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视野下对税收法定原则的分析

近年税收法定原则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介绍了"财税限定"的发展历程,在中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对实现法治国家具有重要价值.我国"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将其与"税收法定原则"紧密联系起来,探讨依宪征税的益处、财政分权以及更好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方法.     

论如何完善我国税收法律机制

一、完善税收立法制度．实行税收法定原则 税收法定原则源自英国1629年的《权利请愿书》和1689年的《权利法案》。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是。国家征税必须先立法，税法要素必须由法律明确；征税机关依法征税，无征税自由裁量权；纳税人有权获得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等。税收法定化是市场经济法治对税收的基本要求。     

税收有效性、征税权归属与宪法性约束

税收的有效性一方面蕴含着效率、公平与稳定的积极职能,另一方面包含着对产权结构的效益负责的消极职能。税收有效性由国家征税权负责实施,征税权归属构成税收有效性的政治基础,征税权代议制由于在其内部结构中设置了平衡机制而成为实践税收有效性的现代制度基石。伴随着政治结构中利益集团的成型,征税权代议制导致多数联盟对少数者的歧视与强占,为确保税收有效性,需要从程序和实体两个侧面对征税权施加外在的宪法性约束。     

再论税收法定原则及其在我国的落实——基于意大利强制性财产给付法定原则的研究

税收法定原则由自我课征原则演变而来,属于强制性财产给付法定原则,是现代国家宪法的构架要素。基于意大利的经验分析,在现代社会,税收法定原则在解释上不仅应当保护私人利益,还应当保护国家共同体的一般利益。为此,税收法定原则的适用应当与代议制民主、政府职能扩张、地方财政分权等相适应,并体现出税收法律保留相对性的特征。不过,税收法定原则当前在我国的落实应当遵循权宜的路径,即税收规则尽可能由人大来制定,鉴于当前在我国实质意义上限制课税权的量能课税原则在立法中尚未确立、税收司法化和对包括税收法定原则在内的税法司法解释极其薄弱以及对法律、行政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的违宪(违法)审查制度、依法行政制度、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制度、现代预算制度等基本制度并不完善或尚未引入,以致对政府制定税收规则缺乏有效的制约。     

税收法定主义与我国税收立法

现代社会中,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已逐渐作为一条重要的宪法或税收基本法的原则而为各国所接受或采纳.我国现行税收立法存在着税收行政法规、规章比例过大,立法的兜底条款偏多,税收执法中追溯执行较为普遍等问题,这均与税收法定主义不符.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确立我国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原则.     

征税权力:基于契约与法治视角的思考

征税权力不仅事关国家的存在与发展,也事关全体公民权利。国家的征税权力来源于公民为了维护和增进自身的权利所订立的社会契约,应体现契约平等精神、税收正义品质。从法治视角来探讨征税权力,应对宪法性税收规则和行政性税收规则进行规则间的选择,以体现人民主权原则、法律平等原则、法律至上原则、权力约束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从而规范、约束与限制征税权力。     

对我国税收行政体制问题的分析

在近代法制史上,围绕国家征 税权(租税权)的规范和控制,曾经为现代法治意义上的宪政制度的最终确立作出过里程碑式的贡献。1215年英国《大宪章》和1628年《权利请愿书》从限制国王征税权力肇始,确立了“无承诺无课税”的宪法原则,并最终演化为现代的“租税法律主义”原则。作为我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实现税收法治应是这一基本方略的题中之义,而税收行政体制改革作为税收法治制度性建构的核心内容,更为引人关注。     

论税收法定主义之内涵--对日本学者金子宏学说的一点质疑

日本学者金子宏在<租税法>一书中,将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概括为"课税要素法定主义、课税要素明确主义,合法性原则和手续之保障原则"等四项,该观点值得商榷.从三个方面可以证明税收法定主义所解决的是税法中的实体问题,而非程序保障问题.这三个方面是:该原则的目的是反对政府无故剥夺国民财产;税收法定主义的诸多功能来自对政府征税的要求进行约束;程序保障包含于税收法定主义将使得该原则实际上成为不可能.因此认为税收法定主义只应包含税种法定、税收要素确定这两个方面的实体内容.     

