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预算执行偏离问题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必须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改革目标。而预算是财政的基石,地方政府预算执行偏离度过大反映了政府预算管理的软约束。为建立现代预算制度,必须摸清预算执行的偏离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本文从政府预算资金运行过程出发,以湖南省公共预算收支数据为样本,从预算、决算和国库收支三个维度进行比对,对地方政府预算收支偏离概况、结构进行了分析,发现预算收入质量偏低、专项转移支付超支严重、年末"突击花钱"成为"惯例"等现象,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非税收入扩大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研究

本文剖析政府为保障非税收入中的租金型收入和利润型收入所做的制度安排及制度后果,认为非税收入会推动收入分配差距,恶化分配状况。而且这种差距深刻而不可逆,是无法通过加强人力资本投资等常规手段消弭的。因此建议改革财政收入结构,保证利润型收入,降低租金型收入比重,转变政府筹资模式,向现代税收型制度转变。提出转变土地财政模式,由向增量土地要收入向从存量土地要收入的方式转变;强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提高国企利润上缴比例;加快地方税体系建设,降低地方财政对非税收入的依赖。     

新《预算法》能够降低地方政府预决算偏离度吗?——来自四川省市州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

预算法是约束政府收支行为的基本制度规范。本文利用2015年新《预算法》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构建了"类政策实验"的强度DID模型。运用四川省21个市州2008-2018年的预决算数据,评估了新《预算法》对地方政府预决算偏离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新《预算法》的实施降低了地方政府收支预决算偏离度。机制检验发现,新《预算法》通过增强收入预算编制的科学性,降低了收入预决算偏离度;通过强化预算执行约束,降低了支出预决算偏离度。本研究不仅丰富了预算研究文献,而且对今后的预算改革及建立现代预算制度具有重要启示。     

唐代财政监督制度及其启示

正唐代财政收支制度实行"以入制出"原则,重视预算制度。"每一岁一造计账,三年一造户籍",这种制度使得唐中央政府能够对财政收入有大致的估计(即财政收入预算),然后根据预算收入安排财政支出,在此基础上形成全年的财政预算。唐代预算制度比较复杂,每年都要制定预算,而且县级预算要报州级政府,州级政府汇总制中央政府层面。这么繁重的预算工作量,使得唐之前各代实行的由丞相或御史兼理财政监督及批复工作,成为不可能。所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唐代统治者非常重视财政     

"租费替代"、地方财政压力与企业非税负担

本文基于2008-2015年地级市和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利用房地产限购政策,研究了"租费替代"关系下土地出让收入冲击对企业非税负担的影响.结果显示:房地产限购会显著降低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增大地方财政压力,导致地方政府非税收入和企业实际非税负担上升,房地产限购政策带来了"租费替代"效应.并且,随着限购政策的实施,限购对企业非税负担的正向影响会持续存在.限购政策实施越严格,企业非税负担上升越明显.本文的研究为从土地财政角度理解中国企业的非税负担提供了新的视角,也表明在房地产调控背景下要真正实现为企业降费必须充分考虑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理顺央地财政关系是确保减税降费政策落地的关键.     

中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基于E29的财政反应函数

基于一般均衡条件下的代际预算约束模型,本文选取时间跨度为2000-2014年的29个新兴经济体国家的面板数据,检验新兴经济体的财政反应函数,在此基础上,测算中国政府债务的上限。结果表明,政府负债率理论上限为130.50%,历年实际负债率上限处于84.81%-93.04%之间,就实际负债率而言,政府债务具有可持续性,且可持续的空间较大。本文进一步设计压力情景,研究宏观经济环境变动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影响发现,利率的变动与负债率上限呈反向关系;经济增长率的变动与负债率上限变动存在正向关系;负债率的上限随经济规模对稳态值的正向偏离程度的减小而降低,随经济规模对稳态值的负向偏离程度的减小而提高;负债率上限随财政支出对稳态值正向偏离的增大而下降,随财政支出对稳态值的负向偏离上升而增加。总的来说,中国政府债务是可持续的,压力测试的结果也较为乐观,但影响债务可持续的风险依然存在。     

