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令型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投资:激励还是抑制? ——基于新《环保法》的准自然实验

近年来,中国政府正采取日趋严格的命令型环境规制政策试图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但微观层面的经济主体对此如何响应?本文以新《环保法》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0—2018年A股上市企业微观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1)新《环保法》的实施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投资规模,其中,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2)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国有企业、高研发强度和处于激烈市场竞争环境中的企业,新《环保法》对企业投资的抑制效果更为明显.因此,政府要进一步强化针对性的激励政策协同,为异质性重污染企业提供更公平的市场环境,进而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克服企业因经济动力不足造成对投资的抑制效应.本文不仅丰富了新《环保法》与企业投资之间的关系和机制研究,更为完善环境立法体系建设提供了政策建议.     

关键下属高管晋升锦标赛的创新激励效应研究

本文以2006-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关键下属高管与CEO之间的薪酬差距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研究发现:关键下属高管-CEO薪酬差距越大,企业创新产出越高.进一步地,相比整个高管团队内部的薪酬差距,关键下属高管与CEO之间的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更强;关键下属高管-CEO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主要体现在关键下属高管晋升CEO的机会较大时,以及国有企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此外,降低代理成本是关键下属高管-CEO薪酬差距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作用机制,且关键下属高管-CEO薪酬差距促进了企业创新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本文研究结论对推动企业创新及优化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政治关联企业环保投资决策——"带头表率"还是"退缩其后"?

环保责任是企业需要承担的重要社会责任.本文手工搜集了2010-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环保投资数据,以企业环保投资代理环保责任,研究了企业政治关联对其环保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1)企业政治关联对环保投资具有负面效应,表现为政治关联高管比例越高、高管政治关联等级越高,企业环保投资越少;(2)通过对比政治关联高管和政治关联董事对环保投资的影响发现,政治关联高管对企业环保投资的抑制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公司治理机制中的各类委员会能够制衡高管政治关联对环保投资的抑制效应;考察环保投资的经济后果发现,其并未给企业带来较高的市场价值;结合政策环境考察发现,中共十八大、十九大建设"美丽中国"的号召及政府环境规制均能够缓解企业政治关联对环保投资的抑制效应,而这种监管效应主要来自环境污染监管.     

中国国有上市公司薪酬激励与企业价值相关性研究

本文以经济增加值EVA作为公司价值的评价指标,从EVA总量和EVA动量两个维度探究了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价值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发现高管年度薪酬与企业价值无显著相关关系,说明薪酬激励并没有提升企业价值,目前部分国企高管薪酬设定的合理性值得考究.本文的贡献是为薪酬激励效应研究提供了新的评价指标,有利于为完善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确定机制提供政策启示.     

企业创新投资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创新投资项目周期长、不确定性大、难以评估等特点导致公司高管与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更加严重。本文结合中国特定的制度环境,考察公司薪酬契约在事前激励公司高管从事创新投资以及事后约束公司高管侵占创新投资资源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首先,事前的高水平薪酬可以促进公司高管从事创新投资。其次,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被用来约束高管在创新投资事后的机会主义行为,这很可能是由于新会计准则实施研发支出有条件资本化会计确认所带来的溢出效应。进一步考察发现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对创新的影响与其他治理机制之间具有替代效应。本文关于代理冲突影响创新投资与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关系的结论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高管薪酬激励、终极控制权与现金分红研究——基于上证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近年来受到资本市场上各类投资者、监管部门的密切关注.本文利用Tobit模型对我国上证A股上市公司2009-2012年分红状况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上市公司高管货币薪酬、股权薪酬与公司现金分红之间并非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说明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并非越高越好,而是应当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明显高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与现金分红水平无关,高管更看重公司的长远发展.     

