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自利行为下高管控制权与高管薪酬关系的研究

近年来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增长迅速并出现"天价薪酬",这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很多学者的研究证实高管在设置薪酬契约时存在自利行为。本文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回顾,从高管自利行为的基础上探讨高管薪酬这一热门话题,提出了高管的自利行为将导致其薪酬随着控制权的提高而增加的假设。本文以2009-2011年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验证,结果支持了本文的假设。     

国有企业高管团队薪酬差距与盈余管理行为研究

报酬契约是盈余管理行为的重要动机。本文以2007-2010年间我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国有企业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高管团队薪酬差距与盈余管理行为显著负相关。进一步区分国有企业控制级层后发现,相对于地方国有企业,中央国有企业高管团队薪酬差距与盈余管理行为负相关关系更加显著。     

利润项目重分类与薪酬业绩指标权重调整

公司高管薪酬契约中业绩指标的选择和权重设定,是关系到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关键问题。本文首次系统地研究了会计准则导致的利润项目重分类对薪酬业绩指标权重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新会计准则将“投资收益”由原先的“营业利润”线下项目改为线上项目后,高管薪酬与投资收益的敏感性显著上升,这意味着利润项目的披露位置与薪酬业绩指标的权重有着直接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新准则实施后,投资收益的盈余持续性显著提高,这表明投资收益的重分类既反映了现实中企业实务的变化趋势,也产生了良好的实施效果。然而,高管薪酬与投资收益敏感性的提高,也可能引起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     

企业创新投资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创新投资项目周期长、不确定性大、难以评估等特点导致公司高管与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更加严重。本文结合中国特定的制度环境,考察公司薪酬契约在事前激励公司高管从事创新投资以及事后约束公司高管侵占创新投资资源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首先,事前的高水平薪酬可以促进公司高管从事创新投资。其次,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被用来约束高管在创新投资事后的机会主义行为,这很可能是由于新会计准则实施研发支出有条件资本化会计确认所带来的溢出效应。进一步考察发现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对创新的影响与其他治理机制之间具有替代效应。本文关于代理冲突影响创新投资与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关系的结论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超募资金与高管薪酬契约

文章探讨首次公开发行超募资金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当超募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程度增加时,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降低,薪酬粘性显著提高。表明超募资金补充公司流动性的行为增加了公司代理成本,降低了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弱化了高管激励。进一步研究显示,超募资金补充流动性对薪酬契约的不利影响在低竞争行业的公司中表现的更为显著;大股东两权分离会加剧超募资金补充流动性对高管薪酬契约的负面影响。募集资金的有效使用依赖于相关治理机制的建设。文章的结论丰富了IPO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方面的文献,对于政策制定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政府补助、超额薪酬与薪酬辩护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2008-2011年的数据为样本,通过考察政府补助这一外生变量对高管超额薪酬以及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检验高管薪酬契约的有效性。结果发现,经理人利用政府补助获得超额薪酬,谋取私利;并且经理人还通过提高薪酬-业绩敏感性,为其超额薪酬进行结果正当性辩护,以掩盖其自利的行为。上述研究显示,简单地将薪酬与业绩挂钩的契约会受到业绩噪音的影响,降低契约激励经理人努力的效应,这为我国进一步完善薪酬契约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并购行为提升高管薪酬效应的内在机理——基于管理层权力理论视角的分析

并购作为一项最为重要的资源整合战略．是高管实现企业价值提升的首选手段。但是现实情况中,随着企业并购活动的发生,无论并购绩效如何,高管的薪酬都在不断增加,并购可能成为高管利用权力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行为,这现象似乎违背了最优契约理论。本文结合我国的现实背景,选取2009--2011年深沪两市的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1674个样本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对管理层权力、并购行为和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探究管理层权力对高管基于薪酬动机诱发并购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并购行为具有提升高管薪酬的效应;在管理层权力控制下,并购行为与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并购公司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比非并购公司更大。实证表明．存在高管利用权力通过并购的途径提高自身薪酬的行为。在管理层权力理论的逻辑体系下,高管薪酬是目的,并购行为是手段;并购行为影响高管薪酬是现象与途径,而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才是本质与内在机理。     

