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产配置与违约风险:蓄水池效应,还是逐利效应？

本文以2007—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违约风险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金融资产持有量越多,企业的违约风险越低,金融资产配置的“蓄水池效应”显著;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金融资产配置导致的代理冲突显现,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抑制金融资产投资对违约风险的降低作用。政府规制也会有一定的公司治理作用,将产业政策纳入讨论发现:对于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来说,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能够降低违约风险,但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刺激管理层的短视投资行为,抑制政府规制的公司治理作用。进一步地,本文提出会计稳健性的提升是企业金融资产配置降低违约风险的重要路径。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动机和违约风险影响因素的讨论,能够为政府部门防范经济运行中的内在风险提供有益借鉴。     

失信环境如何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来自城市失信被执行人的经验证据

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数据,考察社会信用环境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显示：社会失信越严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低;机制检验表明,失信环境主要通过加剧融资约束与增加供应链风险性来抑制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民营企业、成立时间较短的企业及未受产业政策扶持的企业在失信环境中的风险承担选择更为保守;此外,政府通过加强诚信宣传教育与信用监管可以有效缓解社会失信对企业风险承担的负面影响。     

产业政策与民营企业国有化

本文从政府的“资源控制需求”动机出发,分析和检验产业政策对民营企业国有化的影响及其经济后果。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检验发现,那些受产业政策鼓励或支持行业的民营企业,实施国有化的概率显著更大。进一步的检验发现,同样是受产业政策鼓励或支持的企业,实施了国有化的企业在国有化后虽然获得了显著更多的政府补贴并缴纳了显著更少的税收,但同时却比非国有化企业聘用了显著更多的员工、确认了更多的管理费用以及支付了更高水平的员工工资,并最终具有显著更差的绩效表现。上述发现不仅从产业政策的视角为民营企业国有化的原因提供了新的解释,也从企业产权变更视角拓展了有关产业政策经济后果的研究。     

政府科技支出、财政政策工具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公共风险视角的分析

风险社会下公共财政应当定位于防范化解公共风险.创新的外部性往往导致企业承担更多风险,有为政府会加大科技支出,应用财政政策工具以促进企业风险承担,防止个体风险转化为公共风险.基于这一视角,本文验证了政府科技支出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因果关系及财政政策工具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府科技支出可以有效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政府补贴不但作为财政政策工具的作用机制非常明显,还可以缓解融资约束、劳动力成本和管理制度有效性不足这三类企业要素配置问题,但税收优惠只在劳动力成本和管理制度的约束下才能发挥作用.政府科技支出下企业风险承担能够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却加剧了盈余管理行为.研究从公共风险视角为政府科技支出促进企业风险承担提供了理论支持和财政政策工具应用建议.     

产业政策、银行关联与企业债务融资--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从产业政策的视角研究了企业聘请具有商业银行背景的人士担任公司董事(银行关联)的动机及其对债务融资的影响。本文发现,不属于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企业更有动机去建立银行关联。本文还发现,企业建立银行关联能够显著增加企业的银行借款总额和长期借款,体现出银行关联的资源效应和信息效应。但对于不属于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企业而言,建立银行关联会显著减少其长期借款水平,并降低长期借款的波动性,以应对产业政策对长期债务融资的限制,体现出银行关联的管理效应。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对于不属于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企业而言,银行关联与政治关联发挥互补作用;对于属于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企业而言,银行关联与政治关联发挥替代作用。     

产业政策促进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有效性研究——基于出口加工区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利用我国出口加工区(EPZs)成立之初所实施的“主导产业”扶持政策构造“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该政策对于企业全球价值链(GVC)升级的效果并进一步探讨政府实施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发现:(1)EPZs的“主导产业”政策对我国出口企业GVC升级存在负向影响,而这种负向影响在多重稳健性检验下均成立;(2)异质企业视角下考察产业政策对GVC升级的影响发现在国有资本份额较大的企业和重工业企业中产业政策对GVC升级的负向影响尤为明显;(3)对EPZs的“主导产业”政策发挥作用的前提进行检验,发现在比较优势较强的行业,产业政策对GVC升级的负向影响不明显甚至存在正向影响;同时,在错配程度较低的行业负向影响也不明显。由此本文认为,政府在推动GVC升级方面应当“有所作为”,但也不能“无所限制”,即产业政策要针对比较优势“精准定位”,但也应当以不造成资源严重错配为前提。     

