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创新战略规划政策工具比较研究

基于Rothwell和Zegveld的政策工具理论,以中国《“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和美国《2015年美国创新战略》的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对中美创新战略规划的政策工具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中美两国使用的环境型政策工具最为频繁,同时中国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比率高于美国;两国使用供给型政策工具的比例相当,但中国供给型政策工具的内部机构不尽合理;两国使用最少的为需求型政策工具,中国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比例尤其低。与美国相比,中国在个别政策工具运用方面存在过溢、错位、缺位等不良现象,就此借鉴美国政策工具的运用经验,提出了完善中国创新战略规划政策工具布局的建议。     

区域创新政策多维度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与构建

创新政策内容主体包括供给导向、需求导向和环境支持导向等创新政策,创新政策评价指标包括政策协同度、政策强度和政策完善度3个维度。采用政策赋值量化法与模糊数学方法构建多维评价指标,指出在创新政策设计中,我国应更多采纳需求导向型和环境支持导向型创新政策体系,更加关注创新政策协同度和完善度,以引导创新型企业、创业型大学和创新中介机构在创新资源配置中发挥主体作用。     

创新政策工具组合、创新能力与创新绩效研究

基于2008-2018年我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创新政策工具及其交互项对创新能力及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①供给型和环境型创新政策均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创新数量增长，需求型创新政策对创新能力及创新绩效的影响均不显著；②需求型、环境型和供给型创新政策两两交互项能够显著提高基础创新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并显著增加创新数量，但对创新质量均呈显著负向影响；③需求型与供给型以及需求型与环境型创新政策组合功能呈协同互补性特征，供给型和环境型创新政策组合功能呈竞争性特征；④基础创新能力在创新政策工具对创新质量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技术创新能力在创新政策工具对创新数量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创新政策工具组合、创新能力与创新绩效研究

基于2008-2018年我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创新政策工具及其交互项对创新能力及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①供给型和环境型创新政策均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创新数量增长，需求型创新政策对创新能力及创新绩效的影响均不显著；②需求型、环境型和供给型创新政策两两交互项能够显著提高基础创新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并显著增加创新数量，但对创新质量均呈显著负向影响；③需求型与供给型以及需求型与环境型创新政策组合功能呈协同互补性特征，供给型和环境型创新政策组合功能呈竞争性特征；④基础创新能力在创新政策工具对创新质量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技术创新能力在创新政策工具对创新数量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政策需求分析——以智能交通为例

由于颠覆性技术创新具有科学突破性、长周期性、替代性、产业爆发性、价值跃迁性等特点,需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行不同的政策支持,特别是对于政府导向的重大颠覆性技术创新,更需要在关键技术研发和应用场景创造方面给与大力支持。智能交通作为政府导向的颠覆性技术创新,随着智能交通技术由基础技术体系、关键技术向技术融合发展转变,其政策支持也经历了由支持基础研发为主的供给型政策到以支持应用示范为主的需求型政策,再到以财税优惠和产业规制为主的环境型政策的转变。同时,本文认为应该注重颠覆性技术的阶段识别和应用场景开放,完善早期的培育政策和后期的市场引导政策,才能更好的促进我国颠覆性技术的产生和发展。     

双重视角下颠覆性创新的政策文本分析

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加速孕育,颠覆性创新带来的社会影响效应逐步增强,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文章以中国国家层面的颠覆性创新支撑政策为样本,构建政策工具和创新价值链的二维分析框架,采用内容分析法,基于扎根理论,对中国面向颠覆性创新的支撑政策文本信息深入挖掘.研究结果指出:三类政策工具中,供给面政策工具使用最为频繁,而需求面的创新支撑政策相对较少;创新价值链演进过程中,政府更倾向于技术研发阶段的政策支撑建设;在政策工具-创新价值链的关系维度下,技术研发阶段主要应用的是供给面政策工具,环境面和需求面的政策影响效应有限;不同政策工具下,其内部的政策类型结构差异性显著.研究结论为中国面向颠覆性创新的政策体系优化提供政策启示.     

