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评述

本文对国家竞争优势的主要理论进行了简评 ,认为钻石理论在应用到发展中国家时应进行修正 ;竞争优势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并不是相互替代的理论 ,由于应用范围不同应是互补而不是对立的 ;产业群理论比较适合于发达国家相对成熟的产业群 ,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群有其自身的成长规律 ;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是一成不变的 ,不能用微观的企业发展理论来解释宏观的经济发展变化 ;政府在发展中国家所起的作用应比波特想象的要大得多     

扶贫攻坚过程中的措施组合及演进规律分析:基于柳村的田野调查

基于柳村从建村到贫困村销号过程中的扶贫经历,本文试图厘清各项扶贫措施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扶贫措施的组合选择以及演进规律。分析发现,柳村扶贫呈现出明显的阶段特征,经历了初级扶贫阶段和高级扶贫阶段。初级扶贫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扶贫投入少,而高级扶贫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扶贫资源大量注入。在不同的扶贫阶段,扶贫措施的组合选择以及实施顺序有所不同。在初级扶贫阶段,增加收入类扶贫和减少支出类扶贫并重,同时增加收入类扶贫往往会选择针对性扶贫;在高级扶贫阶段,增加收入类扶贫为主、减少支出类扶贫为辅,增加收入类扶贫往往选择普惠性扶贫,同时在普惠性扶贫中往往以产业扶贫为主,并开展相关配套扶贫。     

环保治污重心须向农村转移

<正>我国环境保护和治理污染的重心在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而相对忽视了广大的农村。其实,我国农村最需要环境保护、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原因如下:第一,我们一再强调要从源头上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这个源头就在我国广大的农村,而城市基本上处于污染链条的下游和末端。并且我国农村环境生态问题最严重、最突出。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是不少地区农村环境的真实写照。据测算,全国农村每年产生生活污水约80亿吨,生活垃圾约1.2亿吨,每年畜禽粪便排放总量达25亿吨。另据统计,我国化肥和农药的施用量已居世界之首。化肥、农药和农膜的使用,使耕地和地下水受到了大面积污染。同时,城市工业向城外、向农村转移,其中不乏污染型工业,使得工业污染向     

保护农民土地权益户籍改革才能成功

<正>7月30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决定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而据央视有关户籍改革的调查却显示:9成受访农民不愿转成非农户口,只因不愿交地。土地,包括宅基地及其房屋、承包地,是农民的最大财富,我国20.3亿亩耕地都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手里。在户籍改革过程中,只有妥善处理好或者保护好农民的权益,才能获得农民的支持和拥护。     

1号文件端牢中国人的饭碗

<正>我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今年的1号文件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这也是整个文件的基调,诸多内容都在围绕粮食安全展开的。其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课题,任何时候这根弦都不能松。近几     

媒体曝光和企业危机管理：基于瘦肉精事件的自然实验

院良好的声誉是企业区别于其他企业的重要无形资产.文章将双汇瘦肉精事件作为自然实验,研究了事件发生以后企业应对负面消息的措施.研究发现,在我国,当涉事企业面临负面消息的时候,没有向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采取慈善捐赠、参与环保等亲社会性的危机公关措施,而是通过加大媒体广告投放量的方式.     

中国为何鲜有全球知名品牌

为什么我国鲜有全球知名品牌？除了新一期美国《新闻周刊》分析的中国国内竞争太激烈，没有掌握建立品牌的营销艺术，国企产权模糊．不少垄断国企不善于面对普通的消费者等。我认为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主要包括：     

待遇留人不如娃儿留人

整体来看，我国的农村劳动力数量并没有大幅减少，为何用工荒会愈演愈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调查发现留守儿童问题致大量农民工不愿外出”。     

中国农村"文明的冲突"

基于中国宗教发展特点,本文对宗教俱乐部模型进行了简单的扩展,用来研究宗教与传统文化、世俗文化之间的关系。使用河南农村实地调查数据,本文检验了扩展的宗教俱乐部模型所揭示的宗教替代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宗教归信者对传统文化和世俗文化活动的参与明显小于无宗教信仰者,并且宗教的替代效应与文化活动的世俗性具有正相关关系。这些结果说明了宗教对传统文化、世俗文化替代效应的存在,宗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村分化。     

从“村庄型公司”到“公司型村庄”:后乡镇企业时代的村企边界及效率分析

本文以永联村和永钢集团为例,探讨了乡镇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的村企关系以及后乡镇企业时代公司型村庄的效率。分析结果表明,乡镇企业的产权改革会导致村企关系中企业、政府与乡村社区之间权力发生相对变化,但并不必然导致企业与村庄的相互独立,一种可能的村企关系发展路径是由村庄型公司转变为公司型村庄。永联村的案例表明,这种后乡镇企业时代的公司型村庄模式对企业和村庄而言均有较高的效率,可以实现企业与乡村社区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据此,本文进一步指出,乡镇企业产权改革不应一刀切地私有化到底,而应充分考虑企业与乡村社区的合作逻辑,在进行产权改革的同时,应通过确立新的制度化方式弥补硬性市场合约对社会性合约的消解,以确保后乡镇企业时代企业与乡村社区之间关系的和谐以及两者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