简析税收协定适用上的消极作用原则

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承认税收协定具有优先适用的地位。但是对税收协定的优先性,一些人可能存在一种误解,认为税收协定的优先性是指它绝对排除了与之冲突的国内税法的规定。实际上,税收协定遵循的是消极作用原则,这一原则是由税收协定的宗旨——消除国际双重征税所决定的,也是得到各国普遍承认的。消极作用原则的含义包括:税收协定对缔约国的课税权起到限制作用;税收协定不能为缔约国创设或扩大征税权,不能加重纳税人的负担。根据消极作用原则,我国税务机关和法院在适用税收协定时,应注意税收协定的适用顺序。     

宪法税条款及其在我国的完善

租税国家下,宪法税条款的规定有利于税目的的实现和正当性的维持,有利于税权的合理配置,有利于推动国家的宪政进程.通过对诸国宪法的考察,可以得出人类宪政和税制文明的共同经验之一就是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关于税的条款.具体包括:税立法的民主性条款、禁止性税条款、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法定主义、征税目的和税权划分等条款.针对我国宪法税条款的缺失.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对其加以完善:明确税的立法权属于人民的代议机关--人大;设立禁止性的税条款;增加税权划分条款;肯认税收司法权;明确纳税人权利.     

保险税理论与实践研究——基于税法的视角

保险税制对保险业的健康发展和保险功能作用的有效发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化,市场经济体系日趋完善的背景下,将保险税制改革纳入保险业发展规划蓝图中符合各个主体的利益。本文从法学的角度,在分析我国保险税法规范现状的基础上,探索保险税的法理学原理并试图找到税法对保险业的激励途径。     

新个税法模式下的劳动者权益探究

"公平"是税收环节开展与劳动关系平衡的交叉范畴,依附于人身属性以获取财产性利益的劳动者在个人所得税缴纳中占主体地位,工资薪金所得更是个人所得税的丰厚税源。新个税法由"分类税制"向"分类-综合并行二税制"模式转变,以实现对横向税负公平与纵向税负适度的保障,通过劳动性所得综合征税设置、综合所得税率调整、费用扣除标准设计三个主要方面调节劳动者权益杠杆,影射出对公民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追求。新个税改革无论在个税税制模式上抑或是税率级距设置上无不体现着对中低收入群体的福利关怀。     

税收调控房地产的正当性及其必要限度——房产税改革试点的税法原则反思

法律是秩序与正义的综合体,房产税改革试点的合法性评价,既要关注相关制度的形式结构,即形式合法性问题,也要关注相关制度的正义价值,即实质正当性问题。就正当性而言,开征房产税是要逐渐地、持续地纠正住房市场化改革以来住房分配中效率与公平的失衡,体现分配正义;就形式结构而言,房产税改革必须遵循法治原则。而高房价盛行和收入差距扩大化背景下的沪渝两市房产税改革试点被赋予了过多的社会功能,有违税收法定原则;以户籍界分征收对象与减免标准有违税收公平原则;以房产交易价格为计税依据使税收适度原则难以落实。房产税改革应当回归税收法治轨道,以确保政府恪守其调控权运行的必要限度,保护纳税人权利,防止过高税收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我国应对数字服务税的内在困境与破解之道

实体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换,突破了传统税收征管实体联结度规则"壁垒"。税法领域的相关法律缺失,已不能有效解决数字经济时代线上线下税收不公的法律问题。面对数字服务领域的税收问题,世界各国采取的办法或是开征数字服务税,或是修改国内法律,又或是等待国际统一规则的制定。开征数字税的国家在纳税起征条件、税率、征税对象、"安全港"条文的豁免条款等方面存在差异,我国在应对"数字资产"所有者确定、运营商与客户之间的"互益行为"、无形资产估值等方面存在困境。面对数字税的开征,我国应从现实考量出发,转变传统实体"源头税收"观念、强化数据信息机制在税收征管领域的应用,并以国际协作的方式来应对这场数字税收领域的革命性变化。     

