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跨市场传染效应分析 ——基于货币市场/外汇市场金融网络的视角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一国发生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或金融危机,很可能会传染到其他国家,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是传染的重要渠道.本文基于14个主要国家/地区2001年1月至2020年9月的利率和汇率数据进行计算分析,得到以下结论:(1)不同国家/地区的货币市场与外汇市场链接成强度不一的金融网络,金融风险可能通过金融网络实现跨国传染,对其他国家/地区的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形成风险冲击.(2)这一网络具有明显的分层特征,网络中心层的风险溢出效应和风险输入效应较大;网络节点的作用不同,有的表现为风险净输出效应,有的表现为风险净输入效应.(3)随着国家之间经济地位变化和不同时期国际金融重大事件,不同国家/地区金融市场对风险事件的反应程度不同,全球跨货币市场/外汇市场网络的中心层国家/地区、风险传染路径也会相应调整.(4)网络中心层国家/地区并非总是重大金融风险事件的源发地,风险传染效应更多由具体国家/地区金融市场的行为反应和波动程度所决定.     

中国金融形势的动态特征与演变机理分析:1996-2016

本文分析了1996-2016年中国金融形势的变化趋势及影响金融形势的主导变量的动态特征,探究不同金融市场发展状况对中国金融整体形势及金融风险的影响力变迁。我们首次运用动态模型选择的时变因子增广向量自回归模型(DMS-TVP-FAVAR)测算了中国月度金融形势指数,考察了货币政策、外汇市场和资本流动、货币市场、银行业、股票市场、债券市场、非传统金融市场和国外金融市场对中国金融形势的差别化影响。研究发现,样本期内货币供应量一直是影响中国金融形势最主要的因素,非传统金融市场、外汇市场的影响程度日益加深;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国外金融市场对中国金融形势表现出主导性的影响。总的来看,对中国金融形势的动态特征与演变机理分析有助于及时识别潜在金融风险。     

我国金融市场间流动性风险传染与防控研究——基于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

本文利用GARCH类模型度量了2017—2020年中美贸易摩擦期间我国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及外汇市场的流动性风险水平及风险传染程度,之后利用改进的事件分析法,量化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对金融市场间流动性风险传染的溢出效应、水平效应和趋势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美贸易摩擦事件对流动性风险传染的溢出效应显著,风险共担和投资者资产配置调整是该溢出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从统计显著性、效应大小和影响持久度来看,金融市场间流动性风险传染的水平效应和趋势效应有着不同的反应特征;由于贸易摩擦事件频发,导致投资者产生惯性预期,进而出现"贸易摩擦事件尚未发生、流动性风险传染便已上升"的现象.本文不仅为研究金融市场风险提供了流动性的新视角,也为政策制定者防控流动性风险提供参考.     

监测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国金融市场压力指数构建和状态识别

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识别和评估,日益成为各国中央银行的核心关切。囿于数据频率,基于金融机构经营稳健性评估的金融系统性风险监测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不利于中央银行及时进行风险应对,利用金融市场交易数据进行风险监测可极大程度克服滞后性问题。本文根据中国金融市场特点,选取债券市场、股票市场、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17个有代表性的指标,运用经验累积分布函数法分别构造了各子市场的压力指数,以各子市场之间时变的相关关系刻画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跨市场传染特征,合成金融市场压力指数,并通过建立马尔可夫区制转换模型,对金融市场压力状态进行识别。金融市场压力指数能有效反映样本域内的压力事件,并兼具稳健性、能逐日监测等优点,为监测评估系统性金融风险、选择政策实施窗口和评估政策实施效果等提供了有力工具。     

市场互联、风险溢出与金融稳定——基于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溢出效应分析的视角

评估债券市场互联互通进程中的风险溢出效应,对于进一步完善中国金融制度改革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本文基于Copula理论研究了2002～2009年间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及其状态转换特征,研究结果表明: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联动效应总体不显著;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统一步伐的加快,投资者可以通过跨市场套利交易来优化资源配置,使得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之间表现为"跷跷板"效应;相对分割的债券市场避免了极端条件下系统性风险的相互传染,使得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尾部相关性独立,客观上有助于维护金融稳定。     

我国金融市场极端风险传染路径研究

在金融市场间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金融市场极端风险溢出会影响一国金融稳定,因此需要关注金融市场极端风险传染机制.本文构建了MVMQ-CAViaR模型用以分析我国五个主要金融市场间极端风险的传染路径,借助Wald统计检验及分位数脉冲响应工具探究各市场间极端风险传染的存在性、方向性和动态影响过程.研究发现,1％VaR能较好地描述我国金融市场极端风险价值动态变化;模型参数和Wald检验结果表明,五个金融市场间存在单向风险传染,传染链条依次为股票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汇率市场及黄金市场,某一金融市场极端风险价值有助于其他金融市场未来极端风险的预测;分位数脉冲响应结果显示,新息冲击对本金融市场影响力度更大、持久性更强,对其他金融市场影响较小、持久性较低,且作用方向不同.综上,监管当局和金融投资者应密切关注金融市场间的极端风险传染,防范交叉风险传染带来系统性风险.     

