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下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

美国次贷危机源于银行对房地产业的过度信贷以及金融衍生工具的滥用,背后透露的是监管者、金融机构和个人对金融风险的忽视.金融危机不可避免会影响中国经济,加上国内经济自身存在下行调整要求,这些将增加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和业务创新风险.对此,我国监管部门和商业银行应予以高度重视,加强风险意识,完善内控体制机制,防患金融风险于未然.     

互联网金融对中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首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我国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接着运用突变分析和 SVAR 模型等计量方法实证互联网金融对我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发展影响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路径为：“互联网金融—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商业银行的成本收入比—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且它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存在“期限结构效应”,即互联网金融在短期内会增加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但从中长期来看,对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并不大,两者可作为互利共生的事物共同发展。互联网金融的存在对我国金融改革有很好的倒逼作用,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金融监管的创新。     

影子银行与系统性风险溢出——基于理财产品视角

本文从影子银行资金的重要来源——银行理财产品切入,基于2006-2016年我国上市银行理财数据,使用条件在险值(CoVaR)和边际期望损失(MES)模型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进行测度,基于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理财产品的风险溢出情况及其发行量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结果发现商业银行开展理财业务确实会带来银行系统性风险溢出效应,该效应主要来自于银行业务规模及自身风险,并主要通过理财产品业务的期限错配和刚性兑付进行传导。     

对发展我国商业银行金融衍生业务的理性思考

针对金融衍生业务特点和当前全球金融危机背景,本文就如何发展我国商业银行金融衍生业务进行了理性分析。从商业银行发展金融衍生业务的必要性和业务现状入手,从金融创新和风险监管角度提出了培育外部环境、加强商业银行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能力和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外部监管的发展思路。     

我国商业银行发展表外业务风险与收益的实证研究——基于巴塞尔协议Ⅲ的视角

本文在巴塞尔协议Ⅲ的框架下,运用我国15家商业银行2005—2012年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商业银行发展表外业务④的风险与收益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商业银行发展金融衍生交易类表外业务的风险较高,收益却较低。在传统表外业务中,金融中介服务类表外业务风险较低,收益较高,且不占用经济资本,商业银行应大力拓展金融中介服务类表外业务收入;担保类、承诺类表外业务总体上收益较低,缺乏资本精细化管理,其中部分担保类表外业务可能风险较高,应纳入损失准备的计提范围。     

金融衍生产品交易降低银行业传染风险作用分析

本文以中国上市商业银行为研究样本,对传染风险的研究转化为使用PageRank算法测算每家商业银行在每年引发传染风险的可能性,并研究商业银行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对其引发传染风险可能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有助于降低商业银行引发传染风险的可能;第二,金融机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在增加自身传染风险的同时,却实现了整体风险的下降,说明商业银行参与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交易活动有效的实现了风险的转移与对冲,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实现其风险管理功能;第三,从个体银行层面来讲,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光大银行等大型银行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存在增加其引发传染风险的可能性.     

金融衍生工具与银行系统性风险

从巴林银行倒闭到中航油、中石化衍生品交易巨亏,重新审视金融衍生工具与系统性风险的关系成为必然。金融衍生工具运用规模和比例呈急剧上升趋势,其初衷为对冲风险,契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功能,但由于其交易规则具有复杂性和不透明性,实施效果亟待检验。本文采用金融衍生工具视角,探索了分类金融衍生工具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金融衍生工具会加剧银行系统性风险,包括外汇类和利率类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衍生工具运用总体效果并不理想,且存在情境依赖,作用发挥呈现异质性。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以及股市处于熊市时,金融衍生工具均加剧了银行系统性风险,在危机前则降低了银行系统性风险,但当处于牛市时则无显著影响。此外,在市场化进程高、机构持股比例高时,金融衍生工具加剧银行系统性风险的作用更为明显。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检验了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因素,为探究其成因提供了新解释,也为未来系统性风险防控提供了新思路。     

零售转型降低了银行系统性风险吗?