税收分成变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研究

税收分成是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内容，对包括环境污染在内的诸多社会经济活动都有着关键性的影响。利用1994～2016年中国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实验来检验增值税分成变化对地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税收分成变化导致的地方财政压力会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能够降低环境污染水平；通过机制分析可见，地方政府可能选择产业结构转型、绿色技术创新等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降低地方环境污染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绿色发展阶段和财政自给能力较高的样本，税收分成变化对环境污染的抑制性作用更为显著。     

现代财政制度的构建与地方积极性的发挥

现代财政制度包括税负公平、调节有度的税收制度体系,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这三者与地方积极性的发挥可以喻为“做大蛋糕”“分好蛋糕”“避免抢蛋糕”的关系.然而,在现行的财政制度下,中央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仍然不够明晰,地方财政自给度相对较低,转移支付与预算制度欠规范,影响了地方积极性的有效发挥.应对照现代财政制度的要求,总结基本公共服务、医疗卫生领域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分配经验并适时上升至立法高度,加快消费税下划地方步伐,加强政府性基金预算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并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的力度,适当缩减专项转移支付品类与金额并对预算的全过程进行管理.此外,加强对省级以下政府在财事权分配制度上的检查,督促省级以下政府出台与完善政府间财事权分配具体方案,为发挥地方积极性与创造力奠定物质基础与经济条件.     

全面规范非税收入管理 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正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十八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强调,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那么,现代财政制度与全口径预算管理有何必然联系?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要将包括非税收入在内的所有政府收入纳入预算体系,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不让非税收入成为预算监督的"制度性漏洞"。可见,全口径预算管理的重点在于非税收入。湖南作为率先在全国探索和推行非税收入管理工作的省份,能否在全口径预算管理方面有所突破?这是各级     

财政压力提高了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吗?

以中国2009-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讨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对其财政汲取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整体上,过高的财政压力显著抑制了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的提升;财政压力能通过税源流失、转移支付依赖等方式在有效性和规范性层面抑制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的提升,在与政府竞争的共同作用下还会降低政府财政努力动机;财政压力对财政汲取能力的抑制效应在不同地区和不同财政分权程度下具有显著异质性。     

分税与地方财政支出结构

本文研究了税收分成对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理论分析发现,在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竞争中,税收分成比例的提高将直接导致地方政府增加生产性公共支出,发挥生产性支出的产出外部性,提高产出水平和自身税收收入水平,实现福利最大化。一系列经验分析显著地验证了上述结论,即当地级市政府的税收分成率提高10%,该地区生产性支出占比将提高1.39%。本文的分析和结论有助于解释中国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变动的原因,从而为政府间税收分配改革提供有效的政策建议。     

深化财政改革应保持收支同步推进

财政的分配职能主要是通过财政的收入与支出来实现的。对任何国家的政府而言，财政收支平衡应该是其财政的最高目标。尽管凯恩斯以后，有些国家政府实行以赤字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扩大需求、实现就业。但是，如果一国政府的财政赤字过大、收支难以平衡的话，那么国民对政府调控经济，发挥其职能作用的信任程度就将大打折扣。在我国，财政收支管理的“越位”与“缺位”问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收入地出两条线的管理也显得极不协调，需要及时地进行改革。     

财政收支运行差异对宏观税负的影响

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在时间进度、增长率和规模等方面均存在差异,财政收支差异加重了宏观税负水平。改革预算管理制度,加大财政收支管理与监督力度,有效控制财政平衡关系,增强财政收支的协调性,并在财政可承受范围内,探索有效的结构性减税措施,有助于降低宏观税负水平。     

我国直接融资对财政收入增长效应之初探

对我国近年直接融资和财政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和研究.将国内关于财政收入增长原因的研究成果归纳为"94税改"、经济发展、居民收入增长、经济运行等几个方面,并在此基础上用直接融资数据、企业财务数据和宏观财政数据对直接融资和财政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探讨.结果表明,我国近年来直接融资对财政收入具有明显的增长效应,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2006、2007以及2008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现象.     

