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起诉状一本主义评析

起诉状一本主义是我国刑事诉讼公诉方式改革面临的一种选择。日本是大陆法系卷宗移送主义公诉方式转向起诉状一本主义的唯一国家,因为受到职权主义诉讼传统和相关制度的制约,日本的起诉状一本主义在实践中不能实现其在英美法系国家所具有的防止法官预断和保障庭审实质化的功能,处于一种公正和效率均失的尴尬境地,具有同样职权主义诉讼传统的中国在公诉方式改革中必须引以为鉴。     

证券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问题研究

在我国,证券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并不畅顺,大部分符合刑事追诉标准的案件仅被处以行政处罚,造成违法成本的低廉。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刑事与行政证明标准的差异,证据转换的困难,专业知识上的阻隔,以及监督的缺位等。建议通过推定方式转移公诉机关指控特殊类型证券犯罪的部分举证责任,减轻公诉机关的举证负担;根据不同证据的特点,完善行刑衔接证据转换规则;加强证券监管机构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沟通协调,建立信息共享及工作交流机制;增强规范执行力,确立有效的案件移送监督制度。     

反思起诉书一本主义

起诉书一本主义所代表的预断防止理念,是对抗制诉讼陪审团审判制度发展的当然结果。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本身不注重防止法官预断,但直接、言词原则,辩方阅卷权与心证公开等制度,同样使审判中心主义理念得以贯行。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阅卷审判"现象,与法官预断无必然联系,起诉书一本主义不能确保庭审实质化。中国的改革适当借鉴职权主义的做法。     

论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构建的几个焦点问题

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审判制度进行了改革,吸取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合理因素,在＂控辩式模式＂之下,继续沿用原有的以阅卷权的方式来进行审前证据信息披露,已不能适应刑事诉讼中对实质公正和诉讼效率的追求。2008年新《律师法》的实施更是扩大了公诉机关庭前的证据开示范围,却并没有规定辩护律师的证据开示义务,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待于需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构建与完善。本文仅就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构建中几个存在争议较多的问题进行梳理,并提出自己的想法,以供参照。     

公诉机制改革问题研究

在检察工作中,刑事公诉是联系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和刑罚执行监督的枢纽,是检察机关执法水平和执法形象的集中体现。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公诉不仅是承前启后的枢纽环节,而且在审判前程序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因此,刑事公诉机制的改革实际上是检察机关根本职能和基本制度的完善,是整个检察机制改革的关键环节。我们要立足于追诉犯罪,着眼于保障人权、促进司法公正和提高诉讼效率,健全刑事公诉工作机制。     

积极治理主义对我国当前资本市场的借鉴

积极治理主义兴起使得机构投资者更加主动地投入到所投资公司的结构治理中,改变以往“用脚投票”方式而采用“用手投票”。我国证券市场正经历着股权分置改革的重要变革,随着这一问题的逐步解决,我国机构投资者也有可能主动参与到公司治理中去。本文通过对美国积极治理主义的兴起、参与治理方式、作用等的研究借鉴,结合我国目前机构投资者及整个资本市场的现状,对如何推动我国机构投资者积极治理主义的发展进行了相应的分析。     

论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中不存在刑事和解制度

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中不存在刑事和解制度,最有可能存在刑事和解制度的程序当属刑事附一带民事诉讼程序、被害人参与的公诉程序以及自诉案件程序,他们中都没有对刑事和解制度的规定。     

论刑事公诉中的撤诉制度

撤回公诉是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但由于立法缺失,司法解释简约,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现象大量存在,直接影响了刑事司法的权威性、公正性。本文通过对撤回公诉现状的分析,找出待完善的地方,提出合理的意见。     

西方新制度主义的制度观述要

新制度主义是在批判行为主义的过程中兴起,它并非制度分析的一种简单回归,而是制度分析的现代转型与演进。本文试图分析新制度主义兴起的原因和背景,在介绍新制度主义的制度政治经济含义及其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对新制度主义的制度观进行一些理论性的探索。     

论人民检察院撤回公诉制度的现状与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撤回公诉制度存在法律规定模糊、实际操作混乱的问题,直接侵害了被告人和被害人权利。本文通过对撤回公诉制度的司法依据和运行现状的分析,提出完善撤回公诉制度的具体建议,以期规范撤回公诉制度,提高诉讼效率、实现司法公正,维护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墨家刑事法思想解读——在西方启蒙主义坐标系之上

墨家的刑事法思想是中国法律思想史皇冠上的一颗外观相对暗淡但内核极其丰富的明珠。条分缕析而言,墨家著作中已经隐约蕴含了犯罪形成之原因、违法性判断之依据、犯罪认定之标尺、刑事处罚之目的等现代刑法的价值构造;除此以外,罪刑法定主义、人人平等、自助行为正当化等理念在《墨经》中亦可初见端倪。以上思想往往被认为滥觞于欧洲民主启蒙时代,故本文对墨家的思想光芒与刑事古典学派、刑事实证学派等进行比较范式的解读。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思考