本文基于2007年第1季度—2020年第4季度中国37家上市银行数据,实证检验零售业务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结果发现,零售业务能够显著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规模较大、资本充足率较低、金融科技发展程度较高的银行,零售业务对系统性风险的降低效应更强。进一步分析表明,零售业务能够降低银行个体风险和银行间关联性,从而对银行系统性风险产生抑制作用。此外,区分零售业务类型发现,除个人住房贷款业务和个人经营性贷款业务外,其余类型的零售业务均能够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     

资产证券化真的缓解了银行核心风险吗?——基于"业务类型"和"底层资产"的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上市银行的数据,从"业务类型"和"底层资产"的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商业银行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对其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我国商业银行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积极影响是降低了自身的流动性风险和系统性风险,消极影响是加剧了自身的信用风险;第二,从"业务类型"来看,以"原始权益人"身份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会对银行风险造成影响。以"承销商"身份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则不会影响银行风险;第三,从"底层资产"来看,以"企业贷款"作为底层资产发行ABS产品,会对银行风险造成影响。以"抵押贷款和消费贷款"作为底层资产发行ABS产品则不会影响银行风险。据此,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商业银行金融衍生业务的风险控制

金融衍生业务是20世纪70年代在世界各大金融机构发展起来的一项用以规避风险和套期保值的新型业务,本文分析了商业银行的主要衍生业务及其风险类型,并着重从商业银行的角度提出对金融衍生业务风险控制的措施.     

货币供应量、利率与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基于CoVaR方法的实证研究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背景下,商业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有上升迹象,这对央行实施货币政策工具和力度的把握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利用条件在险值模型检验了我国货币供应量、利率与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与银行系统性风险之间的关系不是线性的,而是U型的,即存在最优的货币供应量和利率能够使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最低。当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小于这个最优组合时,增加货币供应量和提高利率能够有效降低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而当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大于这个最优组合时,增加货币供应量和提高利率反而会增加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而降低商业银行的金融稳定性。     

The impact of off-balance-sheet regulations on bank risk-taking: Evidence from China

The release of new asset management rules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regulating the asset management busines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financial risk. It has also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management of banks’ off-balance-sheet (OBS) innovation. This paper uses unbalanced panel data on 75 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from 2007 to 2017 and combines a theoretical and an empirical model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of bank OBS innovation and bank risk ta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asset management regulations. The analysis finds (1)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OBS innovation will increase bank risk taking and (2) th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rigid payment is conducive to reducing the risk taken by Chinese commercial banks when providing OBS innovation.     

货币政策和银行风险承担：一种非线性关系

宽松的货币政策会通过估值、收入和现金流机制,追逐收益机制以及中央银行沟通和反应机制等渠道增加银行风险承担,通过风险转移机制降低银行风险承担,从而导致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可能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本文使用面板阈值模型,基于我国银行业数据研究了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门限效应,即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取决于货币政策基准利率偏离泰勒规则利率的程度。当这种偏离小于门限值时,宽松货币政策会增加银行风险承担;当这种偏离大于门限值时,宽松货币政策会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本文研究对更好地理解我国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及金融稳定的影响有一定参考意义。     

气候变化冲击下的涉农信用风险——基于2010-2019年256家农村金融机构的实证研究

气候变化可能导致的经济金融风险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气候变化引发涉农金融风险的传导机制,以2010-2019年256家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数据为样本,将标准化后的年均气温作为刻画气候变化程度的核心指标,评估农村金融机构所在县域地理单元的气候变化程度对其信用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年均气温波动对农村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水平存在显著影响,且影响呈现阶段性特征;在4个季度中,冬季气温的波动对信用风险的影响最为突出;虽然城商行与农商行、村镇银行均是立足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商业银行,但由于城商行的业务在地域上和行业上更为分散,气候变化未对其信用风险水平产生显著影响。为此,提出了开展压力测试、实施差异化监管和创新风险缓释工具三个方面的对策建议。本文为管理由气候变化导致的涉农信用风险提供了政策启示和决策参考。     