国家产业政策、地方政府行为与实际税率——理论分析和经验证据

本文从地方政府行为的角度研究国家产业政策对于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产业政策引致重点扶持行业资本回报率增加,使得地方政府面临降税引资和增税增收的权衡;此时,地方政府将会降低产业政策重点鼓励行业的实际税率。借助国家“五年规划”重点行业的划分度量国家产业政策,我们对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策鼓励显著降低了相应行业的实际税率水平;并且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水平越高,实际税率下降幅度越大;机制分析表明这可能是通过降低对鼓励行业的征税努力的方式实现的。分企业类型研究发现,实际税率的降低主要存在于私营企业而非地方国有企业和中央企业。上述发现对于理解地方政府行为在产业政策中的作用以及产业、财政政策协调有重要意义。     

地方官员当地籍贯与信贷资源倾斜

由于比较优势与资源赋的差异,地方政府出台的产业政策可能不同于中央政府。文章基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五年规划中产业政策的差异,检验地方官员的当地籍贯如何影响信贷资源配置。研究结果表明,当地方官员具有当地籍贯(任职地与籍贯地或出生地一致)时,受地方五年规划扶持但未受中央五年规划扶持的企业得到了更多的信贷资源。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一信贷资源配置倾向在当地特有行业中更加明显,并且地方官员的当地籍贯显著提升了信贷资源对企业业绩的促进作用。上述结果显示,当地籍贯为地方官员带来了地方性知识优势,有助于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文章拓展了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领域的研究视角,对理解地方政府产业政策执行措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所启示。     

供应链共享审计师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吗？

本文以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供应链共享审计师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链共享审计师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有提升效应。机制检验发现，供应链共享审计师的知识溢出效应可降低供应链企业间信息不对称，助益企业获得供应链资源来提升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研究证实，供应链共享审计师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效应受供应商/客户重要性、地理距离的影响。本文扩展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影响因素与共享审计师经济后果研究文献，有助于深入认识供应链共享审计师在企业财务决策中的作用，对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与强化供应链审计提供经验借鉴。     

政府资金支持、企业多元化经营与地区经济发展

基于转轨时期中国的制度背景,本文对我国企业多元化与政府资金支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究。结果发现政府对企业的资金支持能够增加企业的现金资源,并且体现了政府的支持态度与政策倾斜,因此能有效提升企业进行行业多元化与地域多元化的动机。此外,本文还分析了企业行业多元化与地域多元化对地区经济的影响。     

产业政策、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效率

本文基于双重差分模型(DID),从资金供给和资金需求两个方面动态地检验了省级政府发布的产业政策对当地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产业政策的出台加剧了辖区内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并且这种影响在民营企业、金融市场发展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和不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本文探讨了产业政策的发布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产业政策的出台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效率。本文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产业政策的出台并未缓解公司的融资约束,同时降低了资本配置的效率,产业政策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     

产业政策与企业研发投资

本文以"十二五"(2011-2015)期间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为考察对象,实证研究了产业政策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产业政策能有效推动受政策支持企业进行更多研发投资,而且政府扶持力度越大,企业研发投资的积极性越高。进一步研究显示,在那些受产业政策支持企业中,拥有更高技术人员比例和更大经营风险的企业,在财政手段推动下,更倾向于研发投资。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正面激励的证据,对理解产业政策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产业政策与信贷资金配置效率

基于上市公司逐笔银行贷款合约数据,本文考察了产业政策对信贷资金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处于国家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时,公司所拥有的政企关系对银行贷款合约制定的积极作用会更大,全要素生产率对银行贷款合约制定的积极作用会更小,基于分省产业政策以及上市公司全部贷款数据的分析进一步确认了上述结论。从影响因素来看,当上市公司为国有企业、所在省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越高、法治环境越差时,产业政策的影响会越明显。本文的证据表明,通过加强法治建设、为不同所有制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改善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能够提升产业政策指导下的信贷资金配置效率。     

