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手机依赖与主观幸福感和社会支持的关系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法,对265名在校大学生手机依赖现状及其与主观幸福感和社会支持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探讨手机依赖倾向、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显示:大学生手机依赖倾向与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关系密切,手机依赖倾向与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性负相关。对于普遍存在的手机依赖现象,社会、学校、家庭都要高度关注,要疏而不堵,引导青少年健康、正确使用手机,使他们身心健康成长。     

标准将引领开放银行模式健康发展——读评《商业银行应用程序接口安全管理规范》

针对《商业银行应用程序接口安全管理规范》的出台,本文围绕该标准与开放银行模式的关联划重点,结合鼓励创新的原则、技术安全的基础、治理监管的探索等相关问题,阐述《商业银行应用程序接口安全管理规范》对促进开放银行模式健康发展的作用,试图打开认识该标准的另一扇窗户,助力该标准实施,发挥其作用,让金融科技创新给银行客户带来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低保政策、家庭结构与贫困人口幸福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提升贫困人口幸福感不但是改善和保障民生的重要方面,而且,也是新时代衡量社会政策现实效能的重要标准。基于城乡贫困家庭生活状况入户调查问卷数据,从困难感知度、心情愉悦度、生活满意度三个维度对贫困人口幸福感进行分析。发现贫困人口生活满意度较高,但心情愉悦度较低,且困难感知度较高,即贫困人口幸福感整体水平较低。贫困人口幸福感存在显著城乡二元分化和一定程度的个体差异现象。对贫困人口幸福感影响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家庭结构对贫困人口幸福感没有直接显著影响。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却能显著降低贫困人口困难感知度,显著提高贫困人口心情愉悦度和生活满意度,即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能够显著提高贫困人口幸福感。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不同家庭结构的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却存在显著差异。其影响效应由大至小依次为农村残疾人家庭、农村非残疾人家庭、城市非残疾人家庭、城市残疾人家庭。城乡救助待遇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就业途径和社会保障的差异是其重要诱因。因此,必须基于城乡和家庭实际情况,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幸福感。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匹配后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机制和效应。基准分析表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整体上能够显著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但不同类型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中高收入群体和不健康群体,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效应更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主要通过降低城市的客观环境污染、降低居民感知的主观环境污染和增强居民对政府满意度来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政府和公众环境关注度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调节效应。本文为客观评估城市层面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居民主观福利效应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同时也为实现环境治理和提升人民幸福感的“双赢”目标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快乐指数研究概述

快乐的衡量与测度是快乐研究中的难点,也是造成快乐理论难以被系统接受和推广的主要障碍.最近20年,随着脑科学和实验心理学的发展,快乐指数研究获得重要进展.Kahneman与Tversky等人用实证的方式证明了"快乐和痛苦的体验效用的可被测度性"和当期体验效用的客观性(Objectivity),从而使快乐指数研究走上一个新时代.与此同时,经济学、社会学中的快乐测度理论与主观幸福感研究也取得了积极进展.本文通过展示不同学科中快乐指数研究状况,使我们对国内外的快乐指数研究及学科交叉发展有一个基本了解,并对我们的快乐理论研究与生活实践以科学的指导和说明.     

企业员工主观幸福感与工作绩效的关系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如何通过有效途径提高员工工作绩效,高质高量完成工作任务,已成为企业管理者最为关注的问题。科学研究表明,随着员工主观幸福感的增加,员工的工作绩效也会得到提升。因此,清楚掌握并合理运用员工主观幸福感与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不断提高员工主观幸福感的满足程度,有利于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     

乌海：太阳神照耀的地方--乌海蜕变：未雨绸缪 壮年转型

在采访中，震撼我们的不仅是乌海经济社会的巨大转变，城市品质与形象的快速提升，更有乌海人从容安逸的幸福感和强烈的自豪感。     

影响企业员工幸福指数的原因初探

本文探究了企业员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并从积极心理学角度提出应该注重青年员工专业技能的成长与发展,建立企业员工积极人格特质和注重企业员工良好激励评价体系的参考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