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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信恒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0,(2):78-93
针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提升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问题,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为2004~2007年386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找到与其可比较的对照组,运用倍差法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且这种促进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强;投资动机、投资目的国的发展水平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促进效应存在差异性;在使用不同的估计方法和替换核心被解释变量进行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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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企业热衷于从金融市场获取投资收益,个别企业甚至出现了过度金融化的倾向,成为经济新常态大背景下的一种独特的经济现象。对2009~2018年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动向及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具体数据展开研究,并以同期沪深两市3567个有效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建立一种多元回归统计分析模型,研究实体企业金融投资收益对宏观经济波动所产生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实体企业投资金融收益与宏观经济波动显著相关,这种过度金融投资行为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给宏观经济的平稳发展带来了新的阻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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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存在制度适应成本,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制度距离会对企业OFDI产生负向影响。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140个国家和地区OFDI的分析表明:中国企业的OFDI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动机和战略资源寻求动机,其中,市场寻求型OFDI表现出显著的互补效应,战略资源寻求型OFDI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东道国与中国的制度距离会通过投资动机影响中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即倾向于向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和地区进行OFDI,且制度距离会弱化市场寻求型OFDI的互补效应和战略资源寻求型OFDI的挤出效应。站在企业角度来看,中国企业在进行OFDI时并不具有“制度风险偏好”,而是表现出“制度风险规避”特征:选择对其自身发展来讲制度风险较小(制度距离较小)的目标市场进行OFDI。因此,中国应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升国内制度质量,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并增强企业的制度适应能力,以有效减小制度距离对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约束,进而优化OFDI区位分布,提高OFDI效益和质量。 相似文献
997.
外商直接投资(FDI)可以通过劳动力需求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改变东道国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和行业相对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行业工资差距,并且这种影响具有不确定性;由于投资动机和进入方式的不同,FDI对行业工资差距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并表现为地区差异。基于中国服务业的经验分析发现:外资进入通过增加低工资行业的相对就业规模和提升高工资行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扩大了行业工资差距,适应中国低技能劳动力丰裕而高技能劳动力相对稀缺的劳动力市场条件;在以垂直型和合资型FDI为主的地区外资进入具有显著的扩大行业工资差距效应,而在以水平型和独资型FDI为主的地区这一影响并不明显。因此,应努力提高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并充分保障低技能劳动力的权益,积极鼓励和引导水平型FDI进入并适度减少垂直型FDI的引入,持续增强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并不断缩小技术差距,进而在高效利用外资的同时缩小行业工资差距。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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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