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与企业员工收入——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例

进口企业的职工工资直接关系到企业员工的民生福祉和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稳定性。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就进口贸易对企业职工收入的影响进行深入考察,结果表明:(1)进口有利于提高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不过这种正向的“工资提升”效应在长期不具有持续性。(2)中介效应检验表明,进口通过竞争效应和激励效应作用于企业的工资水平。进一步使用倍差法、工具变量法等的估计结果也证实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3)进口对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因企业所有制、是否出口、进口产品类型以及进口来源国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4)引入劳动收入份额的分析表明,进口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具体地,进口的“生产率提升效应”影响超过了“工资提升效应”影响。     

企业金融化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本文从企业金融化的角度解释了上市公司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虽然基准结果显示,企业金融化能够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但基于欧拉方程分解和中介变量法的验证发现,企业金融化一方面对工资水平产生正向溢出并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即表现出“盈利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企业金融化却会抑制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改进,客观上造成劳动要素在生产中的地位上升进而带来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即表现出“技术抑制”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高管的劳动收入份额获益幅度小于普通员工(私营企业中更明显),说明经典的“委托-代理”框架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企业的金融化行为;与此同时,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和金融市场收益率具有强相关性,表明企业金融化的动力来自金融市场的收益激励。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企业金融化是企业在金融市场超额收益时期的“理性选择”,伴随金融市场回归并运行在合理区间,企业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不仅不可持续,而且会对劳动生产率产生持续损害,借助趋利性的企业金融化来获得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无异于“饮鸩止渴”。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我国进一步深化金融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金融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提供有益参考。     

企业并购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吗？

本文基于2007—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并购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并购显著促进了上市公司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从影响机制来看,并购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融资成本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重要作用。进一步研究得出,在非国有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并购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更为强烈。拓展性分析发现,并购显著提升了雇员的劳动收入水平,且使得公司高管与雇员之间的劳动收入差距缩小。本研究为并购服务实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路径的构建提供了借鉴,对于如何通过并购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实现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的目标提供了有益启示。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分阶段推行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负面清单制度对上市公司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机制分析表明,该制度通过优化企业要素组成和提高劳动要素分配发挥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以及处于进入壁垒较低、营商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效应更为明显,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最终还有助于改善企业经营绩效和投资效率。本文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视角验证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政策效应,为深化“放管服”改革、完善收入分配机制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以劳动收入份额作为衡量企业收入分配的指标，利用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抑制作用在非国企、服务业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产生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效应、市场垄断效应以及内部控制强化效应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可见，企业数字化转型难以兼顾“效率”与“公平”，需优化再分配机制，避免因经济绩效的改善而导致收入分配恶化。     

企业金融化改变劳动收入份额了吗？

企业作为初次分配的微观主体，其经营决策直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因此企业金融化行为或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利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2021年样本数据，实证分析企业金融化对于劳动收入份额带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该结论经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不同属性企业的金融化行为对其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果不同。通过嵌入市场化程度和管理者能力的调节效应检验发现，市场化程度发挥了抑制调节效应，即削弱了企业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而管理者能力则发挥了催化调节效应，即强化了企业金融化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基于此，应全面、客观地认识企业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根据非金融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实际情况，引导企业持续优化资源配置，实现高质量发展。     

融资约束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吗?——基于世界银行提供的中国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考察了融资约束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首先基于文献提出了一个假说,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通过信贷获得流动资本的能力受到限制,它们倾向于减少劳动雇用或降低工资水平,从而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负面影响。通过对世界银行提供的中国企业数据进行系统GMM估计和稳健性分析,我们找到了这一命题的支持性证据:私人企业的负债资产比(融资约束的代理变量)与劳动收入份额显著负相关,而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则没有类似的结论。出现这一差异的关键原因是,在中国,只有私人企业面临着融资约束的困扰。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基于融资约束视角

随着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推进，将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此，采用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基于文本分析方法衡量上市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这种影响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在高内部治理水平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以及中小规模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于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会计信息可比性与劳动收入份额北大核心

利用2006-2019年沪深A股数据,本文考察了会计信息可比性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增强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表明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有助于员工更好地分享企业的发展成果。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1)降低资本成本及增大自主研发强度是会计信息可比性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两大作用路径;(2)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增强主要提高了普通雇员的劳动收入份额,对高管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不显著;(3)会计信息可比性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存在一定异质性,当企业自身融资约束程度较高、信息透明度较低,或可比公司的会计盈余质量较强时,会计信息可比性与劳动收入份额的正相关关系更强;(4)会计信息可比性通过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了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劳动生产率、价值转形、利润率平均化等理论,本文构建了衡量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指标,实证地检验国有独资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否提升其劳动生产率水平.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显著促进了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并且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加,国有资本保留企业控制权的改革效果优于非国有资本取得企业控制权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显著提升了国有资本控股企业的人均工资水平,但对非国有资本控股企业人均工资的影响不显著.此外,混合所有制改革对非国有资本控股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抑制效应但对国有控股企业的影响不显著.最后,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资本控股和非国有资本控股企业的利润率皆存在提升作用.在理论和实证研究基础上,本文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最低工资与企业创新

本文考察了最低工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通过相邻样本分析、双重差分策略以及其他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发现,结论基本稳健。最低工资改善了企业的物质资本,降低了低技能工人就业,提高了高技能工人就业,促进了企业人力资本优化,从而为企业创新提供了硬件和软件条件。企业实现创新的方式有自创和引进技术两种,最低工资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改善了企业的要素结构和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发现,最低工资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平均工资较低的企业、行业竞争激烈的企业以及高市场化地区企业的创新影响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政策具有促进企业创新升级的作用,这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目标相一致。     

