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交互影响——基于59个国家的实证检验

全球价值链“慢全球化时代”发展背景下，本文基于UIBEGVC和World Bank数据库，以全球59个国家为样本，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一国金融发展与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交互影响。结果表明：短期内，一国金融规模、效率和开放的提升将增进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长度和地位；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长度越长，越有利于其金融开放而抑制其金融效率；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越高，越有利于其金融效率发挥而制约其金融开放。在长期，一国金融效率与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长度和地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一国金融开放仅与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而一国金融规模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不存在长期效应。     

新发展格局下的全球价值链嵌入与企业创新——基于企业分工的“内循环”赋能北大核心

本文考察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GVC)与国内企业分工的互动关系对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内企业分工能够缓解GVC地位攀升对企业创新的负面边际影响,其机制在于“俘获效应”的缓解和“吸收能力”的提升。区分企业参与价值链不同环节后发现,创新“俘获效应”仅存在于GVC上游环节嵌入度深的企业中,企业位于GVC下游环节则以“吸收能力”为主导,这导致国内企业分工在不同GVC嵌入环节产生了异质性的创新后果。本文的研究从生产环节证实了国内外分工在企业不同发展环节的相对作用,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政策的实施提供参考依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全球价值链嵌入北大核心

本文采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WIOD),实证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提升国家或产业的全球价值链长度、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但是会降低其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分工地位。在克服内生性问题并经异质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创新能力作为中介渠道显著增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门限分析结果表明:随着一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将进一步增强。     

全球价值链与跨国并购——基于并购网络和并购倾向的研究北大核心

参与全球价值链是世界各国企业融入国际贸易分工体系的重要途径,跨国并购是重要的企业投资方式,但二者间的关系在已有研究中鲜有涉及。本文利用2007—2019年全球价值链和跨国并购数据,从并购网络和并购倾向的角度深入分析全球价值链对跨国并购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对跨国并购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并购网络方面,价值链嵌入程度越高的国家(地区),其并购网络中心度越大,在并购网络中的地位越高;在并购倾向方面,国家(地区)的价值链嵌入程度越高,该国(地区)企业越有可能对跨行业或高TFP国家(地区)的企业发起并购。此外,处于价值链下游的国家(地区)更倾向于通过跨国并购突破“低端锁定”的困局。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研究全球价值链与跨国并购行为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分析——基于创新型人力资本的作用效应

运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的数据,分别对中国制造业16个细分行业的全球价值链(GVC)嵌入程度、创新型人力资本以及国际竞争力水平进行测算,实证检验了GVC嵌入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水平的影响以及创新型人力资本对该影响的偏效应。研究发现:一是现阶段中国GVC嵌入能促进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水平提升,且存在着创新型人力资本的门槛效应;二是创新型人力资本削弱GVC嵌入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水平的积极影响;三是前向价值链嵌入的创新型人力资本能够削弱前向嵌入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水平提升的负向作用,而后向价值链嵌入的创新型人力资本在价值链后向参与时无法发挥显著积极作用;四是只有高技术行业的创新型人力资本能显著加深嵌入GVC对高技术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水平的正向影响。     

中美贸易战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战略选择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贸易战是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间竞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在国家层面的延续。本文通过古诺竞争模型证明,贸易战是产业竞争、全球价值链竞争在国家层面的反应和延伸,不断缩小的收入差距对两国贸易形成支撑,客观存在的技术差距导致价值链分工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本文构建了形成价值链上的关键行动者、培育国内价值链、价值链全球布局、国际外包政策在内的四个维度,从而提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战略选择包括尽快制定基于全球产业链的产业发展计划、基于全球产业链的演化趋势培育区域性“链主”、构建内外统一的一体化发展格局、发挥本土市场规模优势集聚高端要素。     

金融服务发展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北大核心

本文通过构建具有部门联系的理论模型,将金融服务和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地位纳入统一框架之下,刻画了本国金融服务对制造业GVC升级的影响及其机制.随后,本文利用亚洲开发银行2007-2018年45个国家14个制造业的投入产出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本国金融服务发展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本国金融服务投入密度高的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提升,主要通过加速制造业生产流程数字化转型和推动生产环节向研发端攀升两条机制发挥作用;对本国金融服务投入密度高的行业来说,金融服务对外开放程度的提升对其GVC分工地位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金融服务对外开放程度越高,本国金融服务对这类行业GVC分工地位的提升作用越强;对于本国金融服务投入密度低的制造业而言,本国金融服务发展对其GVC分工地位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金融服务对外开放程度提高则有助于提升这类行业的GVC分工地位,国外金融服务有助于弥补本国金融服务对这类行业投入不足的问题.     