并购行为提升高管薪酬效应的内在机理——基于管理层权力理论视角的分析

并购作为一项最为重要的资源整合战略,是高管实现企业价值提升的首选手段。但是现实情况中,随着企业并购活动的发生,无论并购绩效如何,高管的薪酬都在不断增加,并购可能成为高管利用权力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行为,这现象似乎违背了最优契约理论。本文结合我国的现实背景,选取2009—2011年深沪两市的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1674个样本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对管理层权力、并购行为和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探究管理层权力对高管基于薪酬动机诱发并购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并购行为具有提升高管薪酬的效应;在管理层权力控制下,并购行为与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并购公司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比非并购公司更大。实证表明,存在高管利用权力通过并购的途径提高自身薪酬的行为。在管理层权力理论的逻辑体系下,高管薪酬是目的,并购行为是手段;并购行为影响高管薪酬是现象与途径,而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才是本质与内在机理。     

产品市场竞争、管理层权力与薪酬辩护

以2011~2014年我国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薪酬辩护的视角,考察管理层权力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以及产品市场竞争的监督约束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企业高管利用手中权力获取超额薪酬、谋取私利的同时,会通过提升薪酬—业绩敏感性为自身薪酬进行辩护,形成薪酬契约合理有效的表象;产品市场竞争能够显著抑制企业高管的薪酬辩护行为,降低管理层权力对薪酬契约的影响和扭曲。     

国企高管超额薪酬与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为公利”还是“解私忧”?

基于代理理论,运用回归分析模型,依据社会责任披露意愿和质量的相关数据,考量国有企业高管超额薪酬对自愿披露社会责任的影响。结果发现：国有企业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正相关;高管薪酬超过契约参照点的程度越高,超额薪酬对自愿披露社会责任质量的影响程度就越高,会导致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升高的经济后果,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业绩显著负相关。鉴于此,可为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的“薪酬辩护”动机提供证据。     

控股股东干预与国有上市公司薪酬契约有效性:来自董事长/CEO纵向兼任的经验证据

以董事长/CEO在非上市控股股东单位兼任为切入点,本文分析控股股东干预对国有上市公司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结果发现,董事长/CEO纵向兼任会提高企业薪酬水平,降低薪酬—业绩敏感度。进一步的检验发现,董事长/CEO纵向兼任会显著降低高管薪酬、提高员工薪酬、降低员工薪酬—业绩敏感度,缩小高管-员工薪酬差距。本文的研究结果支持国有上市公司董事长/CEO纵向兼任的"和谐目标"假说,即纵向兼任增强了非上市控股股东的干预程度,导致上市公司承担更多的员工和谐目标,进而降低国有上市公司薪酬契约有效性。就监管政策而言,本文的研究结果意味着,我国需要同时进行非上市国有股东和国有上市公司的市场化改革,以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     

高管超额薪酬能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吗？

以2010-2021年沪深A股所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检验企业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以及风险承担对二者间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研发投入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符合高管薪酬的有效契约理论，并发现受到超额薪酬激励的管理者会弱化其风险规避行为，提升企业研发投入。进一步研究发现，风险承担在技术密集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存在中介作用，在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与国有企业中未发挥中介作用，甚至在部分行业出现遮掩效应。     

金融关联能否影响民营企业的薪酬契约?

本文以2007-2012年我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引入金融关联高管的公司作为金融关联样本,以没有建立金融关联的公司作为配对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DID)和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实证研究了金融关联与民营企业薪酬契约的关系。研究发现,相对于配对公司,民营企业引入金融关联高管后其高管的薪酬水平显著提高。同时,金融关联高管的薪酬越高,企业高管整体薪酬水平增幅也越大。研究结论表明,金融关联高管相对高的薪酬参照点是影响我国民营企业高管薪酬增长的重要因素。     

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

本文以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显著提高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提升了薪酬契约有效性。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参与精准扶贫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水平并吸引了媒体关注，从而提高了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异质性分析发现，参与精准扶贫对高管薪酬契约的治理效应存在于非国有企业。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参与精准扶贫能够显著抑制高管薪酬粘性，且参与后续乡村振兴工作同样可以提高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本文为全面理解参与精准扶贫对企业的治理效应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也为进一步引导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提供了经验证据。     

