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变化与中国高储蓄

本文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出发点,并运用中国1989—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经济增长、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以及它们的交互作用对中国储蓄率的影响。我们通过不同的识别方式和各种计量方法实证检验发现：市场经济转型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与人口政策转变带来的抚养系数下降导致中国储蓄率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对储蓄率上升的贡献随着适龄劳动人口数量的增加而被强化,但会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被弱化。在使用了不同的识别方法与计量技术并控制了其他潜在影响中国储蓄率的各种因素后,我们的结果基本稳健。     

中国居民储蓄率真的过高吗?——事实与原因的综述

长期以来,国际上对中国高储蓄率问题的抨击提醒我们认清中国储蓄率特征事实的重要性。不同的计量方法下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差异表明研究成果只有在使用同样的定义、同样的度量方法和类似数据来源的情况下才具有可比性。在对中国储蓄率特征事实和原因的分析中,高经济增长率、人口结构因素、预防性储蓄动机一直是讨论的热点,随着资金流量表数据的丰富,储蓄结构也受到了学界的关注。而实证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醒我们不能轻易对中国储蓄率是否过高下判断。     

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影响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家庭的数据

本文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基于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CHIP)1988、1995、2002和2007年的调查数据,利用混合截面和虚拟面板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城镇和农村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呈现显著差异。农村家庭储蓄率随着老龄人口比重的上升而下降,但城镇家庭储蓄率却随着老龄人口比重的上升而上升。根据理论模型,本文发现城乡二元养老保险制度可以解释上述结论。考虑到中国也进入了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将进入城镇,同时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完善,我们认为人口老龄化本身不会降低居民储蓄率。     

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高储蓄率问题研究

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一直同高储蓄率相伴生的,传统观点支持直接鼓励消费,降低储蓄。尽管中国经济增长在最终要走到依靠消费拉动的增长模式上来,但在这之前如何看待高储蓄率与经济持续增长的关系仍显得十分重要,因为较高储蓄率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在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下有不同的表现,我们需要透过高储蓄率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来全面地看待其影响,并就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高储蓄率问题研究

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一直同高储蓄率相伴生的,传统观点支持直接鼓励消费,降低储蓄.尽管中国经济增长在最终要走到依靠消费拉动的增长模式上来,但在这之前如何看待高储蓄率与经济持续增长的关系仍显得十分重要,因为较高储蓄率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在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下有不同的表现,我们需要透过高储蓄率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来全面地看待其影响,并就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亚洲国家(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基于HW模型对中国“第二人口红利”的分析

笔者在对HW模型进行修正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亚洲国家(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储蓄率的影响,计量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于储蓄率的负面效应将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越来越严重;少儿人口比例的下降对于近年亚洲国家(地区)的储蓄率上升做出了贡献;把滞后储蓄看成内生或外生变量对方程影响较小,而在工具变量的选择中实际利率这一变量的添加与否对方程结果影响较大。人口老龄化时期要延续"人口红利"效应需要吸引更多积累财富进入养老保障体系以实现资本的保值增值,而不是依靠储蓄率上升使资本在代际之间转移。     

经济增长、社会保障和储蓄的互动性关系研究

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以及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方法,对经济增长、社会保障和储蓄的互动性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看,经济增长对社会保障有巨大的影响,但影响的方向存在不确定性,同时,经济增长也会促使储蓄率的上升。社会保障对储蓄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当社会保障转移收入提高,储蓄率也有相应增长,而储蓄率的上升并没有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此外,向量误差模型也表明经济增长、社会保障和国民储蓄率都受到自身滞后期的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工资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1995—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由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带来的人口抚养负担对经济增长产生的阻力能否由工资的正向调节配置而发生逆转呢?就此问题,利用中国1995—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以及多种识别策略实证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与工资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着重探讨了工资上涨对人口年龄结构和区域经济增长的调节效应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政策引致的总抚养比迅速下降有利于中国区域经济的增长,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与工资的交互效应显著为正,说明总人口负担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随着工资的上涨而被弱化,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随着工资的上涨而被强化。合理的工资上涨不仅能有效调节家庭资产配置、减轻社会人口抚养负担、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而且能够通过影响社会储蓄和消费影响作用于经济增长。     

劳动要素报酬、人口结构与中国居民储蓄

以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为出发点,分析劳动要素报酬、人口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并运用中国1978～2009年的数据对劳动要素报酬、老人赡养比、儿童抚养比与中国居民储蓄率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市场经济转型以来的劳动要素报酬高速增长、老人赡养比上升以及儿童抚养比的下降导致中国储蓄率不断升高,在此基础上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我国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分析

本文根据生命周期假说和家庭储蓄需求假说,建立了动态面板回归模型,用以分析近年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并分析了其他影响因素:我国居民储蓄率受惯性影响较大,因此,在短时间内,储蓄率应该不会产生较大的变化;其次它还受到少儿抚养比变化的影响,而由于我国当前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能会导致抚养比持续下降,那么这就会带来储蓄率的持续上升;同时老年抚养比的上升也会进一步提高居民储蓄率;最后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对居民储蓄率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如果不存在剧烈经济波动,居民储蓄率就不会产生大的变化或者趋势性改变.     

