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下，提升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增强城市经济韧性是应对外部冲击、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结合2011年至2019年27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空间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不仅可以增强本市的经济韧性，而且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推动周边城市经济韧性水平的提升；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本市与周边城市经济韧性的正向影响显著，而数字化程度的推动作用则并不显著；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程度会因为城市地理位置、行政级别以及自然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数字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城市创业活跃度以及减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路径间接增强城市经济韧性。因此，需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进城市间的经济活动联系，提升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结合城市特质规划数字产业布局，提升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程度；激发城市创业活力、调节城乡收入分配机制，打通数字金融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间接路径。     

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

文章基于城市经济韧性的科学测度，利用中国2005—2019年26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市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提升，这一结论在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激发创业活跃度和创新活跃度两大机制最终促进市域经济韧性提升。(3)空间效应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经济韧性提升存在正向溢出效应。(4)异质性分析发现，相对于中西部城市及外围城市而言，东部城市及中心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市域经济韧性的促进效应更强。文章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含义：加大数字经济发展力度，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作用，是提升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重要途径。     

创新型城市试点的创新集聚效应分析：一项准自然实验

创新型城市试点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城市创新集聚的积极探索。基于2003—2018年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多时点DID模型全面检验创新型城市试点的创新集聚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城市创新集聚水平;试点政策对中、西部地区和大、中型城市创新集聚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试点政策通过匹配机会、创新公共设施共享及隐性知识溢出,对城市创新集聚产生正向中介效应,通过匹配质量和劳动力市场共享机制产生负向中介效应。     

智能服务赋能创新型城市群建设路径研究——实体与虚拟产业集聚视角

从实体集聚与虚拟集聚双重理论视角,基于2011—2019年我国271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门槛面板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智能服务水平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智能服务水平提升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广度和深度具有正向影响;受网络外部性影响,智能服务水平与区域创新数量呈“U型”单门槛特征,与区域创新质量呈先降后边际效应递增的双门槛特征;智能服务通过降低实体集聚要素流动的拥塞效应、增强虚拟集聚要素流动的溢出效应提升区域创新绩效。通过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中西部地区、外围城市以及其它城市群,智能服务对区域创新绩效的积极效应在东部地区、中心城市以及京津冀、长三角、成渝和长江中游城市群更显著。     

数字经济是赋能城市创新的新动力吗——基于272个城市的实证研究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以数字经济带动城市创新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思路。选取2015—2020年我国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的赋能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城市创新力,且城市行政等级越高,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力的赋能效应越强,利用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后,这一结果仍然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创新存在多种门槛效应,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PE/VC活跃度越高,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力的赋能效应越显著。     

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集聚、技术进步与碳排放强度——基于空间计量和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

以长三角2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技术进步能否作为经济集聚影响碳排放强度的中介变量,稳健性检验保证结果可靠性。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经济集聚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呈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2)长三角城市群的技术水平能在地区之间相互溢出,经济集聚可以促进技术进步。(3)经济集聚不仅对碳排放强度产生先促进后抑制的直接影响,又能通过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强度发挥间接的抑制效应,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     

产业协同集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一个中介效应模型

提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通过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并基于2009—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产业协同集聚通过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直接促进作用,并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发挥积极部分中介效应,即产业协同集聚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由传统模式向创新驱动模式转型。基于行业异质性,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通过区域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部分中介效应强度高于传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     

数字经济、创新活跃度与农业现代化转型

选取2011—2020年中国2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利用面板数据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以及面板门限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农业现代化转型的影响以及作用路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农业现代化转型具有直接促进作用，即数字经济发展可加快农业现代化转型步伐；创新活跃度在数字经济与农业现代化转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为18.91%。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在创新活跃度促进农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具有门限效应，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创新活跃度对农业现代化转型的边际效应更大。     

数字金融能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基于2011～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17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广义系统矩估计(SYS-GMM)方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数字金融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推动技术进步从而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但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化程度对经济发展质量的驱动效应存在差异,就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力度而言,使用深度最强,覆盖广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弱.并且,数字金融对中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驱动效应也存在差异,东、中部地区的正向影响显著,西部地区的正向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区域创新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均在数字金融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中介效应.文章的研究结论将为提升经济质量效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靠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长江中游城市创业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近年来长江中游城市的经济增长迅速，已成为国家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重要承载地和发展引擎，创新创业在其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章选取长江中游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实证评估2013—2021年长江中游城市创业水平及其空间分布情况，同时运用空间滞后模型（SLM）匹配探讨长江中游各地级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13—2021年长江中游城市创业水平均有所上涨，区域间、城市间的空间差异显著，主要以高创业活跃度的环长株潭地区为核心，集聚效应较强，且有向周边地区逐渐扩散的特征。在众多影响因素中，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人力资本、交通条件、信息水平是造成城市间创业活跃度空间分布差异的重要来源。     

