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税收债权

税收债权债务理论的引入,使税收法律关系被界定为债权债务关系。然而,税收债权作为公法之债,毕竟有不同于一般债权的特性。为使税收制度理论与实务不断完善,必须正确界定税收债权与一般债权的区别,同时构建相关的制度以确保税收债权的实现。     

税收优先权的效力初探

新税收征管法规定了税收优先权，即税款的受偿优先于无担保债权和行政处罚中的财产罚，在一定条件下，还优先于有担保债权。但我国现有法律表明，税收优先权在效力上存在矛盾，协调它应体现对不同法益的价值权衡。税收优先权的实现应依照先就无担保的财产后有担保的财产、先动产后不动产的顺序清偿。     

试论我国税收优先权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税收征管法><破产法>等对税收优先权均作了相关规定,但存在法律规定不统一、内容不具体和相关配套措施不健全等问题.应建立统一的税收优先权法律制度,明确其适用的税种、客体范围、税收债权和担保债权优先顺序的时间界限等,进一步完善欠税公告制度和信息交换机制.     

税收优先权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我国部分法律、法规对税收优先权均作了相应规定,但存在规定不统一、内容不具体、相关配套措施不健全等问题。应建立统一的税收优先权法律制度,明确其适用的税种、客体范围、税收债权和担保债权优先顺序的时间界限等,进一步完善欠税公告制度和信息交换机制,并建立健全税收优先权司法保障体系。     

破产程序中税收债权与担保物权的冲突与弥合——一个法律解释的方法

破产程序中税收债权与担保物权之间存在冲突,冲突的成因主要为特别法与一般法的识别问题、存在留白的法律漏洞、债权与物权之间冲突等。但这种冲突的解决,可以通过特别法解释与体系解释,“债一物”区分原理,利益衡量、比较法解释等的分析,得出破产清算程序中担保物权应优先于税收债权的结论,并不需要通过耗时、耗力的专门立法修订予以弥合。     

论税收债权的消灭时效

税收债权的消灭时效制度对于维护稳定的私法秩序、保护纳税人利益具有重要意义,它一般包括税收债权的核定时效与执行时效。税收债权的消灭时效并非由税收债权成立之日起算,而是因核定时效期间与执行时效期间而有所不同。如果纳税人的行为构成税收犯罪,则税收债权的消灭时效等同于相关罪名的刑事追诉时效。我国《税收征管法》之修改,宜明确区分税收债权的核定期间与执行期间,并分别规定其起算时点。     

论企业破产中的涉税法律问题

新破产法实施后,企业破产中涉及的税收法律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税收债权申报、破产清偿顺序与税收优先权的关系急待厘清。在新破产法和现行税收法律法规的框架下,应确定破产人主管税务机关为破产税收债权的申报主体,同时应解决好破产清偿顺序与税收优先权的关系。     

从扩张走向限缩:税收优先权在民事执行程序中的实现路径

不论是“先税后证”还是包税条款,从结果上都呈现出税收优先权在民事执行程序中扩张的趋势。税收优先权扩张所提升的执法效率不足以弥补民事交易秩序的减损。《税收征管法》和《民事诉讼法》都没有明确规定税收优先权在民事执行中的实现方式,导致司法实践中频频出现截然不同的裁定,严重影响了执行的效率和交易的可预期性。税收债权应当遵循债权受偿的逻辑,除满足税收债权公示的形式要件外,不享有优先权。民事执行程序中的新生税款不宜一概作为执行费用优先支付。从程序要件和实体要件上对税收优先权进行限缩,有助于平衡税收债权人和民事债权人之间的利益,保障交易安全,推动税收治理能力的提升。     

税收优先权适用范围的法律规制研究

《税收征管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税收优先权,主要适用于税收征管程序、民事执行程序、企业破产程序,但存在税收优先权适用的法律程序不明确、税收优先权与其他优先权的关系界定不清、税收债权与担保物权受偿顺序相矛盾等问题。本文基于公私法融合理论,认为税收优先权的适用应确立"课税禁区"原则、担保物权特别优先原则、税收债权公告优先原则、物权变动中特定税种优先扣划原则,通过优化并改进税收征管程序欠税公告机制、完善民事执行程序中税收债权的参与分配机制、确立企业破产程序中限制税收优先权机制等方式规制税收优先权的适用。     

论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的“欠税”界定

《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破产人所欠税款"优先于"普通破产债权"受偿,但对欠税具体范围的认定陷入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困境。为防止税收优先权的不当扩张适用,维护普通债权人合理利益和私法交易秩序,应采取严格主义立场对欠税予以合理界定:欠税范围应包括企业年度欠税、涉税利息及补偿性滞纳金,而税收罚款、非补偿性滞纳金、须返还税收优惠等与欠税存在本质区别,不宜纳入税收优先权范围。欠税范围之总体界定可通过正面规定当然范围和反面列举排除情形来确定,未来修订《税收征管法》还可对税收优先期和税收优先度予以进一步规范。     

