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稳”“紧”搭配的宏观调控政策

为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200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08年“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这一“稳”一“紧”的宏观调控政策,是中央基于对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做出的。如何贯彻落实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是广大理论工作者和经济工作者面对的重大研究课题。     

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继续实施用好稳健货币政策

要按照稳中求进的要求,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继续实施和用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强政策针对性,统筹考虑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     

点评新年中国货币政策

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分工。其中,财政政策的目标被定位在经济增长、结构调整、调节收入分配三个方面:而货币政策目标则是稳定币值、保持总量平衡、维护金融稳定、防范系统性风险,“稳定”是首要取向。这表明,和过去同时强调“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的目标不同,今后的货币政策目标将更多地强调币值稳定。这是央行根据我     

宏观经济政策的权衡:防通胀与扩内需

面对物价不断上涨压力,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我国要在2011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由"宽松"回归"稳健",表明了政府"防通胀"的宏观调控决策。然而,从根本上说,我国经济生活中突出的矛盾还是总需求不足,"扩内需"是今后很长时间内宏观调控最重要的核心任务。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两大支柱工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目标呈现多元化趋势,需要在"防通胀"和"扩内需"之间进行权衡,以促进经济的持续平稳发展。     

经济“新常态”下该如何进行宏观调控 ——基于三部门无限期生存模型的理论分析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增长动力不足,传统的需求刺激政策失效,经济发展出现新的特征,对我国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在“新常态”特征事实的分析基础上,构建包含金融机构的三部门模型,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别对产出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模型引入税率、利率以及货币数量增长率等指标,分析指标变化对社会产出的影响。在事实分析和理论分析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一是注重供给管理,弱化需求管理在政府宏观调控中的地位;二是应实施减税的财政政策和降息的货币政策以应对“新常态”下宏观经济失衡;三是在全局性宏观调控的同时进行定向调控,通过定向降息以及定向税收减免的政策推动产业结构优化。     

“稳健”就是让货币政策回归常态

2011年．中国在经济政策上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这意味着从2008年起实施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正式转向“稳健”。     

防风险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动态协调效应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同时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也是新时代我国三大攻坚战之一。本文提出经济风险的特征表现为时间维度风险的积累和横截面维度风险的传染，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在解决内部失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协调中尤为重要，本文从理论层面分析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配合机制，并以防范经济宽幅波动为目标，选择相应政策工具变量，运用带有随机波动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TVP-VAR-SV）分析了我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防风险协调效应，结果表明其协调配合对经济稳定作用明显，在短期、中期、长期降低经济波动性的水平分别约为0.19%、0.05%、0.03%，本文也发现不关注债务稳定性的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济波动。     

稳字当头优化宏观杠杆率结构

<正>未来一段时期,我们应该阶段性抬升宏观杠杆率,加快经济复苏进程,主动优化债务结构,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稳字当头应对“三重压力”,恢复市场需求、减弱供给冲击、提振市场主体信心是当务之急。这意味着要加大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宏观杠杆率或将步入上行周期。为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动态平衡,我们需要在债务规模扩张过程中主动优化杠杆率结构,对稳增长起到更有效的支撑作用。     

宏观政策推动经济“稳”与“进”

<正>需要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提升积极财政政策的效能,加大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力度,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2022年中国经济稳字当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和诸多风险挑战,2021年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国民经济持续稳定恢复,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主要目标任务较好完成,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出新步伐,“十四五”实现了良好开局。2022年1～2月份,随着稳增长政策发力,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加大,国民经济持续恢复,     

货币政策能够兼顾稳增长与防风险吗？——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为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需平衡好稳增长、调结构和防风险三者间的关系。在此背景下,本文在两部门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异质性抵押约束,探讨货币政策如何兼顾稳增长和防风险,进而促进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本文模拟结果显示:(1)降低利率和强化国企抵押约束可促进稳增长与稳杠杆。推动国企贷款利率趋于市场水平并降低非国企贷款成本,积极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将增进其政策效果;(2)2008-2016年宏观杠杆率上升主要与国企抵押约束过松有关,2017年后利率对宏观杠杆率的调控增强;(3)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下,货币政策盯住宏观杠杆率,并根据政策目标和经济背景适时调整利率与杠杆率的内生关系,能够优化货币政策效果。对于降低利率和强化国企抵押约束的政策组合,根据宏观杠杆率的变化同向调整利率水平有利于经济稳步增长和宏观杠杆率趋稳。     