税法总则立法的基本问题探讨——兼论《税法典》编纂

当前我国税收立法正在加快推进,单行税法有望近几年全面完成立法。制定单行税法只是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第一步,为了发挥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和保障性作用,呼应《民法典》的编纂实施,提高税收法律的体系化和科学化,实现税收治理法治化,有必要尽快制定对单行税法起统领作用的税法总则,并在此基础上编纂《税法典》。税法总则是税收领域的基本法、总则法、平衡法和总则编,应当处理好与《宪法》、财政法、行政法总则、《民法典》和《税收征管法》等法律的协调关系,以法律关系为主线确定立法架构,着力破解税收领域的基础性法律难题。要按照"两步走"的思路,汇聚万众智慧,吸纳中外法典精华,努力编纂一部展现我国智慧、体现时代特征、在国际上具有示范效应的《税法典》。     

向数字巨头征税的新税制之三种制度安排——比较法视野下的分析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从前制定的税收原则已经不再适用,税基被侵蚀已经是各国之间的共识。事实上,国与国之间争夺的只是征税权,以便获得更高的税收收入。例如法国、英国强调用户所在地创造的价值,实际上是为了把税收留在境内,而美国对此政策的不满也反映了这样的政策会对其造成收入流失。于是各国纷纷推出诸如"补丁型"税制、"实质认定型"税制、以及"中性"税制,等等,来应对这一情况。我国作为同时具有生产及消费两大特性的国家,必然需要设计一套完善、公平及高效的针对数字经济的税收解决方案,目前虽未有任何国家对此问题做出较为有效的应对,但他们对此做出的尝试和获得的经验无疑是值得我国关注的。     

多源流理论框架下消费税重大调整的动因与时机研究

借助多源流理论框架对中国消费税历次重大调整的动力因素与触发时机进行分析后发现,消费税重大调整过程中受到鲜明的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的推动,其中因问题紧迫度、政策清晰度、政治聚焦度的不同,呈现出多样性的动力因素组合与差异化的政策变迁触发时机。作为以公共政策理论讨论税收政策变迁的尝试,对消费税重大调整的多源流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税收政策"应然"与"实然"状态间政策过程研究的不足。为顺利推进包括消费税在内的财税改革,不仅应关注问题、政策、政治三个方面动力因素,还要抢抓变迁时机与积极营造外部条件,更应鼓励财税政策企业家的主观能动性。     

应税消费品的界定、识别与调整——基于法律、技术与政治互动的税收逻辑

当前,我国消费税制改革与立法一体化工作的关键问题在于应税消费品的法治选择,该过程表现为立法框定、技术识别与政治调整的互动逻辑。在立法层面,针对现有应税消费品概念的语义抽象性,有必要在分析选择课税理论、梳理历史变迁的基础上,完成应税消费品概念的法律化和内涵化;在技术层面,基于典型税案中所暴露出的问题,应从形式和实质维度强化法律规则与技术标准的衔接;在政治层面,应从税制改革与税收法定的协调性、功能明晰与税目重构的关联性、选择课税与政治决策的程序化方面着力。     

税收执法说理制度的实证考察与理论阐释——基于88份税务行政裁判文书的分析

国家税务总局在《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税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建立税收执法说理制度,这一制度是约束税收行政裁量权、切实保护纳税人权利的有力举措。本文以88份税收执法说理争议裁判文书为分析对象,从案由、争议类型、争议内容及裁判结果等方面对我国税收执法说理制度运行状况展开考察。实践表明,目前税收执法说理制度的实施效果欠佳,存在没有说理、说理不充分、说理不当等现象,亟待治理。从规范层面来看,现行税收执法说理制度存在着法律性质不清、说理规则不明、说理责任缺失等不足,应当从法律上明确税收执法主体的说理义务,从说理对象、说理形式、说理内容、说理标准等方面系统构建说理规则,建立说理责任机制,确保税收执法说理制度的良性实施。     

论逆向避税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不断提高 ,国际避税问题也日趋严重。如何防范国际避税已为各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所重视 ,并成为国际税法中的一项核心问题。在本文中 ,笔者将探讨逆向避税———一种广泛存在于中国国内涉外企业中的国际避税行为。本文首先界定逆向避税的概念 ;其次分析逆向避税的动机和手段 ,并指出逆向避税造成的严重危害 ;最后结合我国税法实际构思相应对策税制及其它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