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ES模型的区域生态补偿额度的测算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本文以县域作为研究单元,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构建生态经济一体化的生态补偿(PES)模型,并对江苏省2010~2012年区域生态补偿额度进行测算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区域生态、经济差异比较明显,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依次降低,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依次升高;生态补偿额度的区域差异也比较明显,需支付生态补偿的主要位于苏南、苏中地区,其中南京市区生态补偿额度为-416亿元,常州市区、无锡市区、江阴市等五个区域生态补偿额度为-252~-101亿元,扬州市区、徐州市区等16个区域生态补偿额度为-101~-5亿元;而盐城市区、仪征市等20个区域的生态补偿额度为2~44亿元,苏北大部分地区生态补偿额度为48~91亿元。     

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问题初探

小型水库是江河防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农业生产提供灌溉水源,也为人民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提供水源,同时在防御洪水灾害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水库的安全关系到下游人民财产的安全和水库的经济效益。因此,做好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工作,确保工程质量,对促进我国工农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农村饮水安全闻题浅议

简述了饮水安全的定义及有关标准;回顾了我国政府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的历史;介绍了我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现状、特点及保障农村饮水安全的措施.     

“苏南模式”下乡村工业用地的分布特征及形成机制——以常熟市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苏南地区乡村发展迅速,以乡村工业为核心的"苏南模式"成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典型,乡村工业用地也成为乡村用地的重要组成,探索乡村工业用地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形成机制对于丰富乡村地理学有一定的价值。文章以常熟市为例,在获取乡村工业用地空间矢量数据基础上,分析了乡村工业用地的空间分布特征、产业类型以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镇域尺度下的乡村工业存在"大分散、小集聚"的分散格局;水陆交通对乡村工业有一定的集聚效应,表现在水陆交通两侧的乡村工业用地远高于其它区域,且各类型、各等级的影响不同;农村居住用地与乡村工业用地的时空距离主要集中在5~15min内,体现了居住与工作"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空间关系。在此基础上,结合政策因素和地方实际,提出乡村工业用地的影响因素、内在机制以及乡村工业用地整合建议。     

陕、宁、川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作用及制约因素调查

本研究的基本假设是:从长期来看,以农户为主体的基本经营制度不会改变,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程度也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因而,要提高我国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现代化水平,提高小农户和大市场的对接程度和新技术应用水平,必须不断提高农户的组织化程度,而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有效途径。     

企业高层管理团队国际化的研究

对高层管理团队的研究主要源于Hambriek和Mason于1984年提出的“高层梯队理论”。目前对高层管理团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层管理者的组成和团队内部的个体成员特征的分布这两方面,而对跨国高层管理团队的研究很少。本文在对众多高层管理团队方面的文献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对高层管理团队的国际化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以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基于加权关联性的城市群分形研究——以胶东半岛城市群为例

以城镇空间分形关联性的研究方法为切入点,在点点关联性的基础上,根据城市某个或综合属性,赋予城市间距离一定权重,使其更加符合现实中的关联水平,以此来深入分析城市间的关联性.并运用该方法,以胶东半岛为实证研究对象,初步归纳格局形成、演进机理,并针对分析结果及存在问题对区域规划的调控、决策制定提出建议.     

基于平衡计分卡的高校财务指标评价绩效研究

平衡计分卡是战略绩效管理的有力工具,其以公司战略为导向,寻找能够驱动战略成功的关键成功因素,并建立与关键成功因素具有密切联系的关键绩效指标体系,通过关键绩效指标的跟踪监测,衡量战略实施过程的状态并采取必要的修正,以实现战略的成功实施及绩效的持续增长。要在高校施行平衡计分卡,就要求事     

知识城市评价体系的构建及我国省域差异的实证研究

以知识城市为切入点,简要回顾其概念演进、发展历程,并根据我国知识城市的发展现状,构建包含技术创新能力、人力资源潜力、知识技术从业者、文化与交流及地缘区位的知识城市的评价体系。以该评价模型为衡量标准,利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省域间KC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实证研究,分别根据综合得分和公因子载荷,利用层次聚类法对各省(市、区)分类分析,总结总体及局域的格局特征,并对机制进行分析,提出发展对策。     

d农村公共产品研究理论及其发展

西方对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专门研究文献比较少见,大多将其纳入公共产品的一般研究当中。通过对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基本内容及其发展,从大卫·休谟到萨缪尔森、詹姆斯·布坎南,从斯蒂格里茨到马斯格雷夫进行分析,看到国内有关农村公共产品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特征、供给效率与供给制度等领域,但部分成果存在研究视野狭隘、研究背景模糊、数量化实证分析不够等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