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高管人员的薪酬,是公司激励机制中最关键的内容,一套合理的薪酬制度能够更好地激励经营者,使其目标与股东目标一致,达到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高管薪酬的状况,可以指导现实中高管薪酬激励制度的设计,构建进一步研究的平台,此外,还有助于提高薪酬制度的激励效果,促进企业的发展,推动企业效率的提高。     

他山之石或可攻玉:税制绿色化对企业创新的溢出效应

绿色税制是政府采用财政手段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之间矛盾的重要工具,2016年12月25日我国《环境保护税法》的出台,堪称中国税制绿色化进程的里程碑事件.本文借助这一准自然实验的外生事件,采用倍差法检验了税制绿色化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与非重污染企业相比,税制绿色化使得重污染企业的创新水平上升了32.31％,相当于专利申请量平均增加1.381项,即《环境保护税法》出台对企业创新具有溢出效应.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税制绿色化显著提高了重污染企业创新水平的现象在非国有性质、低融资约束、行业竞争程度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此外,政府给予企业的环保补贴对税制绿色化的企业创新溢出效应的激励作用有限,企业环保投资对企业创新并不存在挤出效应.本研究不仅丰富和拓展了绿色税制改革与企业创新方面的研究文献,而且对于全面认识税制绿色化进程如何促进企业创新、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后续税制改革和相关环境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研究——基于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2015年我国推行的《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为契机，用我国沪深A股上市的国有企业2012-2018年的历史数据，研究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政策之于这种影响的效果。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价值起正向促进作用，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企业价值呈U形关系，高管行业薪酬差距对企业价值同样是正向促进；2015年政策推行并未对两者的关系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政策推行后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价值提升的效果微乎其微。     

碳排放强度与企业研发产出——高管学历与薪酬激励的联合调节作用

为深入研究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际成效，本文以2013-2019年我国试点地区纳入碳排放权交易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碳排放强度对企业研发产出的影响，并基于高阶理论进一步讨论高管学历和薪酬激励的单独及联合调节作用。结果发现：第一，碳排放强度能显著促进企业的研发产出，间接地验证了“波特假说”；第二，高管学历会正向调节碳排放强度与企业研发产出的关系，高管学历越高的企业，碳排放强度对企业研发产出的促进作用越显著；第三，高管薪酬激励会负向调节碳排放强度与企业研发产出的关系，高管薪酬激励越小的企业，碳排放强度对企业研发产出的促进作用越显著；第四，高管学历对碳排放强度与企业研发产出关系的调节作用还依赖于薪酬激励，高管薪酬激励越小，碳排放强度对高学历高管企业研发产出的促进作用越显著。     

高管薪酬与经营风险的内在联系及实证检验——基于上市银行的研究

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上市银行的数据,研究银行高管薪酬与经营风险的内在联系。研究结论显示,高管长期薪酬及总薪酬与银行风险水平呈现负相关性,即高管长期薪酬和总薪酬水平较高时,银行经营风险相对较低。因此,应发挥银行董事会在高管薪酬制定中的作用,制定科学合理的薪酬水平和薪酬结构,运用股权激励、延期支付等长期薪酬激励方式激励银行高管,促进银行控制风险,创新经营和可持续发展。     

政府补助与企业研发人员薪酬安排——基于专精特新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专精特新企业是激发创新活力、完善产业生态不可或缺的关键主体,也是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力量。政府补助作为引导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能否促进企业提高研发人员投资、营造良好创新环境值得深入探究。本文基于A股上市公司中专精特新企业2018—2021年数据,探讨政府补助对企业研发人员薪酬安排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并进一步探究项目属性类政府补助与待遇属性类政府补助对企业人员薪酬安排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性。结果表明,政府补助可以通过认证效应,提高企业的市场关注度与产学研协同能力,进而促进企业加大研发人员投入;相比待遇属性类政府补助,项目属性类政府补助对研发人员薪酬安排的影响更为显著;政府补助会因企业和区域特征而产生差异化效果;进一步分析表明,政府补助扶持企业薪酬水平提升有助于增加企业的长期价值。相关结论对理解企业创新活动中的政府补助定位及政策的后续推进提供了经验启示。     

地区环境治理动机、政治关联与企业环境违规处罚 ——来自环保督政制度的新证据

基于新《环保法》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考量新法实施前后地方环境治理动机变化对企业环境违规处罚力度的影响。结果显示,新法实施前,政治关联对企业环境违规处罚力度具有“庇护”效应;新法实施后,“庇护”效应被削弱。其中,官员型政治关联和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庇护”效应削弱程度更大。结果表明,治理动机不足是以往环境治理失灵的重要成因。应着力完善正负激励互补的激励结构,强化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动机。     