极端气候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来自中国地方性商业银行的经验证据

深化对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的认识,对于促进绿色低碳发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04—2018年期间281家中国地方性商业银行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极端气候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极端强降水气候显著提升了银行风险承担,极端高温和极端低温气候对银行风险承担不存在明显影响。极端强降水主要通过给银行信贷主体带来经济损失,影响违约概率和银行信贷资产质量,进而影响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提高灾前的保险保障水平、强化碳减排机制以及确保银行资本的充足性均有利于弱化极端气候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相较于以地级和省会城市工商业和居民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地方性商业银行,极端强降水对以“三农”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县域地方性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更大。因此,提升商业银行应对极端气候风险意识,提高气候灾害保险保障水平,强化碳减排机制和银行资本充足管理,均有利于降低极端气候对银行风险的影响。     

政策连续性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

本文基于2007年第一季度至2019年第四季度中国A股32家上市银行非平衡面板数据,从“冲击”和“传染”两个维度考察了政策连续性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政策连续性程度的提高通过降低银行个体风险和减弱银行个体与系统的关联性进而显著降低了银行系统性风险。进一步分析发现,政策连续性降低了银行被动风险承担水平而非主动风险承担意愿,减弱了银行间接关联程度而非直接关联程度。异质性分析表明,经济下行和货币宽松时期,政策连续性对系统性风险的降低效应更大,并且本身破产风险越高、信息透明度越低的银行,其系统性风险受政策连续性的影响越大。区分不同类型的政策发现,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与资本项目政策的连续性上升均能显著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其中货币政策连续性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力度最大。     

关于把商业银行建成精品银行的战略思考

本文结合国内外商业银行发展的新趋势,归纳了精品银行的基本特征.作者通过深入分析中国商业银行在发展战略、公司治理、资产质量、经营效益、金融创新、人力资源和银行文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中国商业银行在推进精品银行建设过程中需要采取的战略性措施,包括:构建具有领先型、竞争型和可持续型的发展战略;不断改进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打造具有竞争力的核心业务和优势业务,推进业务流程再造;建立全面、及时、审慎、有效的风险管理系统,不断提高风险集中管理能力;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体系,提升人力资本在建设精品银行中的决定性作用.     

对外开放是否导致银行业的风险上升？——基于外资持股比例与海外资产占比的实证检验

对外开放是否导致商业银行的风险上升,以往学者的研究结论并不统一。本文基于中国392家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检验了“引进来”(用外资持股比例作为替代指标)与“走出去”(用海外资产占比作为替代指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对外开放与商业银行的风险之间呈现非线性曲线特征并存在临界点;对中小型商业银行而言,过高的外资持股比例与过低的境外投资规模会带来风险;对大型商业银行而言,境外投资规模存在一个阈值区间,在阈值区间内,可能导致银行风险上升。政策建议是:外资参股中小型商业银行的比例可能不宜过高,鼓励中小型商业银行加大境外投资力度,大型商业银行可以根据特定时期的目标来调整对外开放策略,同时应强化风险预警与防范手段,在坚持与扩大银行业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实施宏观审慎原则,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     

环境灾害冲击对银行违约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理论与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模型模拟和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分析了环境灾害损失冲击对于银行违约率的影响。本文模型模拟的结果显示,环境灾害冲击会显著提升银行体系的违约率水平,同时伴随着企业融资溢价水平的提升以及整个经济活动的萎缩;实证研究发现:环境灾害损失冲击会导致银行违约率水平显著提升。且与理论分析一致,本文实证发现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水平、企业的资本折损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在环境灾害影响银行违约率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传导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灾害冲击及其导致的银行违约率上升还会降低银行的风险偏好水平,降低放贷规模和主动风险承担,并反作用于实体企业,提升企业的融资约束和成本。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基于中国视角的环境物理风险研究,刻画了环境灾害损失对于银行风险的影响及其后续效应,为政策部门防范气候环境风险提供了借鉴。     

差别化存款保险费率与银行风险承担——基于我国农村银行的经验证据

本文拓展了Freixas and Rochet(2008)的理论模型,证明存款保险差别化费率机制对银行风险承担具有抑制作用,在此基础上选取我国农村银行为研究对象,运用2015—2019年某省119家法人投保机构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引入差别化费率设计显著降低了农村银行的风险承担;这一作用存在异质性,对于自身风险承担水平较低、资产规模较大的农村银行来说,抑制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差别化费率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农信社改制短期内对农商行风险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本文结论对加强存款保险制度的早期纠正功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以及深化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