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贷款利率上下限放开的微观证据

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本文以贷款利率上下限放开为准自然实验,考察利率市场化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发现:风险高的公司在贷款利率上限放开后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高,而在贷款利率下限放开后,风险高与低的公司,其全要素生产率不存在显著差异.作用机制检验发现,贷款利率市场化通过优化企业间的资本配置效率和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异质性检验发现,政府干预更少和处于行业竞争度更高的公司受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影响更大.本文为深入理解利率市场化影响微观企业行为提供经验支持,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产业政策、信贷配置与企业商业信用供给

本文以我国“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为背景,基于2006—2015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产业政策对企业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探究了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处于产业政策鼓励行业的企业,其商业信用供给水平更高,且产业政策对企业商业信用供给的正向作用在具有禀赋优势的大型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产业政策通过增强受扶持企业短期债务融资能力提高企业商业信用供给,且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越低,产业政策下企业商业信用供给行为越明显。本文在丰富企业商业信用供给影响因素研究的同时,也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微观企业行为的研究框架,为我国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可能的经验证据。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风险承担

本文检验管理者过度自信是否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以及风险承担的经济后果。我们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1～2010年的数据作为样本,研究结果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正相关。对风险承担经济后果的检验发现,更高的风险承担水平有利于提高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和企业价值。以上研究结论意味着,管理者过度自信在企业投资决策中的作用并不完全是消极的。同时,我们也为风险承担能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本文丰富和拓展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和企业风险承担的相关研究,对企业的管理者聘任决策以及对企业应重视风险性项目的投资都有一定的现实启示意义。     

产业政策微观实施能否提升企业流动性决策的战略价值？——基于上市“高新认证”企业的证据

文章聚焦于高科技产业政策精准实施的微观机制及其经济后果。沿着从宏观政策到微观企业行为的研究思路，选取政府“高新认证”政策这一我国高科技领域产业政策微观实施工具，利用企业持有现金资产的市场价值衡量其流动性的战略价值，研究发现获得“高新认证”后企业持有现金资产的战略价值显著降低，进一步拓展分析发现上述趋势重点体现在国有企业以及融资约束小、外部资本市场压力大、潜在代理冲突严重、信息透明度低以及创新能力较弱的企业中。文章通过解析产业政策微观实施的“黑箱”，解释了政府、制度、治理、市场、信息、创新等创新生态环境要素对宏观产业政策与微观企业流动性战略价值关系的调节作用，提出精准实施产业政策既要优化配置外部创新资源，更要高效运用企业内部资源的观点。     

产业政策、资本配置效率与企业技术创新

根据“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信息,使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检验产业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路径。研究表明:产业政策能够显著提高规划范围内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基于政府对市场干预和股权融资视角的分析发现:与政府对市场干预较强地区相比,政府对市场干预较弱地区的企业技术创新受到产业政策的影响更大;相对于未进行股权融资的规划范围内企业而言,进行股权融资的规划范围内企业其技术创新受到产业政策的影响效果较为明显。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与对照组相比,产业政策的冲击导致实验组企业研发投入对投资机会的敏感程度上升,并且对政府干预较弱地区以及进行股权融资的规划范围内企业作用更为显著。     

产业政策能否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效率?

基于2012—2019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准自然实验方法将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处理组,构建DID模型考察产业政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产业政策促进了投资效率的提升,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滞后性以及逐年增强的趋势;机制研究表明,产业政策引发了"资金增加效应"和"媒体监督效应",即企业通过产业政策获得更多的银行信贷和媒体关注提升了投资效率,而政府补贴无法有效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中西部地区企业投资效率受产业政策的促进作用更大,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受政策影响不显著;正、负面的媒体关注分别能够减少投资不足和抑制过度投资.     

政府产业政策与汽车行业财务风险的探讨

本文主要对政府产业政策和汽车行业财务风险之间关系进行分析和研究,以2009年、2010年、2011年汽车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回归分析,研究政府产业政策对于企业这一行业中财务风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