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投资与旅游产业发展的区域差异研究

以我国31个省的1999~2011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实证中国不同地区人力资本投资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高等教育对旅游产业发展的作用显著,而中等教育的作用不显著,且存在区域差异;在高等教育发达地区,高等教育对旅游业发展的效应不显著,而在高等教育落后地区则较为显著。中部地区高等教育的旅游产业反馈效应一般。因此,高等教育落后地区要重视旅游高等教育的规模和质量,教育发达地区要重视旅游教育的结构和层次。     

人力资本投资与旅游产业发展的区域差异研究

以我国31个省的1999~2011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实证中国不同地区人力资本投资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高等教育对旅游产业发展的作用显著,而中等教育的作用不显著,且存在区域差异;在高等教育发达地区,高等教育对旅游业发展的效应不显著,而在高等教育落后地区则较为显著。中部地区高等教育的旅游产业反馈效应一般。因此,高等教育落后地区要重视旅游高等教育的规模和质量,教育发达地区要重视旅游教育的结构和层次。     

皖南与皖北经济发展比较研究——基于扩展的Solow模型

皖南与皖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引起政府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利用包含人力资本的扩展的Solow模型,本文很好地解释了这种差异。研究发现,投资仍然是解释皖南与皖北发展差异的最重要因素,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皖南与皖北经济增长率分别提高0.47和0.51个百分点;人力资本对皖南与皖北都经济增长都具有显著效应,但是,其对皖南经济增长的效应明显强于皖北。     

浅析个人应成为人力资本的投资主体

人力资本具有与其载体不可分割性;其产权的残缺可使其经济利用价值骤减或消失;其具有能动性和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人力资本天然和有了人力资本场特性;个人利益最大化是个人成为人力资本投资主体的理由.个人成为人力资本投资主体的动机是:个人预期收益驱动;个人自我实现的需要;竞争的压力;知识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影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因素有:投资个人的意向;个人可支配物力与财力的数量;信息的获取能力;信息不完全性.     

流通产业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基于中国2000-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以流通产业为例,选取我国2000-2015年省域面板数据,依据内生经济增长及经济增长假说理论,从总体减贫、内部要素、区域差异、空间溢出等四个维度提出假设,讨论流通产业发展能否有效减少贫困.研究发现:流通产业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减贫效应,且在第三产业内部构成中减贫效应表现突出;流通产业发展内部要素减贫效应存在显性差异;信息化水平减贫效应最大,劳动力、交通投资次之,人力资本减贫效应有待挖掘;流通产业减贫效应存在区域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流通产业减贫效应显著且高于中、西部地区;流通产业减贫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     

基础设施投资、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基础设施投资“挤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把基础设施投资和教育支出放入到理论模型中进行分析,得出基础设施投资和教育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假定,来判断我国基础设施投资是否存在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挤出效应",以及这个"挤出效应"是否阻碍经济持续有效增长;利用1980～2010年的数据通过误差修正模型进行验证,实证结果显示:基础设施投资已经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了"挤出效应";人力资本投资显示出比基础设施投资更强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     

基于空间计量方法的城镇化动力实证研究——以环洞庭湖区域为例

在参考Cobb-Douglas生产函数构建的城镇化动力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使用空间计量方法对2000～2009年环洞庭湖区域城镇化动力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对城镇化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呈逐年下降趋势;固定资产投资及流通产业发展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较大,但仍不稳定;人力资本投资对洞庭湖区域城镇化的作用尚不显著。因此,要改变当前环洞庭湖区域城镇化动力不充足、不稳定的问题和促进湖区从"粗放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转换,就必须主动对接"长株潭"城市群、深化分工和夯实产业基础、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充分发挥流通产业的先导作用并高度重视人力资本积累。     

基于面板数据的中部六省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引进外资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外资对经济发展及技术进步带来的外溢效应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长足发展。主要结合中部六省外商直接投资在中部六省的发展情况,选择人力资本存量、对外贸易依存度两个指标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中部六省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得出人力资本存量对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的贡献度比较高,而对外贸易依存度对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影响并不显著。最后针对此分析结果为中部六省如何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科技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选取2001—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基于空间计量模型,考量科技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科技金融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产生较好的促进作用;同时科技金融对产业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在东部地区最大,西部地区其次,中部地区最小;人力资本、城市化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在全国范围具有较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东部地区溢出效应更强。     

金融发展促进了区域科技创新吗？——基于教育人力资本调节效应的分析

依据2011—2020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引入教育人力资本作为调节变量,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考量了金融发展、教育人力资本与区域科技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金融发展显著促进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教育人力资本对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这种正向调节作用在不同区域差异明显;此外,教育人力资本存在门槛效应,当教育人力资本水平高于门槛值7.1507时,金融发展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更强。鉴于此,要加大金融发展力度优化教育人口结构、推动区域教育人力资本均衡化发展、理顺区域人才流动体制,更好地发挥教育人力资本对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调节作用。     

