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信用保险提高了中国出口竞争力吗？

本文运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省级营业机构的业务数据，探究使用出口信用保险是否能够提高出口竞争力，以及通过何种机制产生影响。研究表明：使用出口信用保险可以显著提高出口竞争力，且对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促进作用更大。通过检验该影响的非线性特征发现：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竞争力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通过构造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发现：出口信用保险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科技创新水平，发挥间接促进所在地区出口竞争力增长的链式中介效应。出口信用保险的链式多重中介效应影响机制存在地区差异，出口信用保险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通过促进科技创新水平提高出口竞争力，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出口竞争力。出口信用保险通过科技创新促进出口竞争力的机制存在非线性门槛效应，随着研发投入的增长，出口信用保险对我国出口竞争力的促进作用会产生质的飞跃，表现出科技赋能保险现象。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了城市创新吗?——基于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我国2011-2016年248个地级市作为样本,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市级数据,基于空间面板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城市创新之间的空间关系和非线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不仅对本地区创新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溢出效应也带动了周边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第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城市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当超过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城市创新影响的边际收益增加,在考虑区域差异性后该门槛特征仍然存在。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创新激励效应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了进一步提升城市的创新能力,应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优化创新环境,激发数字普惠金融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梅特卡夫法则”效应。     

数字经济发展能否促进城乡融合？ ——基于劳动力转移视角

摘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是当前我国促进城乡融合的新机遇。本文借助2011－2019年我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指标体系,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不仅显著促进了城乡融合,还通过推动劳动力转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水平提升存在显著的劳动力转移门槛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因此,应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并结合自身发展情况精准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政策,破除劳动力转移阻碍,因地制宜推动城乡融合差异化发展。     

省以下财政收支分权影响省域内产业转型升级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湖南省14市(州)数据的检验

本文选取2001~2012年间湖南省14个市(州)地区的面板数据,运用门槛估计方法分别考察了省以下财政收入分权与财政支出分权影响产业转型升级的门槛效应。实证研究表明,在城市化水平与人力资本水平门槛条件下,省以下财政分权与省域内产业转型升级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即财政分权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呈现出阀值转换特征,且收入分权与支出分权在不同的门槛变量下呈现出差异明显的门槛效应。参数异质性假设条件下的实证结果揭示出省以下财政分权影响省域内产业转型升级的非均衡特征,为我国未来省以下财政分权改革的方向选择提供了思路。     

我国农业保险对农业生产影响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精准扶贫视角

基于我国31省（自治区、直辖市）2007-2015年面板数据,本文从灾前与灾后两个 维度,首先理论分析了农业保险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机理,再运用系统GMM模型和门槛效应模 型实证检验了农业保险对农业生产的线性和非线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业保险灾前对农业 生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灾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农业保险对农业生产的灾后正效应大 于灾前负效应,所以总体上农业保险促进了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农业保险灾前影响效应对农 业生产存在显著的门槛特征,而灾后影响效应对农业生产不存在门槛特征;农业保险对农业生 产的影响依赖于农业生产风险水平,且农业保险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随风险水平提高而下 降。另外,人力资本、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生产风险水平均对农业生产有显著影响,而人均 农作物播种面积、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则影响不明显。     

银行利润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金融发展视角

基于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15～2021年省域层面门槛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将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和金融结构作为门槛变量，研究不同维度金融发展水平下银行利润增长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金融规模和金融结构存在单门槛效应，在适当的金融规模和合理的金融结构下，银行利润增长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而金融规模或金融市场规模占比过大，银行利润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会减弱；金融效率存在双门槛效应，随着金融效率的持续提升，银行利润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显著增强。     

地区经济发展中新型城镇化与金融普惠化关系研究

新型城镇化和金融普惠化分别是中国城乡区域发展和金融改革发展的战略抓手.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普惠金融发展对各地区及全国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2005—2018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普惠金融发展具有双向互促作用,二者互动发展对增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协同效应显著,且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中还都互为中介机制.与此同时,新型城镇化和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无论是在双向互促效应,还是在增进地区经济发展中都存在双重门槛的非线性特征,且新型城镇化的中介效应和促进效应均更为显著.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要继续统筹提升新型城镇化和金融普惠化水平,按照"以人为本"的根本要求、"圈群城镇"的多向路径、"结构优化"的统筹基点、"区域城乡"的协同格局,统筹新型城镇化需求牵引的普惠金融发展和普惠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绿色金融发展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农村人力资本差异化的视角

“双碳”目标背景下，加快推动绿色金融发展是提升农业生态效率的重要手段。基于我国省域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农村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与农业生态效率空间自相关性，并构建面板空间门槛模型综合考察不同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下绿色金融发展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空间效应与门槛效应是绿色金融发展影响农业生态效率过程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考虑空间因素后，绿色金融发展对农业生态效率的提升作用存在农村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研究结论揭示了绿色金融发展与农业生态效率的空间门槛关系，为有效促进农业生态效率提升提供了理论支撑。     

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水平的非线性影响——基于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视角分析

数字经济发展中的技术效应和普惠效应,既有助于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推动居民消费,也有利于满足新发展格局下的新型消费需求。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考虑政府和企业中介作用、人力资本调节作用的基础上,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推动居民消费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影响变化态势呈现倒“U”型,其中产业数字化的作用最为明显,在中西部地区的影响更为显著。内在机制存在着“数字经济发展→政府财政增加、企业家精神提高→居民消费提质增效”的中介效应传导路径,且人力资本在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水平的非线性影响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     

包容性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贫困减缓 ——基于空间溢出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09—2018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测算我国各地区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并在纳入产业结构升级这一传导机制的基础上,采用空间面板及门槛面板模型分析包容性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包容性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对减缓贫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包容性金融发展、产业结构高度化在促进本地区贫困减缓的基础上,还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邻近地区减贫;进一步研究发现,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包容性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存在着双重门槛的非线性影响,一味追求包容性金融规模扩张反而会削弱对贫困减缓的促进效用.     

