步验证了债务期限结构的监督治理效应,而且检验了其他债务期限结构理论。     

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治理效应

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从非效率投资视角考察了机构投资者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能够发挥积极股东的监督作用,其持股比率与公司投资过度、投资不足程度显著负相关;相对于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监督与抑制受到限制。     

管理者过度自信、 会计稳健性与制造业投资效率 ——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异质性研究

本文以2010—2020年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企业为样本,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制造业企业管理者过度自信、会计稳健性与企业投资的关系.研究发现:当企业存在过度投资时,管理者过度自信将会进一步加剧过度投资程度;当企业存在投资不足时,管理者过度自信将会凭借积极的负债策略,一定程度上缓解投资不足.调节效应检验发现会计稳健性可以抑制制造业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缓解投资不足,降低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制造业过度投资的推动作用,增强其对制造业投资不足的缓解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会计稳健性的调节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小规模企业表现更明显.     

个人大股东持股与股价暴跌风险

本文以2007至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个人大股东持股与股价暴跌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个人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能够显著降低公司未来股价暴跌风险。这一结论在剔除了个人大股东中董监高持股数量、进行内生性处理、更换不同统计检验方法后依然成立。第二,个人大股东持股对公司管理层监督的效果并不明显,个人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对于公司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投资效率、过度投资等可能影响公司股价暴跌风险的经营指标并没有显著影响。第三,个人大股东的持股加强了公司股权制衡的力度,进而显著降低了公司股价暴跌风险。股权制衡机制解释了大股东持股对股价暴跌风险一半以上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对于全面认识个人大股东在资本市场中发挥的作用,促进股市平稳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生命周期视角下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动因研究

以2009~2012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企业发展动态的角度检验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动因。研究表明：成长期和成熟期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由管理者代理冲突所致,衰退期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由大股东代理矛盾所致,非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由管理者代理冲突和大股东代理矛盾共同所致;成长期上市公司投资不足主要由融资约束所致,成熟期和衰退期公司投资不足由融资约束和两类代理冲突共同所致,且非国有公司比国有公司面临更加严格的融资约束。     

股权激励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高管过度自信中介效应的视角

基于高管过度自信的视角考量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实施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现象,股权激励能有效抑制过度投资行为,但对企业投资不足现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高管过度自信会导致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发生,相应地会降低投资不足行为的产生;高管过度自信是导致股权激励效果弱化的重要原因,股权激励的实施会在高管过度自信的作用下加剧企业过度投资行为,而对投资不足表现出不显著的抑制效果;良好的公司治理环境能有效抑制高管过度自信概率,也是激励效果得以发挥的重要前提。     

基于逐步回归的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经营绩效的关系研究

以2012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上市的非金融类公司为样本,对公司经营绩效（资产收益率）和股权集中度指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CR₁、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份额比值Z指数、赫芬达尔指数H₅指数）进行相关性研究,并运用逐步回归法建立方程,深入研究股权集中度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资产收益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公司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比值与公司资产收益率存在着不太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境外股东持股对大股东利益侵占约束——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依据2006~2011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据,考量不同类型的外资持股对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侵占的约束影响。结果表明,外资持股未能有效制约大股东侵占行为,不同性质的境外投资者对抑制大股东侵占的作用存在差异。QFII能够一定程度上抑制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的侵占,而银行、保险和证券公司持股均不能对上市公司大股东侵占形成有效监督和制约,不仅未减轻大股东对小股东的利益侵占,反而加重了上市公司大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文献综述

本文将对管理者股权激励的理论基础,股权激励的动机、决定因素以及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会计、财务行为的影响的主要文献进行回顾性的综述。通过文献综述,我们将阐述管理者股权激励的涵义,介绍管理者持股与公司会计政策选择及盈余管理的关系、公司管理者持股与公司股利政策行为及其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国外研究所发现的经验证据以及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现状将是本文实证研究设计的基础。己有国内外文献的理论框架和经验证据是本文研究的基础。     

公司战略、大股东持股与财务欺诈

以2001-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企业公司战略定位对财务欺诈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战略对财务欺诈行为有显著影响,公司战略定位越激进,越可能导致财务欺诈行为的发生;经过稳健性测试后,结果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提高大股东持股比例,可以增强大股东对管理者的"监督效用",从而提升企业内部监督效率,进而抑制公司战略对财务欺诈行为的影响.     

大股东资金占用和公司绩效：来自其他应收款的证据

在具体考察大股东资金占用的经济后果和制度成因时,首先发现其他应收款比重不仅对公司经营绩效（EPS和ROE）具有显著且较强的负面影响,还对公司盈利能力（盈利概率）具有显著且较强的负面影响。结果表明,大股东通过其他应收款账户对上市公司的占款行为会对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和盈利能力造成不利影响,并会损害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以及公司长远发展的后劲。另外还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对其他应收款比重具有显著较强的非线性影响：当第一大股东的控股地位较弱时,第一大股东具有较强的激励效应去改善公司绩效,并减少对上市公司资金的无效占用;当第一大股东的控股地位较强时,第一大股东具有较强的动机和能力去攫取私人利益,并增加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     

盈余质量对会计信息报酬契约有用性的影响及股权特征的交互作用分析

本文以盈余可靠性维度作为盈余质量的替代,检验管理者报酬契约中的会计监督作用是否存在、其受到公司股权特征制约或促进的程度以及对企业未来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1)从整体情况看,上市公司盈余的低可靠性对管理者报酬—会计业绩的敏感性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说明盈余质量影响了管理者报酬契约中的会计业绩度量。(2)政府机构直接控制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缺乏监督经理人的剩余索取权激励,在管理者报酬契约制定中对盈余质量的评价监督重视不足。(3)第一大股东对董事会的控制增强了盈余可靠性影响管理者报酬—会计业绩敏感性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大股东与上市公司之间在监督激励管理者方面的“治理协同效应”。(4)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之比对盈余可靠性影响报酬—会计业绩的敏感性程度产生削弱的影响。(5)盈余的低质量使管理者现金报酬的激励效果受到制约,在管理者报酬契约中针对会计信息的可靠性进行会计监督,增强了对管理者进行激励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