减税激励、独立董事规模与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

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不足会导致污染物排放超标和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而宏观激励机制和微观监督机制能够促进企业环保投资的增加.本文以我国2011-2019年120个主要城市的上市A股重污染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减税激励和独立董事规模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国家税务机关对重污染企业实施减税激励以及企业扩大独立董事规模均能够促进企业环保投资的增加,并且独立董事规模的扩大能够强化减税激励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降低股权集中度有助于发挥独立董事规模的强化效应,但企业现金流较为短缺会限制独立董事规模的强化效应.本文运用成本收益理论、声誉保护理论、委托代理理论来阐述减税激励和独立董事规模对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机理,为国家税务机关持续加大减税力度、证监会要求企业逐步扩大独立董事规模,进而更好发挥减税激励的宏观调控机制和独立董事的微观监督机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联合促进作用提供了 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数据支撑.     

薪酬管制对国有上市银行高管薪酬影响研究

本文以2006~2013年国有控股上市银行为样本,研究分析我国出台高管薪酬管制政策后,对国有上市银行高管薪酬以及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薪酬管制政策对国有银行高管"限薪"效应不显著,但对高管薪酬结构和发放机制产生了影响,国有银行高管薪酬远低于民营银行。高管与员工薪酬绝对差距依然较大,薪酬管制没有达到预期政策效果,两者之间相对差距在薪酬管制政策后逐渐缩小。以上研究,为我国合理评估政府薪酬管制和市场化改革等政策,进一步改革国有银行高管薪酬制度,科学制定高管薪酬机制和有效缩小高管与员工的薪酬差距提供了经验数据。     

金融机构高管薪酬监管与改革的路径选择

金融机构高管薪酬激励通常被看成是公司制度的核心,因为与一般员工相比,高管人员的努力更难观察,而高管的道德风险对企业带来的危害也更大。当前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水平,不仅远远超出了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并且与员工的薪酬差距较大。应通过法规约束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水平并加强监管,应发挥国有股控股股东和股权董事的作用,审慎推进股权激励计划,厘清金融高管职务消费,细化信息披露制度,增强薪酬披露的完整性和透明度。     

我国企业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研究

企业高管人员作为一种稀缺的资源,对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分析我国企业薪酬激励模式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治理结构、多元化激励、优化薪酬结构等方法来留住优秀高管人员,促进企业发展.     

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对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高新技术企业的经验证据

以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本文实证检验了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对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整体而言,高管团队薪酬差距促进企业创新,但基于双元创新视角,提高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对探索式创新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利用式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2)对面临高环境不确定性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而言,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对探索式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弱,而对利用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3)实施股权激励有利于减弱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对探索式创新的负向作用,但对高管团队薪酬差距与利用式创新之间的关系未表现出显著影响。本文结论丰富了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相关研究,为企业设置合理的薪酬结构提供了经验证据。     

竞争还是普惠?——政府激励政策选择与企业创新迎合倾向政策约束

政府创新激励政策助推着国家整体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但也存在着微观层面企业创新迎合和宏观层面科技创新质量不高的窘境,这令我们反思政府科技政策的执行力及对企业创新的引导性是否受到企业逆向选择行为因素的"牵绊".针对上述问题,本文选取2012-2017年A股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借助《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这一外生条件对创新迎合倾向的存在性进行判定,采用PSM-DID方法检验创新迎合倾向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基于政策的竞争与普惠视角,分别探究创新迎合背景之下,政府财政补助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企业创新产出的激励效应以及创新迎合倾向对这两类政策的约束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高新技术企业存在创新迎合倾向,且会显著降低企业创新效率和创新产出水平;(2)两类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产出均表现为显著的挤入效应,但前者效果更明显;(3)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容易受到企业创新迎合倾向的约束,而政府财政补助不易受到创新迎合倾向的约束.本文的研究为微观主体创新迎合行为的经济后果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并为进一步完善"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创新激励政策、实现我国高质量创新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高管薪酬水平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本文通过沪深两市701家企业2012~2014年A股数据研究高管薪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将高管薪酬分为水平探究其对以每股收益衡量的企业绩效的影响,得出高管薪酬水平与企业绩效正相关,并考虑了高企业规模以及独董比例,公司规模等相关影响因素,为企业合理设置高管薪酬以及提升企业绩效提供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