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优惠政策与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

研究目标：分析税收优惠政策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以及创新效率的收敛性，测度税收优惠政策对创新带来的实际贡献。研究方法：构建随机前沿模型测度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采用σ收敛和β收敛检验方法检验创新效率收敛性，并采用反事实计量方法测度税收优惠政策对创新带来的实际贡献。研究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对研发效率有显著正影响，对市场转化效率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政策实施后效率分布也更集中；研发效率的收敛主要是由东中西地区内部之间差距的缩小造成的，而市场转化效率的收敛是由三大地区内部差距的缩小以及中西部和东部地区的差距缩小共同造成的；税收优惠政策使研发效率大约上升了8%～10%，带来的创新产出占总产出的比重也一直维持在10%以上。研究创新：从效率水平和收敛性两个角度来定量分析税收优惠政策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价值：为更好地采取措施提高创新效率和减小地区创新效率差距提供经验证据。     

城市社区基础设施投资的创业带动作用

在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关键阶段,近年来出现了能否以投资作为主要增长动力的方向性争议,研究基础设施投资在经济结构升级中的创造性作用非常重要.基于微观住户调查数据,本文研究了城市社区基础设施的创业带动作用,探讨了基础设施促进居民创业的原因和作用机制,分析了涉及重大宏观投资问题的微观基础,指出了未来基础设施的主攻方向和投资重点.本文发现,无论是按工程类还是按服务性质划分,社区基础设施都具有很大的正向外部性,使得居民创业比例显著提升,并且城市中心地区、交通环保类基础设施的创业带动作用更加明显.良好的城市社区基础设施便利了居民生产生活,促进了信息、资源和要素的流通效率,改善了居民主观预期,带来更多的创业机会和更低的创业门槛,从而社区基础设施显著提高了居民创业概率.在经济向高质量转型背景下,仍然要肯定"稳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尤其重视社区基础设施投资在结构转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选择城市中心地区、资本密集型行业、交通环保类基础设施为投资重点,注重对高技能居民的创业政策引导,以提升基础设施带来的创业回报,并实现经济从投资拉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中国出口增速放缓与区域劳动力市场就业调整

文章利用2010-2015年中国海关数据库与2012年、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构建了城市出口增速放缓指标及基于全球总体贸易需求下降的"Bartik工具变量",从多维视角有效识别了中国出口增速放缓对区域劳动力市场就业调整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出口增速放缓显著降低了当地15-64岁劳动力参与工作的概率,出口增长幅度每下降1000美元/人,当地劳动力就业概率则下降3.7％.出口增速放缓使得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与不同就业身份之间进行重新配置,制造业和雇员就业概率下降,而服务业和自雇身份就业概率则上升,从而产生就业调整效应.机制检验表明,出口增速放缓对当地可贸易部门的企业绩效造成负面冲击,继而以降低劳动力需求来推动就业调整;而非贸易部门的企业绩效则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这一冲击.另外,基于当地劳动力失业原因与求职表现的研究进一步为这一机制提供了间接证据.上述研究结论为我国有效化解贸易风险和深入推进就业优先的双重战略目标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养老保险费率改变与企业“创造-破坏”就业调整

减税降费是帮助企业减负纾困、稳岗促就业的重要举措，也是落实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措施。本文采用2007～2011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考察了养老保险费率改变对企业“创造-破坏”就业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养老保险费率通过“降低就业创造”和“加剧就业破坏”两个途径显著降低了企业就业净增长，该效应在低生产率、高劳动密集度以及城市社保征缴力度更强的企业中更明显。机制分析表明，面对养老保险费率增加，企业会减少总产出、购入更多生产经营用机器设备并将服务活动外包，进而减少劳动力使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养老保险费率改变主要影响中型企业和小微企业就业调整，并存在非对称性，费率增加会加剧小微企业就业破坏，费率下降会促进大型、中型和小微企业就业创造。此外，养老保险费率改变同时影响企业就业集约边际调整和扩展边际调整，并与生产率密切相关，低生产率企业面对费率增加不仅集约边际上就业创造更少、就业破坏更多，而且扩展边际上退出市场概率更高、进入市场概率更低。最后，养老保险费率增加主要促进不同行业企业之间的就业调整，劳动力更多跨行业跨企业流动，劳动力净流出行业也由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     

公司社会声望与高管薪酬:公共服务抑或职业声誉

本文基于“隐性—显性”契约激励研究范式,探讨公司社会声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本文选取2009—2017年间的非金融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拥有较高社会声望的公司,其高管显性薪酬较低。具体而言,公共地位较高的国有企业、具有较高市场声誉的民营上市公司,其高管薪酬平均而言分别比其他上市公司低4.97%和6.30%。进一步地,我们发现公司声望对我国高管显性薪酬契约存在两种作用机制:一方面,公共地位较高的国有企业,可以为高管带来较高的社会声誉和社会认可,满足了“公共服务”类高管的社会声望偏好,从而降低了显性薪酬的支付水平;另一方面,市场声誉较高的民营企业,可以为高管带来较高的职业声誉和未来职业利益,符合“以商为荣”类高管的社会声望偏好,使高管愿意接受较低的显性薪酬。本文的结论为公司声望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可以对高管显性薪酬形成议价能力提供了重要证据,揭示了公司声望对高管显性契约激励的影响路径;同时,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契约设计以及激励机制提供了一定启示。     

社会地位来源对欺骗行为的影响——来自实验室实验的证据

如何减少欺骗是当前中国社会普遍面临的问题。文章结合社会地位理论和自我概念理论，研究了减少欺骗行为的机制。我们利用实验室实验，区分先赋性和自致性两种地位获取方式，用欺骗博弈来检验不同社会地位来源对欺骗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个人通过真实劳动获得的自致性社会地位可以显著减少欺骗行为；由于幸运得到的先赋性社会地位不能减少欺骗行为。同时，非物质收益的社会地位比赋予物质收益的社会地位更有效减少欺骗行为，说明物质收益是对市场化自我概念的提醒，从而无助于降低欺骗。研究结果在剔除策略性行为后依然稳健。研究有效验证了Mazar et al.（2008）关于影响欺骗行为的自我概念内在决定机制，并对各类组织提升诚信管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知识产权保护、进口贸易与创新型领军企业创新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通过进口贸易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随后,利用中国海关贸易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检验了知识产权保护通过进口贸易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高,能够显著促进创新型领军企业的创新。(2)从影响机制来看,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高,能够显著提升民营企业、专利密集型行业企业以及出口企业的进口规模,进而促进创新;能够显著提升民营企业和专利密集型行业企业的进口产品种类,进而促进创新;能够显著提升出口企业的进口产品质量,进而促进创新。中国正处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阶段,应重视并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保护与进口贸易对我国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     

僵尸企业提高了正常企业的税负粘性吗?

文章利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0-2018年数据,识别出僵尸企业与正常企业.通过建立模型,实证研究发现:一是正常企业存在税负粘性现象,即利润下降引起的企业所得税下降幅度小于利润上升引起的企业所得税的上升幅度.二是僵尸企业的存在提高了正常企业的税负粘性程度,且这种现象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所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