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队科学创造力的提升需重视团队成就目标导向——被调节的中介效应

基于创造力成分等多维理论，构建以团队反馈寻求行为为中介变量，团队凝聚力为调节变量的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以期深入解释创新团队成就目标导向如何影响其团队科学创造力。基于129个理工科大学生科技创新团队数据，研究结果表明，团队学习目标导向和团队表现目标导向分别与团队科学创造力有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关系；团队反馈寻求行为在团队成就目标导向与团队科学创造力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团队凝聚力负向调节团队反馈寻求行为与团队科学创造力间的关系，并弱化了团队成就目标导向通过团队反馈寻求行为对团队科学创造力的间接影响。结论对提高科技创新团队科学创造力有一定指导价值。     

甘做机电企业法律援助的“燃灯者”——上海小城(苏州)律师事务所青年委员会主任朱佳律师

当前,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在全国宣贯实施。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切实推动民法典实施,以更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更好保障人民合法权益。     

选择正确的赛道并努力成为领跑者 专访中科创达董事长赵鸿飞 操作系统应该是一个共通的基础设施

手机网速越来越快、接入互联网的智能家居系统越来越多、汽车变得越来越聪明……5G时代,万物互联,信息通信技术正在与各行各业加速融合,并且渗透到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很多创业者抓住这一时代机遇,快速成长壮大,其中就包括一家智能操作系统产品和技术提供商——中科创达。在许多企业苦苦应对疫情带来的严峻挑战,经营发展步履维艰的2020年,中科创达却取得了上市以来收入增速最快的成绩,公司到底做对了什么?怎样筑起核心技术的护城河?又是如何做到几乎步步精准地站上“5G风口”的?     

失败学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已有文献认为失败学习对企业绩效具有重要作用，但失败学习通过何种途径促进企业绩效提升的研究并不完善。基于失败学习理论，引入资源拼凑和机会识别作为中介变量，构建失败学习影响企业绩效的多路径模型，探索失败学习对企业绩效的驱动路径及内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失败学习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积极作用，资源拼凑和机会识别分别在失败学习与企业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资源拼凑和机会识别在失败学习对企业绩效驱动过程中存在链式中介作用，战略柔性能够强化资源拼凑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正向调节资源拼凑的中介作用。研究结论拓展了失败学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路径，对企业复苏和成长具有重要启示。     

分析师实地调研提高了信息效率吗?——基于年报市场反应的分析

实地调研作为分析师了解上市公司非公开信息的重要手段,对资本市场的效率提升发挥重要作用。利用2009年至2014年深交所上市公司相关数据,探讨分析师实地调研对年报市场反应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分析师实地调研提供的增量信息被投资者作为年报会计盈余的决策参考,实地调研确实提高了资本市场信息效率,信息效率的提升与调研次数显著正相关。进一步分组回归后发现,分析师调研发挥的信息沟通功能在公司信息环境较差的情况下较为明显;机构投资者以及流动性较强公司的投资者更能对分析师调研的增量信息做出回应,不同投资者利用分析师实地调研所提供信息优势的能力存在差别。     

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相关性研究——来自深市2014～2016年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文章选择我国深市2014~2016年医药制造业公司年报披露的数据作为实证分析对象,研究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水平的相关性。股权集中度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水平呈反比。流通股占比、监事会规模、公司规模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水平呈正比。建议从股权结构上,适当减少大股东持股比例,提高社会公众的持股比例;从公司治理上,在合理范围内继续扩大监事会的规模也有利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     

关于金融工具列报相关实务问题探讨

实务中,关于可续期借款属于金融负债还是权益工具这一问题存在分歧.本文基于对相关案例的分析,指出应依据可续期借款合同条款及交易的经济实质,以及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的相关规定来做出判断.     

IASB信息披露规则的演变与启示

信息披露在经济发展中很重要,它自身存在的问题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IASB对信息披露的内容在进行更新以避免负面影响,我国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将其引入了国内。文章将通过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分析IASB针对这些问题更新的内容及其特征,同时分析我国引入后带来的启示和挑战。     

京津冀绿色协同发展效果研究——基于“煤改气、电”政策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京津冀三地于2017年底联合印发《京津冀能源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煤改气、电”是“禁煤区”政策实施的标志性工程，“一刀切”式执法能否承担起调整能源结构、改善空气质量与促进绿色发展的使命，成为社会与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以北京、天津、石家庄为“煤改气、电”政策实施的实验组，河北省其余10个地级市为对照组，基于DID模型与PSM DID模型对2003—2015年京津冀地区的“煤改气、电”政策实施推动城市群绿色发展的效果进行准自然实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城市与农村能源基础设施的差异性，“煤改气、电”政策主要通过作用于城市工业领域及农村“煤改电”消费行为从而推动绿色发展；“煤改气、电”政策显著降低了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对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单位GDP能耗的压减效应虽然为负，但在统计上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煤改气、电”政策对人工煤气、天然气用气人口数具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煤改气、电”政策使得农村用电量显著下降，可能的原因在于“煤改电”式的能源转型政策并未产生需求响应行为，或是相对于燃煤取暖的高成本引发了农村节能行为的产生。“煤改气、电”政策应避免“一刀切”执法，着力降低技术门槛和成本、确保政策执行初期的补贴可持续性，使得化石能源转型驱动能源需求侧响应行为的微观作用机制畅通，最终实现京津冀绿色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