担保物权制度改革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影响机理研究——来自中国《物权法》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2007年中国担保物权制度改革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影响是一项不容忽视的重要举措。笔者以2005—2013年间中国工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中国《物权法》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通过实证检验担保物权制度改革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变化,揭示二者的影响关系及其机理。结果证实：中国担保物权制度改革显著推动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提升,其间发挥关键作用的是改善融资约束。担保物权制度改革通过提高企业债务融资能力、调整企业负债期限结构和改善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能力三个渠道缓解融资约束并促进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提升。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表明：担保物权制度改革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提升效应在不同类型的企业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以来自中国《物权法》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揭示了担保物权制度改革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影响机理,拓展了国际贸易和分工理论,丰富了“法与贸易”研究领域的现有文献,为通过法律制度改革促进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     

融资约束与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跃升

本文从融资约束的视角,探讨了如何实现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跃升的问题。通过采用2001-2011年中国与其他41个经济体的双边贸易数据及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测算中国各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度和地位,并实证研究了融资约束对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嵌入度和地位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融资约束是决定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嵌入度的关键因素。当融资约束较少时,可以带动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升级;如果融资约束较大,则会引致产业向价值链低端偏移。此外,出口目标市场的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会一定程度上阻碍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跃升,实施出口“地区多元化”的贸易战略将更有利于我国制造业产业的转型升级。     

全球价值链分工对我国装备制造业影响及对策研究

全球价值链的理论的不断升级,带来了整个国际体系内的格局的调整,国际内的产业间分工也转化为产业内的分工。我国装备制造业在整个国际分工调整后,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认识并有效利用全球价值链分工对我国装备制造业在的影响,能够更好的促进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需求和供给冲击对企业投资以及价值链的影响——基于突发事件的研究

2019年底爆发的COVID-19疫情给全球经济的需求和供给带来了冲击,本文分析了历史上若干需求和供给冲击对企业投资和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探讨此次疫情事件的潜在影响以及应对措施。需求冲击方面,我们发现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上市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但这种负面影响随着国内宏观调控政策的见效而很快减小;危机对全球价值链的分布有显著影响,欧盟地区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下降,中国和东盟的占比上升。供给冲击方面,2003年的SARS疫情在短期内抑制了疫区上市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但我国迅速有效的防疫措施很快扭转了投资下降势头。相比之下,2011年日本地震的冲击逆转了此前该国制造业增加值长期上升的势头,在中短期内显著降低了日本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性。从针对此次疫情的应对措施来看,建议采取提振内需的宏观政策,在行业层面稳定产业链上的核心企业,同时整合优化产能。在国际上我国应坚持对外开放,立足和周边国家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促进疫情后国际经济治理秩序的改革和优化。     

全球贸易失衡成因分析：基于中美贸易失衡视角下的实证分析

当前全球正经历着第三次贸易失衡,也是最为严重的一次贸易失衡.贸易失衡给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带来严重冲击,甚至引发全球性的危机.文章从国际贸易相关理论出发,认为各国间的单位劳动力成本、经济增长差异、对外贸易竞争力差异和储蓄率差异均是导致全球贸易失衡的主要影响因素.全球贸易失衡现有治理机制存在一定的缺陷,文章结合现有贸易失衡治理机制优缺点和全球贸易失衡主要成因,提出解决全球贸易失衡的对策建议.     

全球失衡原因:基于“恒久收入-生命周期假说”与国际分工的视角

本文探讨与整合了导致全球失衡的两种重要微观机制:恒久收入-生命周期假说与国际分工理论,并采用最小二乘虚拟变量计量模型(LSDV),利用31个国家1980~2008年相关指标的年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肯定了借贷约束、股市发展、人口年龄结构、医疗福利以及工业增加值等因素对经常账户不同方向与力度的影响。这意味着,全球失衡一方面依旧可用传统的恒久收入-生命周期假说视角来解释,缓解全球储蓄过剩与全球失衡的治理措施应该从相关微观机制着手;另一方面,该结论说明全球失衡也是国际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的结果,各国工业化的差异和演进体现了比较优势原则,全球失衡是全球化时代不可规避的必然现象。     