我国国企高管薪酬的契约设计问题与公司治理对策

近年来,我国国企高管薪酬成为备受热议的问题之一。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GDP增速趋缓,企业利润下滑,然而国企高管薪酬却呈逆市上扬之态,天价年薪更是屡夺眼球。相对于政令式的管制与道德层面的谴责,我们更加需要的是从制度层面思考这种畸高薪酬背后的深层次动因。本文从薪酬结构与薪酬契约设计过程两个维度分析了我国国企高管薪酬存在的问题,并从公司治理层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谁签订的薪酬契约? 签约方身份与会计信息的契约作用——来自中国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薪酬契约签约方身份对会计信息契约作用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管理者薪酬与会计业绩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相对于控股股东委托董事会与总经理签约,当控股股东直接与董事长签约时,薪酬契约对会计信息的需求更大,会计信息的契约作用更强。进一步地,相对于企业性质的控股股东与董事长签约,行政性质的控股股东与董事长签约下薪酬契约对会计信息的需求更大,会计信息的契约作用更强。本文的结论表明,我国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薪酬契约是有效的,而签约方身份的不同会影响薪酬契约对会计信息的需求。     

金融机构高管薪酬存在风险敏感性吗？——基于中国上市金融机构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上市金融机构2008-2016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研究金融机构高管薪酬风险敏感性问题.结果表明:金融机构的风险承担与高管薪酬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意味着金融机构高管薪酬契约存在风险敏感性;相较于非国有金融机构,国有金融机构高管薪酬风险敏感性较低;以监事会人数、监事会会议次数、独立董事占比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作为代理变量,管理层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风险承担与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     

谁签订的薪酬契约? 签约方身份与会计信息的契约作用——来自中国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薪酬契约签约方身份对会计信息契约作用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管理者薪酬与会计业绩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相对于控股股东委托董事会与总经理签约,当控股股东直接与董事长签约时,薪酬契约对会计信息的需求更大,会计信息的契约作用更强。进一步地,相对于企业性质的控股股东与董事长签约,行政性质的控股股东与董事长签约下薪酬契约对会计信息的需求更大,会计信息的契约作用更强。本文的结论表明,我国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薪酬契约是有效的,而签约方身份的不同会影响薪酬契约对会计信息的需求。     

管理层权力、高管薪酬变动与公司并购行为分析

本文探究了不同产权性质下管理层权力对薪酬利益驱动所带来的大规模并购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在中央国有上市企业和聘请职业经理人担任高管的民营上市公司中,管理层权力解释了公司间薪酬水平变动、并购后市场业绩的明显差异。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在并购活动中其高管薪酬的变动受到高管权力的影响甚微,企业规模起到了决定性因素,而控股股东或家族成员直接担任高管的民营公司在发生并购时其管理层薪酬的变动与并购交易的规模、并购的复杂程度和CEO努力程度更加相关,相对而言薪酬安排更具有契约有效性。本文的研究丰富了管理层权力和公司并购的理论内涵,并为管理层权力影响下的并购行为提供了更为深入和细致的经验证据。     

高管现金薪酬激励效应研究——短期绩效相关还是长期绩效相关?

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联性一直以来都是企业激励高管人员、降低股东和管理者之间冲突的基础。不少研究证实我国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高管寻租谋取暴利的案件仍接连发生,"天价"薪酬也越来越多地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这都说明现有的"薪酬—绩效"契约存在缺陷。本文选取2002—2010年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分别考察了高管薪酬与公司短期和长期绩效指标之间的敏感性。研究发现,上市公司高管现金薪酬的决定主要依赖于短期业绩指标,缺乏长期绩效的相关性,在现有高管薪酬构成中普遍缺乏股权激励因素的情形下,我国企业高管薪酬结构不合理,高管薪酬的决定机制仍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求,与股东谋求长期价值的意愿相背离,我国企业高管薪酬制度亟待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