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西北高原藏区农村贫困化分异机制探测

[目的]客观揭示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机制,为科学推进川西北高原藏区精准扶贫创新途径、综合战略和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治藏方略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应用地理探测器模型、GIS空间分析与地统计方法等方法,探测川西北高原藏区贫困村单位面积GDP分异的主导因素,揭示农村贫困化分异机制,提出不同贫困化地域类型的扶贫政策措施。[结果]影响川西北高原藏区农村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素包括到主要交通道路距离、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土地利用、年均温度和海拔高程等,各因素对贫困村经济发展分异的解释力分别为80. 76%、12. 82%、8. 82%、5. 45%和3. 96%;贫困村经济发展贫困化的分异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可归纳为交通区位约束型、自然环境约束型和经济区位约束型等三大类型;农村贫困化驱动机制下的贫困村精准扶贫政策措施亟需因地制宜、科学推进、讲求实效,有序推进精准扶贫战略。[结论]精准扶贫应分类指导、重点突破,尤其加强贫困村交通、水利、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特色农牧业产业培植,注重多种扶贫模式的综合集成。     

苏州工业园区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战略对策研究

近年来,苏州工业园区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打造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建设方面取得明显成效。文章在阐述园区当前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剖析园区创新发展存在的薄弱环节,进而提出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战略对策。     

全面预算管理信息化系统建设

现阶段,我国企业已经初步完成了公司治理目标,建立了内容相对完整的内部控制管理体系.为了进一步推进业财融合发展,大部分企业研发设计了与企业业务管理、财务管理相匹配的全面预算管理.并且,在新时期的数字化建设中,增强了全面预算管理信息化系统建设.本文以此为出发点,选取全面预算管理信息化系统建设作为研究题目,概述了全面预算管理的重要性.并以此为基础,分别从权责机制、互联网思维、信息化技术三个层面,进行了具体讨论.     

国有风险资本与企业融资约束: 如愿以偿还是事与愿违?

我国国有风险资本是否实现了设立之初的目标,即是否纾解了企业融资困难呢?文章基于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和手动采集的国有风险资本数据对此进行了系统研究.实证结果稳健地显示,国有风险资本可有效缓解企业后续融资约束,我国政府参与风险投资活动是有效的.进一步地,高持股比例、多联合投资、高政治层级的国有风险资本对受资助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强;且国有风险资本对经济欠发达、低制度质量环境下的企业、面临高环境不确定性和高竞争程度企业、民营企业、成长期与动荡期企业能产生更大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国有风险资本既能通过认证作用显著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又能发挥政治关联的资源效应,包括显著促进银企关系和企业的商业信贷获取能力,并提升企业获得政府补贴的水平,从而减轻企业资金负担,缓解其融资约束.经济后果分析表明,国有风险资本能显著降低企业外部融资的股权资金成本和债务资金成本,帮助改善企业融资贵的难题,而且国有风险资本有助于企业在创新和经营方面的良性发展.但国有风险资本并未起到有效监督作用,不能缓解企业代理问题,尤其是会导致第一类代理成本的明显提高,而高管薪酬提升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据此,文章认为在未来的国有风险资本发展中,要把握"政府角色"介入的尺度,完善国有风险资本对企业的监督管理机制.同时适当兼顾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对中西部地区的国有风险资本发展提供适当且必要的帮助,以促进国有风险资本在新时期的长足发展.     

禽流感危机下肉鸡产业市场状态分析*——基于互联网大数据和MS-VAR模型

[目的]为了有效应对禽流感冲击、维持肉鸡产业稳定健康发展。[方法]基于互联网大数据构建了禽流感舆情指数,选取2012年1月至2017年3月周度数据,通过MS-VAR模型分析了禽流感危机下肉鸡市场状态的转换特征以及不同市场状态下产业链价格传导关系。[结果]2012年以来可将肉鸡产业市场状态划分为危机状态和正常状态,肉鸡产业市场在两个市场状态下转换频繁;肉鸡产业危机市场状态和正常市场状态平均持续期分别为4.65周和9.05周;肉鸡市场在区制转移概率上存在明显的非对称特征;肉雏鸡、活鸡和白条鸡价格之间在危机状态下相关性小于正常市场状态下相关性;不同市场状态下肉鸡产业链价格传导存在差异;肉鸡产业市场在危机状态下不稳定程度明显增加。[结论]提出了加大对禽流感疫情的监测以及疫情处理能力,密切关注公众禽流感舆情动态变动情况,做好舆情引导,加强禽流感疫情科学知识的宣传,增强公众对禽流感的认知等对策建议。     