对非税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比例过高格局的观察与思考

非税收入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组成部分,对支持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通过对大连市非税收入规模和结构分析发现,大连市非税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比例超过50％,土地出让收入占非税收入比例七成左右,而且此种现象在沈阳、宁波、青岛等与大连经济发展情况相似的城市具有一定普遍性。非税收入占比过高的财政收入格局影响了财政收入质量,不利于地方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亟需从构建科学的税收制度体系、理顺政府收入分配秩序、规范政府筹资行为等深层次体制改革等方面人手进行深层次改革。     

泛珠九省区财政收支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财政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研究财政收支及平衡对于国家制定合适的财政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对泛珠九省区的财政收入、支出和财政平衡进行比较分析，了解泛珠九省区之间财政收支结构异同及存在的问题，探讨合理构建各省区财政收支结构的措施和途径。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财政经济的影响及其应对之策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对我国财政经济造成重大冲击。本文基于当前疫情发展信息,初步评估其对2020年财政收支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将导致2020年财政减收增支在1.2—1.7万亿元之间,做好今年的财政平衡工作“压力山大”。因此本文提出,要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赤字债务“三管齐下”、多措并举,一方面调整支出结构,提高赤字率和债务规模,另一方面积极挖掘收入侧的潜力,提高财政部门对于政府收入的统筹安排能力,努力谋求2020年财政收支基本平衡,全力支持国民经济实现“六稳”,保持经济社会稳定。     

Revenue Sharing versus Expenditure Sharing in a Federal System

Problems of intergovernmental policy coordination can take many forms and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with continuing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is paper we focus on the fiscal competition problem where the non-cooperative choice of taxes and transfers among governments typically leads to a suboptimal outcome. We look at the effect of two widely used corrective policies: revenue sharing and expenditure sharing (or intergovernmental matching grants). Our main result is that these two corrective policies have opposite effects depending on the form of competition between governments, namely whether governments compete in taxes or expenditures. More precisely, for any form of competition, revenue sharing is desirable exactly when expenditure sharing is not and vice versa. The implication is that the choice of the optimal corrective policy requires a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the underlying non-cooperative behavior among governments. Our second main result is that neither revenue sharing or expenditure sharing can be sustained as a Nash equilibrium among governments, although all governments would benefit from one of these two corrective policies. Central intervention is therefore inevitable unless governments can pre-commit to the optimal corrective policy before setting their fiscal policies.     

政府财政激励、税收征管动机与企业盈余管理——以财政"省直管县"改革为自然实验的研究

政府对企业利润享有征税权,事实上是几乎所有企业的最大的中小股东,因此有动机对企业进行严格的税收征管,进而影响公司治理。本文以1998-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为样本,以财政“省直管县”改革为自然实验,从企业盈余管理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财政“省直管县”改革能够显著抑制县辖区内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并且仅对具有征管权限的企业发挥作用;同时,当县级政府财政状况较差和税基较大时,财政“省直管县”对辖区内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强,表明财政“省直管县”改革能够激励县级政府加强税收征管,进而改善辖区内企业盈余质量。更进一步地,本文还发现财政“省直管县”改革能够抑制企业逃税,提升县级政府财政收入。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政府行为影响公司治理方面的文献,同时也为财政“省直管县”如何缓解县级政府财政困难提供了微观证据。     

疫情之下增强财政免疫力的思考

应对疫情的财政政策对财政自身的收支平衡产生很大的冲击,这更凸显了财政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本文认为,财政制度建设需要建立在以下六个认识基础上:国家需要与其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的财力;税收成本一般低于其他形式财政收入;税收第一位功能是筹集财政收入,而不是其他;通过国有企业支撑财政不是长久之计;提高财政透明度、加强财政预算审查是财政提质增效的最好办法;财政改革最终落脚到现代治理观念和方式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