国际货币发行权责与全球经济“双失衡”的历史与逻辑

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起源于货币虚拟化而引起的国际货币与非国际货币的区分。这为国际货币发行国大行国际货币发行的权利、而很少承担其应有的责任提供了条件,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实质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衡。长时间的失衡将加剧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和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严重威胁着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必须从国际货币体系本身,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角度加以纠正。     

A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of the U.S. trade balance: Productivity, demographics and fiscal policy

The US external deficits have been the most striking manifestation of global imbalanc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ontribution of productivity growth, demographics and fiscal policy in accounting for the evolution of the US external imbalances against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during the last three decades. Productivity growth plays a dominant role. Demographics explain a non-negligible and nearly permanent component of the US trade deficit. Furthermore, the international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s crucial for large US external imbalances to be consistent with the persistent decline of world real interest rates observed in the data. Fiscal policy is of minor importance.     

遭遇反倾销与多产品企业的出口行为——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

近年来中国出口企业遭遇的反倾销调查越发严重,基于此,本文将反倾销纳入多产品出口企业的分析框架,采用倍差法全面考察了遭遇反倾销对中国多产品企业出口及生产率的影响,主要得到以下结论:遭遇反倾销显著减少了多产品企业的出口数量和出口产品种类,提高了多产品企业的出口价格、出口产品集中度和出口市场多元化,且该效应受到企业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度、下游嵌入度以及地位指数的制约;异质性分析表明,民营企业会通过集中核心优势出口核心产品、放弃边缘产品出口的方式来应对国外的反倾销诉讼,而遭遇反倾销对国有企业的影响较小。在贸易方式方面,遭遇反倾销对企业出口的消极影响会随着加工贸易比例的提高而增强。最后,通过构造企业层面的产品竞争力指数,我们发现尽管遭遇反倾销总体上不利于企业的出口增长,但也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出口产品组合向其更具竞争优势的核心产品转变,从而加速多产品企业内部出口产品间的优胜劣汰。     

基于区域、双边与部门层面的国际生产共享问题研究-以中国参与CAFTA制造业垂直专业化分工为例

基于区域、双边与部门层面,以中国参与CAFTA制造业垂直专业化分工为例,考量生产共享程度、结构与动态变化.结果发现:中国与东盟制造业生产共享水平尚处低位,但呈快速增长态势;技术密集型产业生产共享水平显著较高且前景较好;中国在CAFTA制造业生产共享体系中的获益水平增长较快,但剔除了贸易规模扩张效应的获益效率呈现下滑趋势.     

全球经常项目失衡问题的实证研究

近些年,全球经常项目失衡问题成为经济学家竞相研究的热点问题,并提出了众多不同的观点。本文利用全球范围内52个国家或地区!"1980￣2004年的经济数据对影响经常项目失衡的多种经济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就当前分析全球经常项目失衡原因中的一些经济变量对经常项目的影响程度提供了经验分析,并且对解决当前全球经常项目失衡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     

论全球国际收支失衡下的中国金融安全

全球国际收支失衡正在成为威胁金融安全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全球国际收支失衡形势下维护自我金融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总结评价国际金融学界观点的基础上重新定义了金融安全的概念.并根据全球国际收支失衡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影响提出维护金融安全的对策和建议.     

加征关税如何影响美国贸易逆差及全球福利——基于美元本位下两国动态一般均衡框架的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美元本位特征的两国模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美国加征关税及引发的贸易摩擦对美国贸易逆差和全球福利的影响,并详细探讨了相关传导机制。在基准模型设定下,美国单方面加征20%关税会使得美国贸易逆差占GDP比重小幅缩小约0.40个百分点,美国长期稳态GDP下降约2.50%,其他国家GDP下降约1.10%,美国居民福利上升约0.60%,其他国家居民福利下降约1.20%。美国单方面加征关税在抑制全球贸易和生产的同时,会通过更加不公平的国际贸易恶化全球福利分配。当其他国家采取报复性措施时,其他国家自身福利并不会进一步恶化,但美国福利会大幅下滑,同时美国贸易逆差相对规模变化不大。贸易摩擦博弈的“囚徒困境”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贸易战的发生。削弱美元本位地位能促进国际贸易公平性的提升,进而能减弱贸易摩擦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升全球福利水平,并能有效缩窄美国贸易逆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