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禀赋差异与农村经济相对贫困缓解

进入以缓解相对贫困为重点的后扶贫时代，农村经济相对贫困问题仍不容忽视。农机社会化服务作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桥梁，对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脱贫攻坚有序衔接具有重要作用。文章讨论的核心议题是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如何缓解农村经济相对贫困，并尝试建立了“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禀赋差异缩小——农村经济相对贫困缓解”的理论分析框架。为此，文章首先对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影响农村经济相对贫困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然后利用2750份河南省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实证检验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对农村经济相对贫困的影响，并通过替代核心自变量和变更样本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运用PSM模型和IVProbit模型以及ERM模型进行内生性讨论，最后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对其作用机制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对农村经济相对贫困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缓解了农村经济相对贫困。考虑内生性后，结论仍具有稳健性。进一步的机制验证发现，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通过缩小劳动力禀赋差异和技术禀赋差异，缓解农村经济相对贫困，劳动力禀赋差异缩小和技术禀赋差异缩小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21.22%和7.36%。可见，应将完善农机社会化服务供需体系纳入农户相对贫困治理机制考虑范畴，引导农户从传统家庭化生产转向现代社会化生产，扩大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范围；同时完善就业服务等相关配套体系以吸纳释放的弱劳动力，促进农户收入增长，缓解农村经济相对贫困。     

增信服务还是腐蚀效应:论金融科技等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风险信号

提出行业性风险暴发的"腐蚀效应"理论,即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行业风险暴发过程:行业中各个企业的倒闭是沿着企业的资质链从低到高的顺序发生的.该过程的存在得到了数据回归证实.对于科技金融等新兴行业,警惕和积极防范腐蚀效应,对防范行业性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客户信任高度依赖的新兴行业,如金融科技等,最容易出现腐蚀效应.因此,在一度高速膨胀的网络贷款领域出现腐蚀效应具有一定必然性."腐蚀效应"的存在也否定了当前把网络贷款行业大面积爆雷的原因归咎于其开展"增信服务"的普遍观点,真正引发风险的原因是网络贷款行业中的企业资质参差不齐和无序竞争造成的无谓成本的大幅增加.从政府对行业的管理视角来看,在促进行业发展时不忘记防范风险十分重要.这在实质上是对制度-制度接口的设计问题.因此应当以制度设计理论来指导防范风险政策的制定,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高分1号冬小麦解译面积核算方法研究

[目的]以高分1号(GF-1)融合2m卫星遥感影像为基础数据源,结合土地利用现状数据、高分多源遥感影像和地面样方等数据,对冬小麦分类提取中存在的面积误差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方法]文章以河南省永城市为研究区,在冬小麦提取结果聚类处理基础上,基于线性地物缓冲区数据,采用GIS空间运算实现线性地物面积扣除,接着分析了样方数据和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再扣除零星地物面积比例上的差异,并采用样方零星地物平均扣除系数对全市各乡镇耕地与非耕地中冬小麦提取面积进行了相关统计和误差分析。[结果]永城市冬小麦最终解译面积11. 29万hm~2,其中线性地物和零星地物扣除面积分别为6 613. 08hm~2和3 875. 22hm~2,占研究区冬小麦解译面积的5. 86%和3. 32%,与统计上报数据相比,其处理前后误差由14. 12%降低至4. 41%,有效地提高冬小麦提取面积精度。[结论]误差来源分析与修正对冬小麦解译面积核算精度具有重要影响,该研究为县级区域尺度下冬小麦面积提取核算提供了思路和借鉴。     

高管校友关系与业绩预测披露行为

本文考察高管对个人社会关系的依赖是否对上市公司的信息环境产生冲击;具体的,本文系统论证了高管校友关系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重要载体—管理层业绩预测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当公司与其供应商的高管之间存在校友关系或校友关系更广泛时,公司发布管理层业绩预测的概率和频数均显著下降,即高管校友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业绩预测,成为了供应链上的信息流通渠道.进一步分析显示,当公司的私有信息成本较高或经营环境更不确定时,校友关系对业绩预测的替代作用更强;而当供应商议价能力较强时,这种替代作用显著下降.此外,本文发现高管校友关系也显著降低了业绩预测发布的自愿性和及时性.最后,本文发现校友关系引起的业绩预测披露减少,削弱了外部信息使用者获取公司层面信息的程度,表现为股价同步性和分析师预测分歧度加大.本文结果表明,高管对个人社会关系的依赖降低了上市公司的信息环境质量,可能使中小投资者处于更弱势的地位,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市场公平性.本文将个人社会关系的经济影响拓展到信息环境领域,为社会关系如何影响公开信息披露行为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Go beyond tokens: Number and type both matter

Drawing upon token theory and critical mass theory, this study examines whether all female directors are equally considered as tokens. We argue that inside female directors are less likely than outside female directors to be considered as tokens because they are more powerful and influential. Using a 10-year sample of Chinese publicly listed firms on the Shanghai or Shenzhen Stock Exchanges from 2008 to 2017, we find that even one inside female director can mak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while outside female directors do not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CSR until their number reaches the critical mass (i.e., three).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predictions of token theory and critical mass theory vary across female director types. These findings contribute to the current literature by integrating female director typology with their numerical representation to explain their token stat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