动态溢出效应下我国金融压力内外部传导研究

本文使用滑窗VAR模型构建多维度视角下金融压力内外部溢出效应的测度体系,研究我国主要金融市场与全球、美国、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四维度下金融市场之间的动态传导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国际市场与我国金融市场之间的压力传导具有时变性特征。前期主要集中在全球金融市场,中期主要来源于美国金融市场,后期则是新兴国家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此外,随着我国金融市场体系不断完善,我国金融压力集中于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进行内外部传导,外汇市场作用相对较小,而在汇改期间外汇市场作用相对显著。本研究揭示了我国与国际金融市场间压力溢出效应内外部传导渠道及其强弱特征,有利于提高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控能力,为金融监管相关政策提供数据支撑。     

金融风险传染机制研究——基于中国上市银行数据的模拟

本文基于中国上市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数据建立了金融风险传染模型,对金融风险通过价格渠道传染的过程进行推演.模型根据金融市场数据校准了主要债券资产的需求曲线,模拟银行面临资本充足率约束条件下的最优抛售行为,有助于解决现有文献微观基础不足的问题,并为监管机构建立宏观审慎压力测试模型提供研究参考.本文模拟结果和政策含义如下:(1)银行的资产结构和金融市场深度都是影响金融风险传染的重要因素,过去几年随着我国金融市场深度的增加,金融风险传染的强度有所降低;(2)单个银行的最优行为在整个系统中可能会加剧金融风险的传染效应;(3)金融风险的演化呈非线性,判断风险的阶段对于监管部门至关重要.     

中国绿色债券市场与金融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方法,研究中国绿色债券市场与传统固定收益市场、股票市场以及外汇市场等多种类型的金融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绿色债券市场与包括国债、高收益企业债券以及公司债券市场在内的传统固定收益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最为显著,与股市和外汇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微弱;绿色债券市场的对外溢出效应强于其接收到的来自其他市场的溢出效应,并且绿色债券市场与传统固定收益市场间的风险溢出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多个金融市场协同波动溢出效应检验——基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市场经验数据

金融市场发育越完备,金融市场的传导机制发挥就越充分,金融市场间的联动性就越强。通过独立成分分析和建立EGARCH-M模型探讨中国主要金融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对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市场的协同波动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多个金融市场对于证券投资基金市场表现出为非对称性的协同波动溢出效应。但我国的金融市场传导机制仍不显著,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全,对于投资者的指导性不强。     

复杂网络视角下的金融市场结构演化与风险传染

以"复杂网络"为视角,将金融市场抽象为多主体在时间与结构上无限延展关联的复杂系统,有助于厘清金融市场宏观整体与微观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有效研判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对预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产生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拓扑结构、演化机制与风险传染机制三个方面综述了金融市场网络研究的进展,从金融市场网络的结构特征与演化机制两个方面,总结了金融市场网络结构的演化,从金融市场网络结构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以及金融风险传染模型方面,总结了金融市场网络的风险传染,并基于当前研究的不足指出未来的研究趋势。     

全球股票市场间风险传染的测度、监管及预警

近年来,伴随金融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全球各股票市场间风险传染的动态复杂性加剧,其准确测度、高效监管及实时预警已成为优先事项。本研究选取全球21个代表性股票市场作为分析样本,首先基于广义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滚动估计准确测度其间风险动态传染的高维网络序列,进一步借由矩阵值因子模型来稳健收缩上述序列,以探究其潜在动态核心结构,从而实现高效监管。最后,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的预测功能实现对全球股票市场间风险传染的实时预警。研究表明,全球股票市场间风险传染具有时变性,其监管与预警可通过少数与地理区域高度相关的风险区域间的动态传染关系及内部的市场构成来刻画。与此同时,我们发现中国内地等新兴市场的重要地位逐渐凸显。本文研究结论可为有效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提供有益参考。     