最低工资与企业创新

本文考察了最低工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通过相邻样本分析、双重差分策略以及其他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发现,结论基本稳健。最低工资改善了企业的物质资本,降低了低技能工人就业,提高了高技能工人就业,促进了企业人力资本优化,从而为企业创新提供了硬件和软件条件。企业实现创新的方式有自创和引进技术两种,最低工资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改善了企业的要素结构和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发现,最低工资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平均工资较低的企业、行业竞争激烈的企业以及高市场化地区企业的创新影响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政策具有促进企业创新升级的作用,这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目标相一致。     

秘密握手协议、生产率传递与工资的规模溢价

头部企业为什么能打破市场均衡而将生产率优势转化为工资租？理论分析表明,市场份额越大,雇主与雇员之间越易达成“秘密握手协议”,即通过联合来操纵劳动供给,以抬高人均生产率并进行分割。在这一过程中,员工分割比例虽有所下降,但不足以抵消人均生产率上升的影响,进而产生工资租。以上市公司为例,市场份额位于前10%的头部企业,人均生产率对工资的传递力度仅比市场份额位于中位值附近的企业低4%,但人均生产率却高出40%以上,直接导致了较高的工资优势。进一步借鉴Blanchard and Summers(1986)的方法进行检验,发现头部企业确实存在更明显的“合谋”迹象,程度比中位值附近的企业高出近一倍。“秘密握手协议”的本质是通过限制劳动力流动阻碍工资均等化,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仅要反产品市场垄断,也要防范不合理攫取生产率红利的行为。     

共同富裕、贸易开放与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

本文利用2002-2018年期间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贸易开放对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从整体上来看,贸易开放显著促进了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经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这一结论是成立的。(2)贸易开放主要通过促进子代教育、职业向上流动显著提高代际收入流动,但通过激励企业创新、提高子代个人努力程度的两个机制作用不显著。(3)贸易开放显著提高了男性子代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对女性子代的影响不显著,与此同时,还具有明显的“弱势群体”特点,显著提高了受教育水平较低子代、低收入家庭子代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有助于这类子代跳出“代际低收入传承陷阱”。本文研究提示贸易开放提高了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在继续提高贸易开放水平的同时,应进一步重视提高低收入家庭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关注女性子代的收入问题。     

企业出口与工资差距——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

从世界银行企业投资调查数据中可以发现,中国出口企业内部的工资差距高于非出口企业。由于处在生产技术结构与所在地区比较优势更为接近的行业中的企业,在没有保护和补贴的情况下具有自生能力,能够获得较高的剩余,所以这类企业在开放竞争的条件下资本积累速度更快,在资本技术互补的假设下,增加了对更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出口对企业内高级管理者与中层管理者及普通员工的工资收入差距具有正向影响,当产业的资本劳动比与整个制造业的资本劳动比越接近时,出口对企业内收入差距的影响越大。     

Terms of Trade, Tariffs, and Labor Market Adjus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three-goods model (importables, exportables, and nontradables)is used to analyze labor market adjustment to changes in theterms of trade and import tariffs for a small, open economy.First, a three-goods, four-factor model (labor, and capitalspecific to each sector) is developed and used to investigatehow an exogenously generated change in a country's terms oftrade affects labor allocation and wages in the short run. Next,a more traditional three-goods, two-factor model is used toexamine the effects in the long run. The analysis is carriedout under alternative assumptions regarding wage flexibility:full flexibility, economy-wide real wage rigidity, and sector-specificreal wage rigidity.     

企业所得税的劳动需求效应--基于中国工业企业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利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221万条企业面板数据,采取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考察了企业所得税对企业劳动需求的影响。在基于生产函数推导出企业所得税对企业劳动需求的影响机理后,以企业职工人数和企业所得税有效税率等变量构建回归模型,用工具变量集解决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表明,降低企业所得税有效税率会增加企业劳动需求,尤其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劳动需求影响最大。因此,为了促进就业,应进一步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并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给予特别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待遇。     

The impact of real exchange rate shocks on manufacturing workers: An autopsy from the MORG

We study the impact of large real exchange rate shocks on workers in sectors initially more exposed to international trade using the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s (CPS) Merged Outgoing Rotation Group (MORG) from 1979 to 2010 combined with new annual measures of imported inputs, a proxy for offshoring. We find that in periods when US relative prices are high, and imports surge relative to exports, workers in sectors with greater initial exposure to international trade were more likely to be unemployed or exit the labor force a year later, but did not experience significant declines in wages conditional on being employed. Contrary to the usual narrative, we find negative wage effects for higher-wage, but not lower-wage workers, particularly for those who are less-educated.     

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研究

资本劳动比的提高对企业发展、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02—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283个地级市统计数据,探讨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制造业企业资本劳动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平均而言,最低工资标准每提升10%,企业资本劳动比将提高2%,该结果在工具变量回归、双重差分法等多项稳健性检验下均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会使企业增加资本投入和减少劳动力雇佣,这一结论为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力的事实提供了直接证据。异质性分析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主要集中于非国有企业、较低工资水平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企业生产率和盈利能力显著提高,从而佐证了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力的积极效应。本文的研究为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制度,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经验依据与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