货币、财政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搭配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多部门和多元宏观政策的DSGE模型,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最优反应规则及其协调组合问题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显示:(1)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货币政策可继续盯住通胀和产出的稳定,政府支出和税收政策可分别重点盯住产出稳定和债务稳定,而宏观审慎政策则可重点关注以信贷利差和信贷波动为代表的关键金融变量;(2)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通过合理的搭配和组合使用,能比任何单一政策工具都具有更好的经济金融稳定效应;反之,政策之间的不协调将显著削弱彼此的调控效应,加大经济和金融波动,从而导致显著的社会福利损失;(3)从多种政策协调搭配产生“合力”的内在机制来看,财政政策主要通过增加对产出、通胀、就业和债务等变量的稳定效应,对货币政策产生额外助力,而宏观审慎政策则主要通过稳定金融体系和降低金融风险对货币政策产生助力。上述结论表明,在多种经济金融政策并存的情况下,基于良好设定的政策规则,同时加强政策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是确保多元政策产生积极合力的重要基础。     

总量型和结构型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与搭配——基于结构性去杠杆视角下的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34类工业行业的年度数据,识别信贷配置偏向特征对结构性杠杆的影响,以及货币政策应对效应的特征事实:信贷偏向的存在导致不同产权性质企业杠杆变化呈现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所产生的结构性杠杆现象因经济周期不同阶段而异,传统总量型货币政策工具难以有效解决结构性杠杆问题。为更深入理解这一现象以及结构性去杠杆下货币政策最优选择问题,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同时包含信贷配置偏向特征、企业杠杆结构变化特征、总量型与结构型货币政策工具影响特征的DSGE模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总量型货币政策数量工具的宽松操作可以有效应对技术冲击下结构性杠杆问题;总量型工具紧缩资金供给,结合结构型工具定向紧缩,是应对成本推动冲击下结构性高杠杆问题的较好选择;当经济面临风险冲击下结构性杠杆和经济下行并存问题时,需要结构型货币政策数量工具和价格工具同时操作,紧缩国企贷款,同时降低民企融资成本。     

混频数据信息下的时变货币政策传导行为研究——基于混频TVP-FAVAR模型

现实经济环境中,货币政策操作受到金融市场及宏观经济信息的共同影响.如何基于混频大数据信息分析货币政策行为机制是需解决的现实问题.为此,本文提出一种混频时变参数因子增广向量自回归(MF-TVP-FAVAR)模型.基于宏观经济及金融市场等多维度混频数据信息的实证结果表明:首先,MF-TVP-FAVAR模型在宏观金融混频数据中提取的金融形势指数(FCI)能较好地表征宏观经济先行趋势,为货币政策的制定提供前瞻性信息.其次,混频TVP-FAVAR模型可以捕捉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传导的高频时变特征.与货币供应量相比,利率传导对产出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利率传导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愈发畅通,而信贷传导机制因财政政策搭配等问题日渐受阻.再次,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受到经济周期影响,无论产出效应还是价格效应,经济上行时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都比经济衰退时期更加通畅.价格型和数量型传导机制在经济下行时的作用效果均会减弱,但数量型货币政策更易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最后,货币政策对FCI的冲击响应具有时变性,说明金融市场信息冲击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具有结构性的动态影响.货币当局制定尤其是微调货币政策时应及时评估金融市场信息冲击的影响.     