全球股票市场间风险传染的测度、监管及预警

近年来,伴随金融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全球各股票市场间风险传染的动态复杂性加剧,其准确测度、高效监管及实时预警已成为优先事项。本研究选取全球21个代表性股票市场作为分析样本,首先基于广义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滚动估计准确测度其间风险动态传染的高维网络序列,进一步借由矩阵值因子模型来稳健收缩上述序列,以探究其潜在动态核心结构,从而实现高效监管。最后,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的预测功能实现对全球股票市场间风险传染的实时预警。研究表明,全球股票市场间风险传染具有时变性,其监管与预警可通过少数与地理区域高度相关的风险区域间的动态传染关系及内部的市场构成来刻画。与此同时,我们发现中国内地等新兴市场的重要地位逐渐凸显。本文研究结论可为有效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提供有益参考。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金融风险传染机制研究

金融系统是一个开放、非线性的复杂系统,金融风险传染过程具有多样性、层次性、变异性、运动性等特征,一般研究方法难以全面揭示金融风险传染机制。文章利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在梳理已有研究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构建各类金融风险传染机制的动态模型,着重对货币市场传染机制进行实证检验与分析,并创造性地将国内金融机构间风险传染纳入研究范围。最后从所构建模型出发对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防范提出政策建议。     

基于国际资本多重动机的全球系统性风险传染路径识别

本文采用最新一代的SRISK方法测度了G20国家605家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并设计提出了基于高维的时变参数外溢网状矩阵,识别了全球系统性风险的传染路径和传染源。研究发现,各国系统性风险呈现明显增强态势,在危机时刻具有较强同步性,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国系统性风险同步激增。而欧美等发达金融市场更容易成为全球系统性风险的风险源,其中,美国溢出指数显著高于其他国家,是全球系统性风险的主要输出方;反之,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市场成熟度与放开程度远不及欧美发达国家,因此,更多地扮演着风险吸收方角色。基于面板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资本流动骤停强化了系统性风险跨国别传染的溢出效应和吸收效应;国际资本流动的套利和套汇动机则是影响全球系统性风险传染的两个重要渠道,特别是,债券市场暴涨所引发的套利行为对吸收效应和溢出效应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性,而汇率升值超调引发的套汇行为则会增强系统性风险的溢出效应和吸收效应。此外,套价动机并未对系统性风险传染产生影响,一个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各国的股票市场相对债券市场较为封闭,这势必隔断了套价行为对系统性风险传染效应的影响。最后,基于全球研究结论提出中国防范外部系统性风险冲击的政策建议。     

美国次贷危机:背景、原因与发展

一、美国的金融市场 按借贷期限的长短,金融市场可以分为货币市场(一年以下)和资本市场(一年以上)两大类.资本市场又可以进一步分为债务市场和股票市场,或分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和住房抵押贷款市场.     

系统性金融风险动态测度与跨部门网络溢出效应研究北大核心

科学、有效地进行系统性金融风险动态测度与溢出效应评估,直接关系到我国金融体系重大风险的防范与化解。本文基于金融压力指数法进行系统性金融风险动态测度,构建跨部门风险溢出网络,论证多维风险因子对系统性金融风险驱动作用的结构性差异和系统重要性。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危机时期,跨部门风险协同运动趋势明显,风险跨部门溢出方向和强度均具有非对称性。第二,外汇市场、债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是主要的风险溢出方,在危机时期,金融机构、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是系统性金融风险重要的传播渠道。第三,股票市场估值水平、投资者情绪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的驱动作用呈倒U型,在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指数分布的右尾,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驱动作用最大。第四,随机森林算法测度的风险驱动因子重要度证明,投资者情绪和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波动因子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拐点的出现具有关键性影响。     

香港的金融市场

香港的金融市场袁春香港的金融市场包括货币市场、股票市场、黄金市场、外汇市场、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债券市场等，它们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香港货币市场香港货币市场中最主要、规模最大的是银行同业市场，即香港各认可金融机构相互拆借资金的市场。通...     

突发事件冲击下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风险净传染

重大突发事件冲击下，如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已成为世界各国重点关注的话题。通过构建基于非物理空间矩阵的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美国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事件冲击下国际金融风险的净传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净传染渠道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风险传染的主要方式，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沿线国家金融风险的净传染强度超过了美国金融危机时期和欧洲债务危机时期。其次，不同区域在三种突发事件影响下的净传染强度呈现差异性。最后，实体及金融贸易渠道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风险传染的贡献相对较小。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传染路径研究

本文将国际金融危机传染路径分为实体经济传染和金融市场传染两大路径。首先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通过这两大路径中的贸易传染、FDI渠道传染、金融市场跨国传染以及中国金融市场对中国实体经济传染等传染机制,其次通过构建SVAR模型实证检验了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传染路径。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实体经济传染路径中的贸易渠道及金融市场传染路径中的信贷渠道是国际金融危机传染中国实体经济的主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