我国重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在对我国12家重点工业企业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归纳出我国重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建设要关注的6个问题: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有待进一步加强;企业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产业链创新能力的建立难以突破;国内市场需求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面临深化问题;技术创新国际化面临严峻挑战;人才问题成为制约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瓶颈。然后,从供给导向、需求导向和创新环境建设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政策工具视角的物联网产业发展政策研究

物联网被称为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政府的政策工具选择对物联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物联网产业,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措施促进物联网产业的发展。从政策工具角度,采用统计分析等方法具体分析我国物联网产业发展的政策特点,发现现有政策工具存在结构性问题：环境型政策工具应用过溢,需求型政策工具不足,政策工具内部结构性问题以及政策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为此应进行政策工具的整体优化,注重政策的系统性、针对性和配套性。     

引入政策维度的技术路线图分析工具创新

现有政策与产业研究往往把创新政策作用机制视为一个黑箱,缺乏对政策与产业发展互动关系的深入阐释。在传统技术路线图分析框架中引入政策维度,构建了政策-技术路线图（P TRM）分析框架,剖析了供给面政策工具、环境面政策工具和需求面政策工具对技术演进及产业发展的作用机制,并通过P TRM框架在中国风电产业发展分析中的应用,进一步探究了不同类型政策工具在产业技术演进中的作用。     

创新导向的政府采购及机制设计

梳理了创新政策、政府采购与创新导向的政府采购政策之间的理论关系,给出了为何创新导向的政府采购是引导技术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的理论依据。从创新导向的视角,针对传统政府采购政策在创造创新需求市场、协调市场信息不对称、促进共性基础技术研发等方面作用的缺失,将技术路线图技术引入政府采购政策制定机制,优化创新导向的政府采购政策制定策略。     

中国高技术产业扶持政策差异性研究

从需求面、供给面、环境面3个层面,选取中国最具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北京、天津、深圳、西安、成都5个城市产业扶持政策进行研究。通过对五城市高技术产业政策条款进行编码、结构化和内容分析,指出五城市高技术产业政策在需求面、供给面、环境面具有明显的偏好差异,深刻剖析不同城市在高技术产业政策工具运用方面的差异和共性,可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和完善高技术产业扶持政策提供借鉴。     

“互联网+”背景下全要素网络及产业集群生成机理与模式

要素共享与能力协同是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来源,对产业结构高端化具有重要意义。作为要素存储载体和流转媒介,全要素网络能够实现资源汇集与整合、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与利用,有利于能力协同。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全要素网络理论的产业实现提供了环境条件。在“互联网+”背景下,产业集群能够寻求更大范围、更具深度、更有效率的要素共享模式,这将颠覆传统产业集群业态,进而塑造出一种全新的产业集群生存形态。由此,在分析“互联网+”环境全要素网络运行机制的基础上,探讨全要素网络维力作用下的产业集群生成机理,明晰产业集群生成的3种模式,即供给导向型、需求导向型、供给-需求融合型,可为“互联网+”背景下政府进行传统产业集群转型升级与新兴产业集群培育提供政策指引。     

中国和印度股市波动性的比较研究

作为“金砖四国”中的成员,中印两国股票市场具有较强的可比性。比较分析金融危机发生后两国的股市波动性特征,对中国股市发展具有理论和现实双重借鉴意义。文章利用ARCH族模型对上证综合指数和印度孟买30指数日收盘价数据展开实证研究,比较解析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印两国的股市波动性特质,分析表明可变性和波动集簇性是两国收益率波动均呈现出的明显特质,而且印度比中国有更强的显示度;此外,中印两国股市收益正的风险溢价表现不显著;杠杆效应在上证综合指数收益率和印度孟买30指数收益率中均有体现,而且杠杆效应在印度股市的影响要高于中国股市。这对于确保中国股票和证券市场持续、稳定、强劲发展具有显著的理论说服力及重大的实践意义。     

中央政府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本分析(2006—2015)

