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对融资成本的影响

近年来，大量企业基于数字化转型实现了弯道超车。选取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企业年报中数字关键词的词频来描述数字化转型程度，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融资成本显著负相关；检验延长时间窗口发现，在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后的一段时间内，数字化转型仍然降低了融资成本；根据异质性分析，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企业降低融资成本产生的效果更好，且东部地区企业深化数字化转型降低成本的作用更显著。     

刑事涉财产执行中的案外人权益救济——以案外人权益救济程序的当事人构造为视角

刑事涉财产执行程序因采取移送执行模式而被误认为不存在申请执行人，使得刑事涉财产执行程序及其衍生的案外人权益救济程序过分依赖执行法院的职权主义。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裁判、追缴或责令退赔违法所得并返还被害人判项、责令被免予刑事处罚的被告人赔偿被害人损失判项的执行程序中，案外人权益救济程序原则上应以被害人为申请执行人，并参照适用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中的案外人权益救济制度。其他刑事涉财产执行程序应以检察机关为申请执行人。除非出现被执行人逃避执行或者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排除执行请求等特殊情形，作为申请执行人的检察机关通常无须现实参加执行程序。     

“引洮工程”引发的受水区污染治理研究

[目的]为了解决甘肃中部安定区、陇西县、渭源县、临洮县、榆中县和会宁县的人畜饮水、工业用水、生态用水及农业灌溉用水问题,引洮工程通过九甸峡水利枢纽抬高水位将黄河上游洮河支流水资源引入受水区。在受水区,在调水增加本区供水总量的同时,相应增加了增量水资源使用后带来的废污水,客观上对污染治理工作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轻视排污问题将加剧受水区乃至下游的水系污染程度,影响受水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方法]文章采用文献研究法从理论上探讨了环境容量、排污权及其关系。采用定额计量法计算了调水带来的COD和氨氮增量。[结果]调水使得受水区COD和氨氮每年分别增加6 914. 30t和1 440. 48t。就COD而言,受水区平均排放量占该区环境容量的51. 12%,似有较多的容量结余,但区内排放极不平衡,榆中和会宁已经超排。就氨氮而言,受水区平均排放量将占该区环境容量的151. 55%,总体超排很严重。区内除临洮以外,其余5县区均超排,其中,榆中和会宁超排1倍以上。[结论]排污量是假定增量污水符合二级排放标准的前提下计算的,如果处理率低、排放达标率低,则超排现象会更为严重。对此,要从宏观上进行综合治理,诸如完善政府、社会与市场共同治污机制、排污权配置的过渡性制度安排、污水处理企业改革及引导受水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等。     

家庭承包地“三权”分置的制度逻辑探究 ——基于制度需求与供给的视角

研究目的:阐明"三权"分置的制度逻辑,为制度供给的增量调整提供一种思路。研究方法:文献分析法、政策文本分析法。研究结果:当下农民、新型农业经营者出现新的制度诉求,既有土地承包经权营制度不足以满足该需求。承包地制度供给创新要做实承包权,辨明"三权"分置下经营权所处的位置。土地经营权的权利塑造过程应坚持物债二分法,实现物权法、合同法双重法制途径的并重。研究结论:承包地"三权"分置本质上是理论创新问题,辨清"三权"分置的制度逻辑,仍需以实践需求为出发点,新的制度供给是一个增量调整与立法跟进问题。对经营权性质的探讨有必要融入物债二分逻辑,对于短期限的土地经营权,应按照契约自由原则,实行意思主义,权利类型、权利内容经双方自由创设,对长期存续的土地经营权可实现物权化,实行物权法定主义,按照法定规格与程序流转。     

内外融资条件、融资约束与企业绩效——来自京津冀地区企业调查的新证据*

基于独特的京津冀地区企业调查数据和克服内生性的结构方程模型，本文对融资约束的成因及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企业自身条件和外部市场环境均对融资约束有重要影响，且企业自身条件对融资约束的影响更强。总的融资约束指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在区分融资约束的不同维度后，本文发现，融资可得性提高显著促进了企业绩效提升，融资频率增加却降低了企业绩效，而融资获得速度（等待时间）对企业绩效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无论是正规融资渠道，还是非正规融资渠道，上述结论仍然成立。利用多种政策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改善企业的自身条件，是缓解融资约束的最有效办法。     

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企业创新了吗

政府补贴能否促进企业创新一直存在争议。与以往从资源视角探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不同，基于信号理论视角，以2012—2016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剔除非研发补贴的噪音并控制样本自选择偏误，实证检验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微观政策效应，以及企业层面制度因素（产权性质）和区域层面制度因素（制度环境）对该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贴释放的积极信号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外部创新资源，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相比于国有企业，政府研发补贴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强；制度环境越好，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越强。研究理论丰富了科技创新政策有效性和信号理论相关研究。同时，研究发现，政府应继续加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补贴额度，不断深化所有制改革，为企业创新营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另外，企业还应充分发挥政府研发补贴信号的杠杆效应，拓宽外部创新资源获取渠道。     

金融支持国防知识产权成果转化问题及策略研究

国防知识产权成果转化应用是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落地见效的关键环节，引入现代金融体系能够有效促进国防知识产权成果转化。目前我国国防知识产权转化工作在组织管理体制、工作运行体系、法规政策制度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初显成效，但仍面临整体转化形势不容乐观、金融支持体系尚未成熟等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国防知识产权与发明人割裂导致一般金融产品难以通过审核，使融资渠道狭窄；其保密性进一步加大了与金融机构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国防知识产权专用性较强，相应抬高了融资成本。为有效解决上述问题，提出3条改进措施，以实现对国防知识产权转化的金融支持，即①从顶层设计上优化解密脱密流程，明确发明人与知识产权的权属关系，细化财税优惠等支持措施；②加强政府财政税收政策支持，引导创新利用多元社会资本进入支持转化领域；③建立各主体参与的金融服务协调保障机制、监测评估体系，启动国防知识产权转化的金融支持试点工作，构建符合国情的国防知识产权转化金融支持体系。     

纳税信用评级结果披露与研发投入

以纳税信用评级披露作为一个天然外生冲击,并基于2013—2016年1214家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构造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系统评估纳税信用评级结果披露对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纳税信用评级结果披露显著增加了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基于PSM-DID方法的估计结果与上述结论无明显差异。稳健性检验也表明上述结论的正确性。机制检验表明,纳税信用评级结果披露通过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此外,分样本回归发现纳税信用评级结果披露只能对中小型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研发投入产生促进作用。     

Culture,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demand for property,accident and health insurance in the OECD countries

Culture has been known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explaining differences in consumption behaviour across countries. Yet, we know very little how it affects spending on non-life insurance product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hed some light on how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mpact the demand for property, accident and health insurance, focusing on the OECD countries in the period 2000–2017. We find, via the system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 estimations, that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individualism, long-term orientation, masculinity and uncertainty avoidance were the drivers of the expenditure on property insurance, whereas long-term orientation, uncertainty avoidance and hypometropia explained accident and health insurance spending across the OECD countries. In the presence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cultural effects on property insurance spending turned out to be relatively minor, with the exception of individualism. These findings provide valuable information for non-life insurance companies, consumers and policy makers in the OECD count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