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研究——来自京津冀城市群的经验证据

绿色发展是推进京津冀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举。文章基于2006—2019年京津冀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实证分析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在正、负外部效应双重作用下，产业协同集聚对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倒U”型影响，同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该影响效应存在产业异质性，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强的作用效果以及更高的拐点值，且产业协同集聚能够通过绿色技术效率及绿色技术进步“双引擎”作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可为如何依托产业协同集聚促进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贫困治理参与、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基于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视角

市场竞争在企业参与外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发挥创新激励作用吗?从这个问题出发,文章以中国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为研究背景,从宏观治理与微观治理两个层面,政府与市场两个视角,投入与产出两个维度出发,考察参与扶贫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使用2016-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先从投入维度实证验证了企业参与治理会在一定程度产生"创新投入挤占效应",即上市公司参与扶贫治理与其创新投入强度显著负相关.然而,更高市场竞争程度能显著降低"挤占效应",有效发挥创新作为根本动力的激励作用;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区分信贷资源和政商关系的异质性,这种"挤占效应"在信贷资源可得性较差、政商关系水平更低的参与企业中更加显著.机制研究表明,这种"挤占效应"通过政策性负担的增加、管理层业绩压力的降低而显著提升.最后,经济后果分析发现,企业参与贫困治理虽然挤占了其创新投入,却提升了创新产出,企业创新产出的数量与质量都得到了改善,参与治理为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带来了益处.本文的研究有利于加深对企业主体创新行为的理解,为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供了新思考,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与实践价值.     

环境规制、代理成本与公司绩效——来自化工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2014-2018年A股化工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环境规制、代理成本和公司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具有降低代理成本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能够对公司绩效产生积极影响.进一步地,将总样本按照地区进行划分,发现环境规制对代理成本的降低程度在东、中、西部地区无明显差异,但对公司绩效的提升作用存在地区性差异.具体来说,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会降低公司绩效,代理成本能削弱该降低作用;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会提升公司绩效,代理成本能强化该提升作用,以上结论在分地区样本中仍然成立,并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公司绩效的提升作用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国有风险资本与企业融资约束: 如愿以偿还是事与愿违?

我国国有风险资本是否实现了设立之初的目标,即是否纾解了企业融资困难呢?文章基于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和手动采集的国有风险资本数据对此进行了系统研究.实证结果稳健地显示,国有风险资本可有效缓解企业后续融资约束,我国政府参与风险投资活动是有效的.进一步地,高持股比例、多联合投资、高政治层级的国有风险资本对受资助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强;且国有风险资本对经济欠发达、低制度质量环境下的企业、面临高环境不确定性和高竞争程度企业、民营企业、成长期与动荡期企业能产生更大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国有风险资本既能通过认证作用显著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又能发挥政治关联的资源效应,包括显著促进银企关系和企业的商业信贷获取能力,并提升企业获得政府补贴的水平,从而减轻企业资金负担,缓解其融资约束.经济后果分析表明,国有风险资本能显著降低企业外部融资的股权资金成本和债务资金成本,帮助改善企业融资贵的难题,而且国有风险资本有助于企业在创新和经营方面的良性发展.但国有风险资本并未起到有效监督作用,不能缓解企业代理问题,尤其是会导致第一类代理成本的明显提高,而高管薪酬提升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据此,文章认为在未来的国有风险资本发展中,要把握"政府角色"介入的尺度,完善国有风险资本对企业的监督管理机制.同时适当兼顾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对中西部地区的国有风险资本发展提供适当且必要的帮助,以促进国有风险资本在新时期的长足发展.     

高铁开通促进了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吗?

本文基于2008—2018年非枢纽城市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高铁开通对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提高了非枢纽城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了其高质量发展.分组回归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对非枢纽城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中部地区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民营企业以及二线和三线非枢纽城市企业,而对东部和西部地区企业以及国有企业的影响不显著,对资源密集型企业以及一线非枢纽城市企业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拓展了高铁建设的经济后果研究,丰富了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的文献,对高铁建设的规划布局及其经济分布效应分析具有参考意义.     

劳动力老龄化阻碍了农业生产吗？———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利用２００２—２０１４ 年中国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基于空间杜宾计量模型（ＳＤＭ）实证分析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农业劳动力稀缺的背景下，老龄化虽然加剧了本地农业劳动供给的不足，但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诱致性技术变迁，推动了农业现代化，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而且老龄劳动力较高的农业生产专注度和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使得其对农业产出具有正向直接影响；同时，由于劳动力的流动性，其他地区老龄化的加剧也加深了本地劳动供给的不足，但表现为正的溢出效应。因此，应通过区域协同发展来提高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     

中国家庭股市资产价值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来自CHFS的微观证据

近年来针对股市资产价值变动与消费关系的研究多采用宏观数据，难以揭示股市资产价值变动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细节。为克服以上缺陷，文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分析股市资产价值变动对中国居民消费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股市资产价值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总体较弱，其中市值变动的财富效应主要体现在改善性消费上，而对饮食等日常必须消费和奢侈品消费影响较小，这可能与我国居民的收入结构和投资方式有关；（2）随着年龄增长，居民的收入分布和资产配置倾向发生改变，股市资产价值变动对不同年龄居民消费的影响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U型分布。研究结论揭示了股市资产价值变动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分布特征，为今后股市改革方向提供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