近几年,随着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的相继出台,我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各项制度已经初步建立,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关于刑事自诉制度若干问题探讨

刑事自诉制度通过将特定刑事案件的起诉权赋予受害人,能更好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可以有效地节约司法资源,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但我国刑事自诉制度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刑事自诉制度作用的发挥.本文认为刑事自诉权应当包括被害人对自诉案件是否起诉的选择权、向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控告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权等三项权能;刑事自诉案件范围应当限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在诉讼的过程公诉权和自诉权在一定限度内可以相互转换,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我国立法提出了建议,以期对刑事自诉制度的改革和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刑事和解的界限浅析

刑事和解制度是指轻微的公诉案件发生后,在调停人(一般为公力机关)的帮助下,加害人与被害人双方在侦察、起诉、审判阶段基于加害人的认罪,以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方式得到被害人的谅解后,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刑事和解制度旨在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是被害人的一种权利。所谓"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故必须对其加以一定的限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应该对刑事和解的适用从适用前提、案件性质、权利的行使等方面加以限制。     

刑事涉财产执行中的案外人权益救济——以案外人权益救济程序的当事人构造为视角

刑事涉财产执行程序因采取移送执行模式而被误认为不存在申请执行人，使得刑事涉财产执行程序及其衍生的案外人权益救济程序过分依赖执行法院的职权主义。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裁判、追缴或责令退赔违法所得并返还被害人判项、责令被免予刑事处罚的被告人赔偿被害人损失判项的执行程序中，案外人权益救济程序原则上应以被害人为申请执行人，并参照适用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中的案外人权益救济制度。其他刑事涉财产执行程序应以检察机关为申请执行人。除非出现被执行人逃避执行或者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排除执行请求等特殊情形，作为申请执行人的检察机关通常无须现实参加执行程序。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的运用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标志着党和国家犯罪治理对策的更加全面成熟，对推进我国刑事法治的进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现阶段在我国，随着群体性事件的参与人员成分的日趋复杂化，其表现方式也日趋激烈，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和突出问题。本文以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处理群体性事件为视角，对具体实践情况进行详细考察和反思，并根据宽严相济的要求提出进一步的完善和改进措施。     

论我国买卖合同标的物的风险转移规则

在没有合同约定的情形下，买卖合同标的物的风险移转规则主要有债权主义和交付主义两种，我国合同法采取的是交付主义，交付主义符合我国的实际，是较合适的立法选择。同时我国应就买卖合同中一些特殊情形的风险移转规则作相应的规定，以确保我国建立较完整的标的物风险移转规则体系。     

“规制治理”下的律师职业规制改革——以英国的实践为例

通过分析我国目前的律师职业规制体系,可以发现我国律师协会的自我规制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自我规制、行政规制与司法规制的界限不清,规制手段多为事后的行为罚等问题。职业主义的自我规制在西方国家遭遇了商业化、全球化带来的危机,新的“规制治理”理念被引入了律师职业规制。在英国实践中,对于整体规制框架采用了“元规制”的方式,事务律师规制局改革将职业伦理规制范围由行为规则转向原则与专业标准的结合,运用事前事中的风险合规沟通替代事后的惩戒手段。我国应该吸收上述“规制治理”理念的转变,将职业主义的自我规制与原有的公共规制相结合,完善律师协会、行政机关、法院的规制范围,改革现有的执法专项检查,实现职业与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的互动规制。     

也论“税收法律主义原则”

从历部《宪法》文本及1992年之前的税收立法实践来看,"税收立法权"并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职权,而且1985年全国人大授权决定亦并非旨在授予国务院"税收立法权"。《税收征管法》第三条之规定大致包含了"课税要件法定主义"之部分原理,却尚未达到"税收法律主义原则"之最低限度的标准。为求中国税收法治之进步,我们亦须在当前重新诠释"税收法律主义原则",完善相关法制,使其具备"与时俱进"的制度品格。     

对犯罪概念及其特征的重新解读

本文首先简单介绍了资产阶级国家的纯粹形式主义的犯罪概念的历史形成和原因，它是由启蒙思想家、法国大革命和刑事实证主义兴起的综合作用下而产生的，进而阐述了我国实质和形式相统一的犯罪概念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所产生的矛盾冲突。在对犯罪概念重新解读之后进一步分析了理论界通说的关于犯罪三特征说的理论缺陷，提出罪刑法定主义下的犯罪特征应是刑事违法性和刑罚应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