文章采用"类定量化"文本分析法,对我国生物医药产业自2006年1月到2015年4月的43份政策文本从文本数量、政策主体、政策维度和产业价值链维度四个方面进行频数统计和定量分析。研究发现,我国生物医药产业政策具体可操作性较弱,宏观政策指导下应加强可操作性政策的制定与落实;非制度性、行政化手段为主,市场化运作不足,需在行政化手段与市场化手段之间进行合理取舍;政策结构呈非均衡化增长,应降低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频率,有效增加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与使用力度;人才与专利政策支持匮乏,需加大人才专利类政策支持力度。     

我国融合创新政策演进与评价研究北大核心

融合创新是科技突破和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建立完善的融合创新政策体系至关重要。构建融合创新政策分析框架,利用文本挖掘、社会网络、政策工具和PMC指数模型方法,从政策主题演进、政策工具使用、政策关系网络和政策量化评价4个方面,对我国2001—2020年融合创新政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融合创新政策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政策关键词数量和共现频次显著增加,但专门针对融合创新的政策数量少、涉及领域有限且量化得分相对较低;政策工具使用以面向长期的供给型和环境型为主,见效相对较快的需求型工具应用较少;政策网络已初步形成,但政策间联系不够紧密,存在较多孤立点,顶层政策设计尚不健全,政策间协同关系有待加强。最后,针对我国融合创新政策的发展特点和现存问题,为更科学有效地制定和实施融合创新政策、完善政策体系提出建议。     

技术创新管理:来自亚洲企业的贡献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商业环境动荡性不断增强,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可持续增长成为企业面临的共同问题。通过案例分析,研究了亚洲中印两国企业技术创新管理新范式。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借助协同创新、反向式创新等发展模式正逐步向以知识与创新为基础的经济模式转型,印度企业的朴素式创新以及节俭式创新发展模式也为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科技政策组合的技术创新协同效应研究 ——供给侧—需求侧视角

利用2013-2016年中关村园区企业数据,将创新划分为创新倾向、技术绩效和经济绩效,以政策供给侧的政府补贴、税收优惠及需求侧的政府采购为研究对象,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分析供需两侧科技政策组合的技术创新协同效应。结果表明：政策支持对技术创新存在激励效应,供给侧政策对创新倾向的激励效应最强,而需求侧政策对创新绩效的激励效应更显著;不同的科技政策组合形式均对技术创新具有激励作用,并且科技政策组合对技术创新存在协同效应。     

中印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比较研究

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迅猛发展、国际经济格局深度调整的背景下，一国科技战略与政策愈来愈明显地表达出国家竞争战略的意志。同为金砖五国中的两支重要力量，中国与印度两国的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一直备受关注。以印度《2013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与中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为例，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二者异同点，发现其均是全球科技产业变革的产物，且将科学技术产业化和人力资源建设作为政策的核心内容；但在发展程度上中国的科技创新政策总体领先于印度，而印度的包容性创新理念也值得中国借鉴。最后，有针对性地从民生建设、人才培养、产业集聚等方面提出了有利于完善中国特色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的对策建议。     

中国对印度的商品出口现状分析

随着中印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两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迅速提高。在此背景下,两大邻国之间的贸易从理论上来看也应该得到相应的发展和深化。然而,本文通过对1992年以来中国对印度出口数据的分析发现,尽管过去20年中国对印度的出口绝对量增长很快,但是从相对量来看,中印双边贸易强度一直低于其它主要贸易伙伴,近年来甚至有中国对印度出口不断乏力的趋势。文章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对印度的出口结构和贸易成本并发现,导致对印度出口乏力的主要原因有:出口契合度低、产业内贸易低、贸易成本下降的空间有限等。     

我国制造业技术发展新趋势及政策调整

制造业产业技术的发展水平作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之一,需要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及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发展实际。当前,我国制造业产业技术发展困境表现为制造业产业技术市场化进程缓慢、缺乏核心竞争力、技术创新环境有待优化。我国制造业产业技术发展新趋势表现为智能化制造趋势凸显、技术创新驱动制造业向低碳化转型、依托技术创新突破行业核心技术、制造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逐步形成。需要以产业技术政策调整和完善为抓手带动制造业转型升级,这就需要适应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促进产业技术政策参与制定主体由单一走向多元、原动力由政府管控转向由市场需求决定,产业技术政策由投资型政策转向激励型政策,最终推动我国由"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