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6—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地区间的异质性,并进一步探索了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中存在的技术和资本门槛效应。研究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时间依赖性和空间溢出性;从“本地—邻地”视角看,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分区域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要强于东部地区;研发投入在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中发挥了单一门槛作用,当跨越门槛值后促进效应会呈现递减的规律。     

政府补助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门槛效应研究

运用中国A股市场96家可再生能源企业2009-2018年数据,引入能源消耗强度、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和银行信贷四个门槛变量建立固定效应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能源转型视角下政府补助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门槛效应,探讨不同补助类型和企业异质性对门槛效应的影响和差异。结果表明：政府补助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促进作用存在门槛效应。在能源消费强度更高、经济发展水平或市场化程度更低的地区,政府补助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同时政府补助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促进作用在银行信贷规模越大的企业更显著;相比于货币型直接补助,税收优惠型的间接补助政策更能促进可再生能源投资;政府补助对非国有企业的投资促进作用强于国有企业。     

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基于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的视角

本文基于我国2005—2017年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普惠金融的深度、广度和可持续性3个维度构建了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法测度各个地区普惠金融的实际发展水平。随后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研究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和贫困减缓的非线性空间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当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较低时,普惠金融发展会阻碍贫困减缓,只有当其跨越自身低水平门槛0.0822时,才能有效促进贫困减缓,且当经济发展水平程度较高时,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下降。     

金融减贫效应的门槛特征分析及实证检验

由于受金融市场进入成本以及穷人初始财富不足的限制,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影响往往会表现出门槛特征。本文利用1997—2012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以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对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金融发展减缓贫困的作用存在显著的差异。只有当经济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穷人达到一定的资本积累后,金融发展才对贫困减缓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这也进一步说明,只有实现金融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才能更好地发挥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     

数字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研究

选取2008—2021年长三角41个城市为样本,从产业创新体系、人才供给体系、经济支撑体系和未来产业发展体系四个维度构建新质生产力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以此探究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推动技术创新和优化就业结构提高长三角地区新质生产力水平;数字经济发展能促进本地区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促使邻近区域的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存在着门槛效应,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水平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先增加后削弱的趋势。     

金融深化、FDI溢出效应与地区TFP——基于省级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考虑经济运行互动关系中内在非线性结构的前提下,从金融深化角度探究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溢出效应的影响机制,采用1992-2011年我国29个省级单位的面板数据,通过运用非线性理论的“门槛模型”检验和回归方法,以金融深化为门槛变量,实证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总体上金融深化和外商直接投资都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且存在基于金融深化的“双门槛效应”,即不同地区的金融深化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的结构变化,随着金融深化和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呈区间递增的态势.     

我国银行业市场集中度对金融包容的影响研究

本文采用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6～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银行业市场集中度的变化对金融包容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仅考虑银行业市场集中度对金融包容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银行业市场集中度的降低有利于促进地区金融包容水平发展,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一作用要强于经济发达地区;要全面实现金融包容,必须针对不同经济发展程度实行差异化的中小银行准入门槛制度。     

我国双向FDI对碳排放的空间效应研究

我国省域碳排放的空间效应使碳减排具有系统性、复杂性，影响了碳减排政策的精准性、有效性。本文基于2003—2019年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SDM）实证研究我国双向FDI对碳排放的空间效应影响，并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发掘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我国省域碳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特征，且2003—2019年间，我国省域碳排放空间集聚性呈削弱趋势；（2）双向FDI对省域间碳排放空间溢出效应均有抑制作用。进一步地通过传导机制检验发现：（1） FDI通过“环境规制效应”抑制省域间碳排放空间溢出，通过“资本逐利效应”促进省域间碳排放空间溢出;（2） OFDI通过“技术传播效应”抑制省域间碳排放空间溢出，通过“人力资本效应”促进省域间碳排放空间溢出。     

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吗？

本文基于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能通过提高农村人力资本与就业水平发挥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地区异质性，表现为在东部地区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在中西部地区没有显著影响。门槛效应检验发现，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城镇化的单一门槛。最后，本文提出要提升普惠金融发展质量、提高农村人力资本与就业水平、适当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支持、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建议，以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助推共同富裕目标实现。     

普惠金融与人的全面发展——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本文选择2005-2013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矩估计和门槛效应模型探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影响。结论表明:(1)全国层面上,普惠金融发展对人的全面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2)东、中、西部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人的全面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3)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人的全面发展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人的全面发展有了反向抑制作用;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人的全面发展有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因此,应根据区域差异因地制宜的提高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覆盖率,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