内蒙古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人力资本理论已经广泛地应用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许多研究与实践均证明,人力资本积累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本文从人力资本理论出发,在Lucas模型的基础上利用内蒙古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检验,分析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增强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实现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建议。     

西部民族地区国内旅游发展空间格局分析

旅游业的发展对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结构带来了较大的影响,改变着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格局。从西部民族地区国内旅游收入的分布趋势看,西南省区明显高于西北省区,从人均旅游消费的分布趋势来看,西北省区高于西南省区。由于国内经济的变化,游客的旅游动机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观光旅游已经不再成为最重要的旅游方式。从国内旅游需求增长空间格局来看,云南、广西和贵州在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中处于排头位置。目前,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发展空间格局形成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综合考量,西部民族地区国内旅游发展将会形成新的潜力空间区域,在旅游发展空间优化过程中应走跨越式发展道路、坚持政府主导战略、创新深化旅游产品。     

体育财政投入对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的门槛效应——基于PSTR模型的分析

利用前沿非线性PSTR模型和我国2007-2013年31个省域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我国体育财政投入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效应及其特征。研究表明：体育财政投入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存在显著的门槛特征。在体育财政投入水平较低的地区,体育财政投入无益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在体育财政投入水平较高的地区,体育财政投入显著促进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随着体育财政投入水平逐步实现对相应门槛值的跨越,其对经济发展水平的促进效应逐步显现。同时,我国各省域体育财政投入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北京、浙江、广东、海南、内蒙古、陕西、西藏、新疆等八个省域体育财政投入显著促进了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     

破解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新路径:外资开放政策的视角

产能过剩已经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深层次难题,本文以中国2002年外资管制放松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系统研究外资开放政策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外资开放有效提升了同行业内资企业的产能利用率,生产效率、出口扩张和对外直接投资是外资开放影响内资企业产能利用率的重要渠道。外资开放对民营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吸收能力强的企业以及沿海地区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效应更大,并且地区制度环境增强了外资开放的产能利用率提升效应。此外,内资企业除了获得行业内外资进入的水平溢出效应之外,还分别从上游和下游行业的外资进入中获得正向的前向关联与后向关联效应,进而显著提升了自身的产能利用率。最后,本文还进一步考察了外资开放政策对制造业总体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发现外资开放通过资源再配置渠道显著促进了制造业总体产能利用率的增长,进一步检验显示,外资开放一方面促进了市场份额从落后产能企业向相对优势产能企业的再配置,另一方面促进了落后产能企业的淘汰,进而提高了资源再配置效率并促进制造业总体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本文从外资开放政策视角探究了产能过剩问题,对新常态下破解产能过剩困境、实现“去产能”政策目标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利用外资对我国区域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动态面板研究

采用2000~2010年相关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利用外资对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都产生了正向技术创新溢出效应,且西部地区溢出效应最明显,其次是东部地区,而中部地区最小。考察不同区域研发机构内生增长机制后发现,东部地区的动态效应最显著,其次是中部地区东、中、西最小。研究同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开放度、科研投入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也存在区域效应。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结构与内生经济增长

本文从理论上构建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结构(包括私人和公共)对农村经济增长影响的模型,运用我国四大经济地区面板数据分析了农村私人和公共教育投资与健康投资对人力资本增量的促进作用,以及人力资本增量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内在影响并加以检验。结果主要表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结构对人力资本增量,人力资本增量对农村经济增长都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农村私人和公共人力资本投资相对强调了教育投资而轻视了健康投资;私人人力资本投资产出效率高于公共人力资本投资产出效率;四大地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额与结构都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Malaysia: Interactions with Human Capital and Financial Deepening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ol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n economic growth in Malaysia, appropriately controlling for other proximate drivers of economic growth: domestic investment, exports, financial markets, and human capital. Domestic capital formation, FDI, human capital, and financial deepening significantly affect economic growth. FDI has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but its effect is of lesser magnitude than that of domestic investment. Human capital and financial markets interact with FDI and, thus, are important for both short- and long-term growth processe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encourage domestic as well as foreign investment to put Malaysia back on its precrisis growth path.     

内生增长理论对政府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解释——来自中国1952—2011年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分析政府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Barro（1990）提出的框架,但采用Arrowand Kutz（1970）提出的方法,将公共投资通过直接资本形成增加资本存量,形成内生经济增长,并采用Ramsey-Cass-Koopmans（1965）模型的基本假设,利用1952—2011年中国时间序列数据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政府公共物质资本投入及政府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均具有正效应,但政府公共物质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微弱,而政府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较大。同时还验证了政府物质资本投入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Granger Cause）,而政府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Granger Cause）,且影响滞后并持久,教育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长期渗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