基础设施的外部性在中国的检验:1988—2007

基础设施作为一种投资既可以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溢出效应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在许多文献中得以验证,而国内有关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和溢出效应的文献并不多见。本文收集中国各省份1988—2007年的面板数据来验证三大网络性基础设施(即交通、能源和信息基础设施)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溢出效应;能源基础设施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这主要是由我国的能源使用效率低所决定的。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将会继续加速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国际化,从而形成未来我国持续、稳定高增长的强大动力。     

多维人口结构变动的交互经济影响——基于老龄化、城镇化和市民化视角的考察

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 城乡结构城镇化与户籍结构市民化是中国人口结构变动的三大趋势特征, 并将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多重冲击与交互影响. 考察人口多个维度结构变动对经济的综合影响, 对更好地把握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人口经济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本文基于2001—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这种交互影响进行了考察. 结果表明, 人口老龄化、城镇化和市民化趋势会对经济增长分别产生负面、 正向以及U型影响. 从交互影响看, 随着人口城镇化与市民化进程的推进, 将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 而老龄化程度的加剧会弱化城镇化与市民化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 市民化则有助于改善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 这表明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 尽早以市民化助推城镇化是实现经济较快增长的有效途径.     

银行信贷、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压力

本文基于中国宏观经济金融的现实环境,通过构建反映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内在联系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2005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对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现实宏观经济环境下,银行信贷不仅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且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但这种影响会随时间的变化而逐渐趋弱。短期内,银行信贷对物价水平的影响为负,而且影响较弱。但长期来看,银行信贷对物价的影响将趋正。这表明,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大规模的信贷投放对宏观经济的回暖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我国宏观经济企稳回升的后危机时代,商业银行应合理把握信贷投放节奏,增强信贷支持经济发展的均衡性和可持续性,避免形成通货膨胀预期。     

非国有经济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影响机理研究——来自VEC模型的新证据

转轨以来,中国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的数量扩张.这是因为,经济非国有化改革作为一种制度创新,是一种增量式改革.这种改革使得体制内利益在未受影响的条件下,实现了帕雷托式的增长.然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带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比改善.这是因为,中国民营企业发展一般都过分强调以利润为中心,忽略环境成本,并且由于融资困难等因素导致了其技术创新能力的弱化;其次,中国引进的外资不仅在技术和管理创新的扩散效应上没能达到预期效果,而且日益增加的加工贸易通过转移定价方式使中国经济不能充分享有出口增长带来的利润贡献.     

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的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中国30个省(市、区)2000-2005年面板数据,对FDI与外贸的环境污染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对外贸易与FDI整体上都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其中,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小;出口与FDI加剧了中国环境污染;进口贸易可抑制环境污染,但作用比较小;人力资本具有显著的促进经济增长与抑制环境污染的双重功能.本文的政策建议是,调整出口与引资政策,发展教育,促进人力资本积累.     

谈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 I)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中国吸收FD I的地区分布呈现出非常明显的非均衡特征。这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市场竞争、收入分配、综合竞争等方面阐述了FD I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经济增长路径分析(1949～2009)(下):计量经济学层面

为分析1949～2009年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态势及其路径演进,明确当下中国经济处于何种增长区间,以及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构建了改革演进的理论框架,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增长路径分为4个阶段。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通过放宽限制条件,构建计量经济模型拟合中国经济的增长路径。以整体推进阶段的实证数据检验模型的正确性并得出结论:中国的经济增长尚处于经济起飞阶段;下一阶段仍将维持经济的高位增长,具有可持续性。     

国际贸易、技术转移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工业产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工业产业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国际贸易的技术转移及其技术外溢效应对中国技术水平提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国际贸易渠道来自OECD成员国的技术转移对中国工业产业的技术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美国和日本通过国际贸易对中国工业产业技术进步的拉动作用明显高于其他发达国家。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经济增长路径分析(1949～2009)(上):制度经济学层面

为分析1949年～2009年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态势及其路径演进,明确当下中国经济所处增长区间以及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文章构建了改革演进的理论框架,将新中国成立的经济增长路径分为4个阶段。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通过放宽限制条件,构建计量经济模型拟合中国经济的增长路径。以整体推进阶段的实证数据检验模型的正确性,并得出结论:中国的经济增长尚处于经济起飞阶段;下一阶段的经济仍将维持在高位增长,具有可持续性。     

中国经济增长模型的设定:1952—1998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能够刻画我国的经济增长吗 ?如果能 ,那么哪类经济增长理论能比较好地刻画我国的经济增长呢 ?围绕这些问题 ,本文从实证和理论两个方面展开讨论。在实证上 ,本文采用Jones( 1 995)实证检验新增长理论的方法 ,针对各类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特征 ,实证分析了 1 952— 1 998年间我国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 ,结果发现这些典型事实明显地拒绝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和R&D类型增长理论 ,相对而言 ,比较支持AK类型增长理论。另外 ,我们还发现以综合要素生产率测量的技术进步 ,不是我国1 952—1 998年间经济增长的引擎。在理论上 ,本文从“边干边学”的角度 ,把“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建设道路”纳入经济增长模型 ,证明了其本身可以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 ;同时回答了为什么AK类型增长理论能够刻画我国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