试论税务机关代位权的实现

税收代位权制度是税法对民法债权保全制度的移用,税务机关实现代位权不仅要符合合同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更要结合税收债权的特点,充分考虑税收债权的优先权和税收征收行为的行政性特点,确定其实现的条件、期限、方式和途径。     

税收信用体系建设与建立征信国家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信用经济，税收信用是信用体系的一部分。建立税收信用体系，一方面可以为建立征信国家提供纳税信用信息，完善信用数据库；另一方面，一个征信国家有完善的征信服务。信息资源共享，可以帮助税务部门更好地监控税源，激励纳税人提高纳税信用。所以，应尽快在我国建立起税收信用体系。     

农村信用社改革成本分析

成本决定着农信社定位,而成本的决定变量是明晰的产权与顺畅的体制。农信社最终方面是民营化、商业化。因而以成本为核心来探索农信社改革,旨在为农信社科学定位找到关键依据。加强成本控制与管理,建立科学的成本管理体系,重点关注战略成本、产权明晰成本、体制调整成本。     

信用监管视域下纳税信用修复的功能优势及制度建构

作为完善事后监管的重要环节,纳税信用修复是对税收违法“黑名单”制度的有益补充,其具有优化和升级政府监管职能的突出功能优势,可将信用监管机制内嵌于税收法治的实现进程之中。但从实践来看,纳税信用修复因立法位阶较低、实体和程序条件亟待规范而严重阻碍其功能优势的发挥。为此,遵循全面修复原则,以提升立法位阶、规范实体和程序条件为抓手进行制度建构,最终实现信用修复从“部门治税”向“多元共治”的模式转变。     

纳税信用理论研究

纳税信用评估工作在中国走的是“先实践，后理论”之路，纳税信用理论研究甚少，更不用说纳税信用评估了。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税收实践对税收法律关系的认识仍没有实现观念上的转交(即税收征管当局一直把纳税人当作被动的管理对象，而没有将自身视为一个公共服务部门，没有将征纳关系视为一种服务和被服务的合作信用关系)，税收征管当局也没有很好地从公共产品和税收信用角度来理解税收的法律关系。因此，纳税信用评估在实践中遭遇一系列的问题。因而，本试图从税收法律关系入手，从理论上对纳税信用加以浅探，以便能从观念上更好地指导我国纳税信用评估工作，推动我国税收征管制度的创新。     

论构建我国纳税信用体系

本文针对我国纳税信用缺失的状况,从历史的角度和制度角度分析,指出我国由于历史原因长期存在信用缺失状况使得纳税信用低下;税制设计方面有违公平原则,存在不利于纳税人诚信纳税的地方,制约了纳税信用体系的建设。然后,由原因入手提出构建纳税信用体系的几点建议:转变对信用的认识,完善税制,健全社会信用等。     

论税款缴纳义务履行顺位的确定——基于《税收征管法》第四十五条中的税收优先原则

我国《税收征管法》第四十五条设定了税收优先权:税务机关征收税款优先于无担保的普通债权及纳税人欠缴税款发生后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者财产被留置的担保债权,即纳税人的税款缴纳义务优先于普通债务给付义务和成立在后的附担保债务给付义务。一般情况下,和处于破产情形中税款缴纳义务的履行顺序问题侧重不同,故需从法际整合的角度出发,构建普适性的诸项给付义务的履行顺位规则。在法理上,通过确定不同税种欠缴税款发生时间,以厘清税款缴纳义务与附担保债务给付义务、职工薪酬给付义务之间的履行顺序。此外,税收与行政罚款、事业性收费、社保费用、滞纳金和附加税费等其他公法义务的履行顺位规则亦可结合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征管的立法意图进行构建。     

透视税法遵从意识培养的法理内涵

随着税收制度的不断完善和税收征收管理的不断改进,凸现于税收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就是对全体公民税法遵从意识的培养.没有普遍的税法遵从意识为环境,再完善的税制,再先进的税收征管手段都无法保证国家税收的依法征收.本文试图从一般法理和税法法理的不同层次、从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的区别与联系的角度着手进行分析,探索税法作为一种特定的法律形式对纳税人义务规则要求重于权利保障的合理性,从而为公民自觉遵从税法提供法理上的依据.     

Analysts’ earnings forecasting behavior surrounding uncertain regulatory events: evidence from the Tax Reform Act of 1986

This study examines analysts’ forecasting behaviour in the presence of significant tax policy uncertainty. The Tax Reform Act of 1986 (TRA86) was preceded by a lengthy debate, allowing us to investigate how tax policy uncertainty evolves over time. Our results are gener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intuition that uncertainty precedes the enactment of a proposed tax law while complexity manifests afterwards. Using the repeal of the investment tax credit to identify highly impacted firms, we find that the onset of disagreement among analysts during the debate occurred sooner for highly impacted firms than other firms. We also find that disagreement among analysts was concentrated among highly impacted firms before and after enactment. Given that our sample period precedes Regulation Fair Disclosure, our evidence suggests that analysts relied on private information from management to resolve the uncertainty associated with TRA86 but only for highly impacted fir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