科技金融政策能否提升科技人才集聚水平——基于多期DID经验证据

科技人才是实现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要素,而科技金融政策是推动我国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地区科技人才集聚的积极探索。以科技金融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2004—2019年全国281个城市面板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科技金融政策对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科技金融政策显著提升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科技金融政策主要通过政府干预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和创新驱动效应提升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科技金融政策对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的影响随着城市行政级别的提升呈现“边际效应递增”规律。据此,提出对策建议,包括推进科技金融政策有序扩散、强化试点政策的科技人才集聚效应并扩展作用路径、设计科技金融政策梯度发展战略、促进地区间均衡协调发展。     

土地供需结构错配对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的影响

土地要素配置对于城市创新驱动创业的影响已成为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议题。从供需错配视角出发，分析土地供需结构错配对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土地供需结构错配降低了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并且居住用地和商业服务业用地供需错配对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的负向影响大于工业用地供需错配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土地供需结构错配对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的负向影响不仅存在显著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而且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升、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互联网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强。机制分析表明，土地供需结构错配通过抑制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破坏创新环境、削弱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提高住房价格，降低了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     

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1—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以及消费升级和研发投入强度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消费升级、研发投入强度分别在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中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和双重门槛效应。进一步的地区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仅对中西部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起到提升作用,消费升级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出双重门槛效应与单一门槛效应,研发投入强度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均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数字普惠金融应用于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研究,为高技术制造业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创新韧性提供实践启示。     

经济集聚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

本文利用2004～2018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研究了经济集聚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集聚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韧性的提升。将经济集聚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路径分解为多样化集聚和专业化集聚后发现,多样化集聚显著提升了城市经济韧性,专业化集聚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进一步将城市按照规模和区位进行划分后发现,大城市经济集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中、小城市;东部城市经济集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城市;多样化集聚对提升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经济韧性作用显著,专业化集聚对提升小城市的经济韧性作用显著;多样化集聚对东部城市经济韧性促进作用最大,对西部城市促进作用最小;专业化集聚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均不显著。本文的研究对推进差异化的城市化战略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环境宜居、人力资本与城市创新

基于2005-2017年271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以及动态门限面板模型实证检验环境宜居、人力资本与城市创新三者之间关系,结果表明:环境宜居对城市创新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区域间存在较大差异;人力资本在环境宜居促进城市创新上起到了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环境宜居对城市创新存在单重门槛效应,表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特征。应加大城市基础设施投入,提升城市宜居水平,同时发挥人力资本对创新的中介效应,最终形成环境宜居、人力资本积累和城市创新的良性循环。     

金融开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实证证据

如何引导金融开放战略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局是当前中国经济的重要课题之一。基于2005—2021年2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考察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金融开放能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驱动器”式的激励作用,该结论经内生性处理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金融开放会通过激励企业创新、提升创业活跃度等渠道优化经济发展质效。调节效应检验发现,营商环境越好、金融结构偏向市场型的地区,金融开放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大;且两者的调节作用存在显著的非线性门限效应,当两者都跨过一定门限区制之后,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果大大增强。此外,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金融开放的空间溢出效应也得到了证实。研究结论为深化金融改革开放、提升经济发展质效及优化营商环境与金融结构提供可靠理论依据。     

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活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可得性能够为各行业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金融服务,进而增强整体创新活跃度。文章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探索2011—2020年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活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及渠道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创新活跃度具有一定影响,能够促进本地创新活跃度提升,但对周边地区创新活跃度提升的影响还未显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类型创新活跃度的作用效果存在异质性,能显著提升技术创新活跃度、开放创新活跃度、活动创新活跃度,但无法提高制度创新活跃度;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提升创新产出水平、降低金融服务成本的间接方式,提高创新活跃度。有鉴于此,需出台叠加支持政策,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增强金融科技赋能,精准提升创新能力;开展区域协同合作,促进产业创新集聚。     

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与传导机制

将2015年开始的全面创新改革试验作为一项准自然试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基于2008-2018年中国内地31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评估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进一步,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从财政手段和金融手段两条路径实证检验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传导机制。结果发现：全面创新改革试验能够显著提升试验区创新能力,这一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与安慰剂检验后仍然稳健。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市场活跃度、人力资本水平和产业结构均对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经济开放度的影响效应不显著。此外,全面创新改革试验通过财政手段和金融手段有效提升试验区创新能力。未来,政府应加大对科技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提高财政研发投入,加快科技与金融结合步伐,不断促进各创新要素集聚与协同。     

互联网金融发展提升了区域创新效率吗——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1—2018年全国30个省份（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因数据缺少剔除）的面板数据,利用随机前沿模型测度中国区域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对互联网金融发展与我国区域创新效率提升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发展与区域创新效率均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互联网金融发展主要通过加速金融发展与人力资本积累等对区域创新效率产生正向影响,该影响也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国家高新区改善了资源型城市的环境质量吗

作为中国探索创新驱动战略的先行区,国家高新区已成为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使用2005-2016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了国家高新区对资源型城市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高新区能够显著减少资源型城市的污染排放总量与人均污染排放量;国家高新区的环境改善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与东部相比,中西部资源型城市的国家高新区具有显著的污染抑制效应;对资源型城市所处成长周期进行考察后发现,国家高新区有效改善了"成熟型"与"衰退型"城市的环境质量;基于中介效应的机制路径分析表明,国家高新区显著提升了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进而有效降低了资源型城市的环境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