创新内含碳中和目标的结构性货币政策

2020年9月,我国提出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宣示了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战略。在实现碳中和目标过程中,货币政策起着极其重要的金融稳定、风险防控、融资引导作用,也将在其间经历相应调整。本文归纳总结了目前国内外对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理论探讨和政策实践,分析了构建与碳中和一致的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必要性,提出在碳中和目标下货币政策应采取更为积极的立场主动促进经济低碳转型,走向包含碳中和目标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本文同时讨论了构建与碳中和一致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框架面临的理论和政策挑战,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美国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困境与出路

本文分析了美国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局限和困境,并探讨了其政策出路。本文突破了财政政策对私有部门挤出效应的传统分析方法,采用宽松货币和财政政策的交互作用,从更广泛视角分析政府政策的挤出效应;以个人和企业资产负债表在不同时期的状态及调整为框架,并突破货币政策分析将利息作为负债成本的传统方法,将利息也作为资产收益评估政策效果;运用这一框架,并采用"核心GDP"作为经济增长质量和可持续性的指标,分析美国最近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局限和出路。     

基于宏观资产负债表的居民债务问题及其风险研究

本文从宏观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出发,对比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居民债务演变,有效度量中国居民部门的债务杠杆水平。通过宏观部门经济间的关联,构造基于存量-流量一致的部门结构化均衡模型,剖析居民部门债务风险的传导机制,分析货币、财政和地产政策在居民债务风险防范中的作用。结果表明:中国居民部门金融资产负债率和偿债比例偏高,偿债压力逐步加大。但适中的资产负债率和较高的潜在经济增速为我国居民部门债务风险的化解提供了足够的空间。紧缩性货币政策有利于居民部门去杠杆化,但由此引发的消费减速和经济下行将导致企业和政府部门债务攀升;减税较政府直接支出更能激发消费内需、降低居民和企业债务杠杆,同时,长期经济的好转利于政府债务风险稳定。紧缩性地产政策虽然有助于长期经济结构的调整,但需防范短期经济下滑。     

“双支柱”调控、政策协调搭配与宏观稳定效应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金融部门和“双支柱”调控政策的DSGE模型,系统考察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组合在不同经济金融冲击下的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效应。相关分析得出了三个基本结论:一是纳入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确实比单一使用货币政策具有相对更好的经济和金融稳定效应;二是“双支柱”调控框架在应对金融冲击时的稳定效应表现得更加明显,这说明宏观审慎政策确实是通过金融稳定渠道发挥作用的,从而与货币政策侧重实体经济(产出和通胀)的稳定效应形成了有效互补;三是不论是在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工具下,还是在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工具下,“双支柱”调控框架都较单一使用货币政策具有更好的经济金融稳定效应,这说明“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有效性不依赖于货币政策工具的改变而改变,在具体的政策工具组合方面具有较为普遍的适用性。     

货币政策和银行风险承担：一种非线性关系

宽松的货币政策会通过估值、收入和现金流机制,追逐收益机制以及中央银行沟通和反应机制等渠道增加银行风险承担,通过风险转移机制降低银行风险承担,从而导致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可能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本文使用面板阈值模型,基于我国银行业数据研究了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门限效应,即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取决于货币政策基准利率偏离泰勒规则利率的程度。当这种偏离小于门限值时,宽松货币政策会增加银行风险承担;当这种偏离大于门限值时,宽松货币政策会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本文研究对更好地理解我国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及金融稳定的影响有一定参考意义。     

货币政策能够兼顾“稳增长”与“稳杠杆”双重目标吗？——基于不同杠杆环境的比较

在经济发展新阶段,货币政策如何更好地兼顾“稳增长”与“稳杠杆”双重目标是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含有高杠杆特征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进行理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利用状态依存的局部投影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正常时期与高杠杆时期货币政策效果显著不同。正常时期,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宽松货币政策冲击能够较好地促进经济扩张并保证宏观杠杆率稳定,从而兼顾“稳增长”与“稳杠杆”。在高杠杆时期,宽松货币政策的“稳增长”效果显著弱于正常时期,而且还会推高宏观杠杆率,从而也难以实现“稳杠杆”目标。原因在于,高杠杆下更多的负债主体因偿债压力陷入“借新还旧”状态中,阻塞了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降低了政策调控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